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私人記錄：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圖)

知青集體向中央調查組下跪要回城（資料圖）

在隴西的日子裡

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西北局決定把一批「長期從事理論研究，脫離實踐工作」的幹部帶薪下放到西部五省的基層生產隊去，父親亦在此名單上，媽媽決定攜全家人與父親同往，就這樣我們家搬到了乾旱少雨的甘肅省定西地區隴西縣。在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問世以來，這個「苦甲天下」的地方被很多人熟知。其實當時我所在隴師附小班上就有定西福利院分來的孤兒，只不過我在班上的時間短，升入初中後就與她們失去了聯繫。到了隴西生活習俗「入鄉隨俗」，我需要很快地學會如何生活。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後三項可以略去，隴西人不吃醬油，也沒有醬油賣，醋是憑購物本定量供應的，每人每月二兩，多了也不用想，「茶」在大人看來是奢侈品，能弄到一二兩「陝青」末子喝喝就已經很享受了，而我們小孩對此不熱心，但是前四項理應該加上「水」，定西地區嚴重缺水，坊間裡都有「一碗油換不出一碗水」的說法，可見「水」寶貴到什麼程度，所以對我來說，是開門五件事，我已經寫過關於「水」的故事，這裡就不贅述。這幾年也是我對生活最貼近、最理解、感觸最深的時候，我的的確確認識到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生活的艱辛，對「過日子」這幾個字有了切實的感受，懂得了社會底層期盼的幸福意味著什麼，也開始思索為什麼社會主義時期整天勞作的人們連基本的溫飽都滿足不了。

弄「燒的」

開門五件事裡的「油和鹽」，也沒有太多「發揮」的地方，只能省著用，油是憑糧本供應，每月每人二兩，實在不夠的話，可以偷偷私底下買些「黑市」油，如果叫城管（那時不叫「城管」，叫「糾察」）看見了不但東西會被沒收，買賣雙方都要被叫去辦「學習班」。鹽的供應要好一些，只記得有一陣子沒有精鹽賣，我們買來粗糙的大鹽粒子自己搗碎了用。

開門頭一樁是「柴」，在現在的孩子們身上幾乎毫無意識，打開煤氣就能做飯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而那個年代我們所在的小縣城，作為城鎮居民每月有定量供應的煤炭，所謂煤炭，全憑當時的運氣，有時是煤末，有時是煤磚，趕上好的話還能碰到煤塊。那時大人們不是在「學習班」裡，就是在「勞改工地上」或者在「五七干校」裡，反正從此後我們就全憑自己能力「自然天成」了，長成啥樣算啥樣。從父親成為「黑幫」開始，我們兄妹三人似乎一夜之間就長大了。拉煤對於有男孩子的人家來說並不是難事，反正家裡從來也沒有把我當女孩子養著，我留著極短的運動頭，跟著哥哥弟弟混在一幫男孩堆裡分不出彼此，應付這類體力活也不在話下。而且對我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這還是一樁快樂大於勞累的遊戲，是一次歡快的郊遊。每次買煤去的時候，我和哥哥輪流拉車其餘兩人快跑，如果再有其他去買煤的夥伴，就更有意思了，十足的車馬大戰，幾架狂奔的板車，載著幾位半大小子，裝煤的麻袋是盾牌，板車上的擋板是武器，繩子綁上土塊是流星錘，一路上打打鬧鬧甚至還來不及盡興就到了煤場。過磅裝車後回去的路上就沒有來時那麼輕鬆，哥哥駕轅是主拉，我或者在旁邊套一根繩子當「副駕駛」，或者和弟弟在後邊推，遇到上坡路就幾個人先推一輛車，再推另一輛。等回到家裡，個個都成了唱包公的大花臉。

