文藝青年被打反革命 未入洞房先進牢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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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年近而立的青年，風流倜儻，一表人才，正準備迎娶自己的美麗新娘，豈料禍從天降。因為組織參加劇社，這個素無政治野心的文藝男青年，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未入洞房，先進牢房，為我們今天反思結社自由的憲法權利，演奏了一曲欲哭無淚的悲歌。

1958年11月17日，杜良驥作為反革命集團的首要分子之一，被判有期徒刑12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報導這一新聞的湖北官方報紙說，杜良驥參加了一個名為「海鷗劇社」的反革命集團。這個以反動軍官、流氓阿飛、壞分子、叛黨分子為骨幹的反革命集團，混進了武漢文藝界，他們打著「同仁劇社」的幌子，幹著叛國投敵的勾當。

報紙在報導他們的反革命罪行時，強調了兩點：一個是投敵叛國，這個反革命集團的幾個首要分子，曾經密謀取道香港，逃往臺灣，投靠美國和蔣介石集團；另一個是「上山打游擊」，投敵叛國的計畫失敗之後，他們打算赴東北打游擊，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神勇的公安機關偵知了他們的陰謀活動，一舉摧毀了這個反革命集團，首要分子無一漏網。

很多年以後，一份整理武漢文史資料的刊物，根據當年的那則官方報導，重述了「海鷗劇社案」。滿紙荒唐言，勾起杜良驥一把辛酸淚。

當年那則官方報導刊發之前的某個夜晚，一輛警車撕碎了杜良驥的美夢。他剛剛和一個芳名為「玉」的女教師，去照相館照了一張訂婚照，照片上，他西裝領帶，襯衫筆挺，面帶微笑，那個女教師燙著捲髮，身著30年代《金粉世家》中鑲邊繡花女式唐裝，溫柔美麗，一臉藏不住的幸福。再過6天，他們就要喜結連理，共赴美好生活。他討厭警車的胡攪蠻纏，他抗爭，他不明白自己怎麼會陷入莫名其妙的牢獄之災。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抗爭有何意義？待他慢慢冷靜下來，他知道了，禍根原來是「海鷗劇社」，一個業已申請但是未獲批准的民間文藝團體。

1957年2月，毛澤東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談到「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促進藝術發展的方針」，「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在「三個方針」的宏大背景下，北京傳來政府允許民間創辦劇團開展戲劇演出的小道消息。宏大背景外加小道消息，讓熱衷演戲、小有名氣的杜良驥，高興了好一陣子，當同道中人倡議設立民間劇團，他不但積極響應，還為這個尚未誕生的民間劇團取了一個名字。

彼時供職於中國戲劇家協會武漢分會的杜良驥，畢業於國立戲劇專科學校表演系，算是科班出身，是個行家。在那個以蘇聯為師的年代，蘇聯某個著名劇院的大幕上展翅飛翔的海鷗標誌，激發了他的靈感。他提議，「海鷗」這個充盈著革命浪漫主義氣息的名字，應該成為他們新設立的劇社的名字。受聘為導演的杜良驥，熱情洋溢，不但參與修訂了最後的劇社章程，還跟他人一道去武漢市文化局找局長，為他們的劇社申請「准生證」。

說來說去，關於海鷗劇社，杜良驥就干了這麼一點事。

可是，在那個反右鬥爭風起雲湧的特殊時代，就是這麼一點事，將他變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杜良驥自己說，將海鷗劇社定性為反革命集團的兩大「犯罪事實」，無論是「投敵叛國」，還是「上山打游擊」，都是小人物在非常背景下鬧出的笑話。

所謂「投敵叛國」，實質是慌不擇路。反右的日子裡，杜良驥偶然發現一個不懂文藝的馬列幹部將他和其他幾個人列入了右派名單，他趕緊通風報信，聞者一下就懵了，一群沒見過什麼世面的小知識份子嚇呆了，慌亂之下，尋思著南下廣州，逃往香港，等到真的到了火車站，徘徊了一陣子，感覺前路茫茫，又各自回家了。所謂「上山打游擊」，純屬挨批挨整之後的酒後氣話，不值一提。可是，捕風捉影的政法幹部們，硬把酒後氣話寫進了判決書。

杜良驥覺得委屈的是，他既沒有「投敵叛國」的行為，也沒「上山打游擊」的言論，卻也牽涉其中，無端地做了十來年的牢。儘管20多年後撥亂反正揭掉了「右派」、「反革命」帽子，為他和朋友們平了反，但靈魂深處的那份憂傷，怎麼也不能隨風而去。

2000年以後，垂垂老矣的杜良驥將自己的遭際撰寫成《武漢「海鷗劇社案」內幕》，發表於《武漢文史資料》，字裡行間，淚痕閃爍。他們幹啥了，不就是組織一個海鷗劇社嗎？文化局沒批准，他們馬上就停止了活動，怎麼就成了反革命集團了？是的，平反了，落實政策了，可是，30多人牽連其中，或判刑，或坐牢，或免職，或降級的悲慘命運，能夠因為一紙否定原判的新的判決書而煙消雲散嗎？逝去的青春再也不會回來了。

夜讀杜良驥的個人歷史，令我感慨唏噓的，不僅僅是他和朋友們的個人命運，還有結社自由的憲法性權利。

結社自由，白紙黑字地寫在很多國家的憲法當中，我們國家的憲法也鏗鏘有力地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享有結社自由。從遙遠的黑漆漆的洞穴走向現代文明的人類，之所以將自由結社作為公民權利寫入憲法，是因為人類的經驗表明，允許人們在共同領域組建社會團體，既有利於人在私人場域中的解放，有利於文藝之花的綻放，有利於慈善之光的輝耀，也有利於公民在公共領域對抗國家專制的淫威。

杜良驥和大夥籌辦海鷗劇社，說到底，不過是幾個公民行使自由結社的憲法權利，如果當時沒有社團管制，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跑到文化局尋求批准。本來文化局沒有理由不批准，自古以來，文人相聚以詩，志士相會以義，演員相歡以戲，因緣而起，緣盡而散，高興而來，開心而去，關政府屁事。跟你文化局聯繫，按理，最多備案一下，可他們非要審批，審批就審批吧，不准就不准吧，怎麼上下折騰幾下，硬是把社團弄成了反革命集團！

出獄之後，尚未平反的杜良驥，舉目無親，四顧茫茫，昔日戀人在痴痴苦苦等待8年過後，另嫁他人，他能留下的只是那張訂婚照。不知是迫於時局，還是姻緣如此，這個戴著右派、反革命帽子的文藝男中年，被發配到湖北某個偏遠的貧困鄉村，入贅一個帶著5個孩子的寡婦家庭，寡婦所在村莊的大隊黨支部書記向他保證，從此不會有人再整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