如果拉回來的是煤塊，下來的事比較簡單，就是砸煤塊，把大塊的煤用鎯頭砸成合適的塊狀堆碼整齊就算完事。如果是煤末就還要脫煤坯，按照水、煤、土一定的比例用鐵锨反覆攪拌均勻了，抹平晾晒，兩三天後煤坯發硬以後，再立起來豎著晾幾天，再掰成小煤塊就可以使用了。如果僅有煤，只是「柴」的意義上的一半，也就是說只有了做飯的，但是還無法保證取暖。我們那時睡的都是老鄉家裡的土炕，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要燒炕，否則它就會很潮。我們剛到隴西時，也買一些柴火來燒，但很快就發現這樣做既不經濟又不實用，柴火燎得很快，但是灰燼少保暖性差。走訪瞭解本地人才發現，人家一般都用馬糞、草根、麥根、枯樹葉摻雜著煤末一起燒，這樣既能保證熱量不會很快冷卻又不至於太浪費。

可這些東西街上沒有賣的，都是各家的孩子「拾柴」拾回來的。就是有賣的我們也買不起了，那時父親在隨「四類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勞動改造，工資被「凍結」了，母親在「五七干校」勞動，她的那點工資要五處花費（寄給姥姥一份、寄給奶奶一份、爸爸媽媽各拿一點，剩下到我們手裡已所剩無幾了。而「拾柴火」這類輕巧活在當地鐵定了是女孩子幹的事，男孩子不屑於參加。於是我也就跟著巷子裡、院子裡一群年紀相彷的女孩子們，背起背簍加入「拾柴火」的隊伍。我們拔麥根、鏟草皮、割野草、剝麻稈、掃樹葉、拾馬糞，……只要是能燒的，全都不放過。整個夏天如果勤奮的話，是可以保證一個大土炕的用項。有一次我們在城牆根下的麻地旁邊摟草，就聽到麻地深處隱隱約約傳來微弱的嬰兒啼哭聲，有的說這是狼在學小孩哭，有的說是野貓叫，一個大點的孩子說，可能是誰家大姑娘生的「私孩子」，我們相互望瞭望，沒有人敢去一探究竟。第二天一早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大家，我們幾個相互壯膽，一個拽著一個衣襟地穿過茂密陰森的麻地，走到前一天發出聲音的地方，在那裡看見一個散落的襁褓，上面還帶有動物爪子的血印，顯然原來襁褓裡的嬰兒已不知給什麼動物叼走了。不知為什麼，一整天我心裏都沉沉的、感覺很堵。

最讓人高興的是「剝麻稈」。隴西種植亞麻，亞麻長成割下來以後，先要在池塘裡漚幾天，等纖維與莖稈剝離以後就可以「剝麻」了，因為供銷社的收購時間是定時定點的，季節性很強，短時間內必須要趕剝出來，於是到那幾天，家家戶戶都點著汽燈、支起場子等著人上門來幫工，一般的規則是：剝麻的人付出勞動，麻稈作為酬勞可以拿走。麻稈是上好的引火材料，又直又白又好燒，燒炕引火都缺不了。而且因為「工作性質」這時女孩子的走街串巷是大受鼓勵的，也成為「主家」考察眾多女子的一個絕好機會。不過這也是我後來長大點才知道的，當時年僅十二三歲又是「外地人」的我並沒有意識到「剝麻」勞動背後的「社交」內容，只是覺得不知為什麼這幫平時土頭土臉的女孩都光鮮起來，而且嘰嘰喳喳地的很興奮。我跟著一堆女孩子，不管認識不認識看見亮著燈的人家就進，進去後每個人拉開一點距離（因為麻稈很高，人挨得近了容易相互干擾）站那就手工剝麻，我因為年齡小又不太會講本地話，一看就是「新手」，麻的纖維剝出來不如別人長，這樣會影響到賣麻的品級，時常會遭到「主家」的擠兌和奚落。這時候帶我去的姑娘們就會一起幫我說話，「你家要是不要她的，我們就一起去別家了」，或者「威脅」說，「明年我們就不來了！」尤其是「主家」對某位姑娘有點「意思」的情況下，她說話就更管用了。也許因為「剝麻」本身的意義倒在其次，我這個「新手」就被看在眾人的面子上勉強接納了。在幹活過程中有時同去的女友也會幫我一把，使我不至於剝得太少，但大多數情況下，到剝麻結束時，一般都是別人扛著一大捆麻稈、我扛著一小捆麻稈回家了。

學做飯

開門第二件事：「米」，在這種不產米的苦寒地區平常是吃不到的，適逢過年的時候有時糧站會供應二斤又陳又碎的秈米，我們一般都留下來作「病號飯」時熬粥用的。那時候我們作為「城鎮居民」每個月有定量，學生是28.5斤，職工是30斤，摻合點南瓜、土豆之類的東西勉強夠吃，實在不夠的話，可以每月月底提前向糧站「借糧」，也就是提前把自己的定量買出來。這樣每一個月提前幾天，累計下來總會有一段「虧空」，我們也只能偷偷地像做賊似的和一些「投機倒把分子」作「黑市交易」。

我天然就是家裡的「楊排風」、火頭軍，自然首先要會做飯。當地最常見也最經濟實惠的「吃食」是麵條，那就得先學會擀麵條，所以家家戶戶哪怕再窮，都有一個近兩米長的大案板和一根長長的擀面棍，據說麵條擀得好壞直接決定一個女人「能幹」程度。新媳婦過門以後，一家老小都要等著吃「試手面」，擀成的面皮要大、圓、薄、勻，不能破邊，切好的麵條要長、細、順、寬窄一致，下到鍋裡如銀線落下，開鍋之後一筷子挑起來折疊著撈在碗裡正好一碗，吃在嘴裡要筋道、滑溜、不粘牙、立湯立水、沒有斷頭，如果這一碗麵吃過之後得到讚許，新媳婦在這家裡的地位就算是立住了，否則將會很沒有面子。對我而言，當時的考驗還達不到「試手面」的程度，而是把麵粉弄成條就不錯了。在相鄰的姑娘們的指導下，我蹬著小板凳已經可以操作了，逐漸掌握了水的溫度、和面的軟硬度、醒面的時間、擀面的力度，在不斷地實踐摸索中，水平一天天提高，等到插隊的時候，我已經能騰騰地「擲面有聲」的擀出直徑比兩臂伸直了還要長，夠五六個大小夥子吃的一張面來了。當然在學習擀面的過程中也少不了「交學費」，有時面和軟了吃糊塗面、面和硬了吃斷頭面、面煮過頭了吃爛麵糊的時候，哥哥弟弟知道不能把我和母親一樣要求，只能給什麼吃什麼，頂多小聲地咕叨幾句。

但比麵條難做的是下剩的材料，因為每個月的口糧是50%的陳玉米麵、50%的發霉的芽麥面，擀麵條用去了大半的白面，剩下的只能做玉米麵的發糕，要燙麵發酵，再上鍋蒸。後來發現鄰居家小孩做的玉米麵的貼餅子遠比我做的發糕好吃，就依樣畫葫蘆照著做。貼餅子要燒柴火灶，我一個人一會兒蹬著小板凳把頭伸在大鍋裡撅著屁股忙著貼餅子，一會兒趕快從板凳上下來在灶下往裡添柴，常常是顧了東顧不了西，最後不是餅子出溜到鍋底，就是裡生外焦，即便如此，家裡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忙得我常常供應不及，一大笸籮糊餅子一兩天就見底了。後來慢慢地我也開始像當地的孩子們一樣能幹了，會拾柴、會醃咸菜、會做漿水（當地的一種連湯帶水的酸菜）、會做攪團、補衣服、補鞋也難不倒我，還能挑兩大桶水，正應了當時家喻戶曉「紅燈記」裡的那句唱詞「窮人的孩子早當家」。事後想來這一階段的鍛練對我今後的插隊生活作了一個必不可少的鋪墊，街上的孩子再也不跟在後面叫我「洋婆娘」和「二胰子」（意思指不男不女的人，因為我當時頭髮剪得很短）了，我已經與當地的孩子融為一體，講一口溜溜的當地方言，凡是我這個年齡的女孩子該做的我會做，男孩子該做的我也會做了，甚至比當地的孩子還能吃苦。

青黃不接「借糧」難

1971年我插隊到隴西靠近岷縣的南部二陰山區的菜子公社。插隊的第一年我們吃的是供應糧，和原來沒有插隊時一樣按月從鎮上的糧站買面回來，因為強體力勞動每個月都差幾天的糧食，但是東挪西借或者跑回家吃幾天家裡人的定量，也就緊緊巴巴地湊合了。我們是女生輪流做飯，這個廣義的做飯包括挑水、搗鹽、砍柴拾柴、醃咸菜之類的一系列家務，出工的人把這一天的工分均給在家做飯的人。有一次輪到我做飯，我手腳麻利的做完了一應活計，擀好了面涼在案板上，等著下工的人回來再切麵下面，我拿著一本書坐在門檻上一邊看一邊望著山下，等到看見有人扛著鋤頭往山上走的時候，趕緊回身到廚房裡，一看就傻了眼了，沒想到房東家的豬拱開廚房的門，雞上了案板，好好一大張面給幾隻雞糟蹋得不像樣子，嚇得我一身冷汗，趕緊把雞吃剩下的面先藏起來，重新和面擀面，上工的人進門看見我才做飯，都發牢騷問，早幹什麼了，為什麼現在才做飯？我忙不跌地又是道歉又是安慰大家，還把我留著來「例假」時沖的紅糖給大家拿出來泡水喝，並聲稱今天的工分還給大家，我不要了，就這樣勉強糊弄過去了，但我心裏知道，這個月糧食的缺口會更大。

我們的糧食供應到6月底，這時川裡的小麥可以收割了，節儉一點的人家能勉強接上茬。可我們山裡小麥才剛泛黃，離開鐮還差著天數，等我們掃完面櫃吃完最後一餐稀糊糊就斷頓了，大家倒也不慌張，心想生產隊再不濟，倒騰倒騰口袋也夠我們幾人渡過難關了。吃完這最後的晚餐，我們拿著口袋去向生產隊借糧，生產隊長知道來意後滿面愁容地告訴我們，隊裡實在是一粒糧食也拿不出來了，五保戶田大爺已斷頓兩天，都是由隊裡出面向其他人借的，我們這個19戶人家的小山村，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勉強能接上新糧，其他人都或多或少的缺糧，隊裡還曾經有人提議向我們知青借糧呢。看來，生產隊是沒指望了，地裡的糧食沒有個把星期又進不了嘴裡，偶爾地揪幾穗沒熟透的麥穗也不能頂飯吃，我們既不能喝風屙屁，又不能把脖子紮起來，只能寄希望於大隊了。生產隊長給大隊開了張條子，遞給我們時還不忘補一句，「估計大隊所屬的幾個生產隊也好不到哪裡去，你們知青有面子，實在不行就向公社借吧。」看到整生產隊連一頓都勻不出來，我們這才傻眼慌神相互埋怨，平時為何不節約，我心虛地不敢吱聲，為什麼不早向上反映。有人出主意說，乾脆到有同學的知青點上混幾天，有人則主張回家等到麥收分糧食再返回，但覺得都不是上策，吵吵了半夜沒有定論，最後決定還是先借糧要緊。

第二天，沒吃早飯我們就拉著板車拿著口袋趕到大隊，大隊長與書記都不在，一直等到太陽老高才見到大隊書記，果然不出生產隊長所料，還真讓隊長給說著了，大隊也沒糧，大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我們生產隊長的條子上加蓋了一公章，讓我們去公社借糧。這時大家已飢腸轆轆毫無精氣神，還是書記催我們，「娃娃們快走，到鎮上還有十五里山路，弄不好公家的人中午休息，你們就啥事也辦不了了。」我們只好頂著大太陽匆匆趕路。還好，趕在中午下班以前來到公社，而公社也恰好分到了一批從國際市場上買的飼料糧，主管救濟的公社水書記二話沒說就批了我們120斤原糧玉米，指定到糧站提糧。到糧站正趕上人家吃午飯，我們幾人又累又餓像晒蔫了的茄子有氣無力地坐在糧站的屋檐下等著「公家人午休」。糧站食堂中午飯是臊子面，出進的職工端著碗陣陣飯香飄過來，饞得我們只有嚥口水的份兒。一位上年紀的老職工端著碗蹲在我們身邊，一邊筷子挑得高高的哧溜哧溜地吸著機器壓的細麵條，一邊不經意地衝著我問「娃娃們吃了嗎？」看著他碗裡綠的蔥花、紅白相間的肉丁、紅彤彤的油潑辣子、油汪汪的臊子汁，我雙手緊攥拳頭忍住呱呱叫的肚子小聲地說「吃了」。這時我突然感覺到「公家人」和我們「莊戶人」之間的天壤之別。人家是風吹不著、日頭晒不著，頓頓有面、月月天熟、月月分紅（指生產隊的年底發錢），我們風吹日晒、一年熟一次，按每個工值1角3分錢計，年終能分到十來塊錢就不錯了。

是我們「趴廢」嗎？

終於等到下午兩點糧站的「公家人」上班，給我們稱了120斤從加拿大進口的9分錢一斤的飼料玉米。我們討了半碗水，一人抓了幾粒外國餵馬的干玉米扔進嘴裡，慢慢用牙磨碎了嚥下去。回程的路上，大家都沒有力氣說話了，幾人默默地走了15里山路輪流把那一大口袋玉米拉回去。回到隊上時，太陽已快落山，我們已一整天沒吃沒喝，心空得前胸貼後心，腿軟得戳不起攤來，恨不能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再也不動了。但我們明白，如果不抓緊時間趕在點燈前把這原料玉米弄回我們住的山上磨成面，晚上仍然沒吃的。

於是我們幾人分頭行動，男生去磨坊，女生運糧。要是平時這120斤糧食分倒在兩個背簍裡背上山是極容易的事，可這會兒腿肚子像棉花(20260,-195.00,-0.95%)一樣，連人都挪不動、空背簍都拿不動，更別提背糧了。我們女生只好去隊裡牲口棚裡借驢，因其他牲畜出工還沒有回來，只剩下一匹新買來的白馬因為口生沒人敢用，無奈之下只好請飼養員牽出幫我們運糧。糧食口袋杵在地上差不多有一人高，我們既不敢牽新來不斷尥蹶子的馬，又抬不動糧食，14-15歲的小飼養員折騰的滿頭是汗也沒把糧食放在馬背上，氣得他衝著我們撒氣，「你們知青真是一灘‘趴廢’（當地損人的土話），吃的給到嘴邊都嚥不下去，真是癩蛤蟆扶不上樹，還怎麼活人。也就是你們知青是人，公社書記才給你們批糧食，我們餓死了都沒人管。」我們又好氣又無奈地還擊他，「不是趴廢的幫我們把糧運回去」。後來還是叫來了隊裡的放羊娃幫忙，我們才七手八腳地把糧運回去。倒出來飼料玉米一看，裡面淨是沙粒小石頭，還不能直接去磨，還需要晾晒簸乾淨，看樣子當天無論如何指望不上吃了。就這樣從昨天晚上一碗糊糊一直頂了24小時，仍然沒有吃到東西，我想到可以把玉米粒炒炒吃，或者去到隊上其他人家拿玉米換一頓的吃喝，但看見別人沒吱聲，心裏發軟得把到嘴邊的話又嚥了回去，只好喝涼水嚼馬料玉米粒當作晚餐，心想我們連外國的牲口都不如。

有個女生一屁股坐在門檻上哭了起來，不由得我鼻子也酸酸的，但是我沒有哭，只是在想小飼養員的第一句話，「給到嘴邊都嚥不下去，還怎麼活人。」我原來以為自己已經歷練得相當堅強了，現在看來不管是心理還是體力都沒有融入當地社會，又在想他的第二句話，「我們餓死了都沒有人管」，我在心裏犯嘀咕：為什麼大家累死累活就養活不了自己呢，整個大隊沒有幾戶是一年管足一年的，並不完全是地裡收成太少，那麼就是「公家」收得太多？公家收公糧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好，可是在老鄉嘴裡「憶苦思甜」，說的都是張仲良（大躍進時代的甘肅省委書記，當時甘肅「放衛星」刮「五風」上「引洮工程」導致餓殍盈野，婦女「走陝西」與人同居活命，老百姓對張十分痛恨）的「引洮工程」害死了多少人，我們村裡姑娘媳婦有多少人走了「陝西」。這是我們要的社會主義嗎？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不久前傳達的「林彪反黨集團材料」裡那份《571工程紀要》中的一些話：「農民生活缺吃少穿；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我陷入了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