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親歷南京大屠殺：活地獄

今天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4週年紀念日，哀悼的活動紛紛舉辦。然而這場悲劇卻曾因「政治因素」而被忽視過......

當時毛把日本看成是他對抗蘇聯的盟友，為了這個戰略目的，日本的侵華罪行成了小菜一碟。文革時流行過的小道消息說周恩來招待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時，因田中提起他當年參加過侵華戰爭，曾在中國蘇北連雲港服役，愛喝當地的白酒，周要人用連雲港的酒瓶和商標裝上茅台酒送給田中，後者不勝感激。

日本一些右翼份子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說在中共當年出版的抗戰史和中國現代史的敘述中，很少有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內容和詳細介紹。

毛澤東等人當年對南京大屠殺的忽視其實不是偶然的，其深層原因在於無論是南京保衛戰、還是南京大屠殺都和中共無關。那是國民黨的事，死的是國民黨的士兵，被害的是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南京居民。不過，要是毛澤東等人有這樣的想法還算好，因為這表示他們畢竟還知道南京大屠殺。更可怕的是他們確實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日本軍隊無論在中國干了什麼，只要和共產黨無關，就進入不了他們的政治視野。

難怪有很多中國人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在聽到南京大屠殺之後深受震驚，似乎這是一個新的發現。

以下選自外國僑民哈羅德·約翰·廷珀利所著的《侵華日軍暴行錄》的片段，他把當時在南京所親眼目睹的悲劇記錄下來：

現在是聖誕節前夕,我就從12月10日開始講吧。在短短的兩個星期裡,我們在南京經歷了一場痛苦的折磨。中國軍隊敗退了,日本軍隊進來了。12月10日那天,南京還是一 個我們為之驕傲的美麗的城市,法律嚴明、秩序井然。可是今天的南京,卻躺在一片荒蕪之中。整個城市橫遭蹂躪、洗劫一空,大部分都被燒成了焦土。徹底的無政府狀態在南京已經持續了整整十天,就像人間地獄一樣。我本人的生命尚無嚴重的危險。不過,看見瘋狂的日本兵從其強姦婦女的屋子裡醉醺醺地走出來,並非一件安全的事情,當一柄刺刀擱在自己的胸膛或者一把手槍指著自己的頭部,要你少管閑事時,也許任何一個人都會難以自持的。日本軍隊最討厭留在南京的外國人,他們曾通知各國僑民離此它去,因為他們不願旁觀者存在。可就是留在這裡,我們也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那些甚至只剩下最後一塊銅板、最後一床被子 (眼下正值滴水成冰的寒冬)的窮人的微不足道的財產,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就連可憐的黃包車伕的車子也逃脫不了這種命運。

和我們一起呆在安全區的成百上千名早已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清白無辜的平民被搜尋出來,或者被當作活靶練習刺殺,或者當著我們的面被槍斃——殺害他們的槍聲持續不斷、不絕於耳。還有許多婦女跪在我們面前悲泣,懇求我們從蹂躪她們的野獸手中解救她們。不僅如此,我們還只能無可奈何地看著日本軍隊不是一次而是十幾次地扯下、侮辱我們的國旗,並搶劫我們的住宅。我們只能看著自己所熱愛的城市及自己為之努力工作的機關,被日本軍隊按部就班地蓄意焚燬。眼下的南京,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間地獄!「我們不斷地問自己:這一切要延續到什麼時候呢?日本官員每天都向我們保證說,情況將立即好轉,‘我們將竭盡全力’——但情況卻一天比一天惡化。現在我們被告知,又有兩萬士兵組成的一個日軍師正在向南京開來。他們是否也會進行搶劫、屠殺與姦淫呢?現在,可供搶劫的東西所剩無幾,整個城市都已經被剝奪得一乾二淨了。上週,日軍士兵一直忙著將各家商店倉庫的存貨裝上卡車運走,空空如也的房子也被他們付之一炬。我們非常不安地得知,我們所存的大米和麵粉,只能維持二十萬難民三個星期的食用了。燃煤也只能再維持十天。況且,即使我們還有足以維持三個月的存糧,三個月以後又吃什麼呢?難民們的房屋都已經毀於一旦,他們又住到什麼地方去呢?在目前這種惡劣的條件下,疾病與瘟疫不久就會流行開來,長此以往,他們是生存不下去的。想到這一切,我們常常嚇得渾身冷汗直冒地在半夜醒來,然後睜著雙眼等待天明——您想像過這樣一種情景嗎?「我們每天都向日本大使館呼籲,表示我們的抗議,提出我們的建議,並且提交關於日軍殘暴罪行的詳細報告。和藹的使館人員彬彬有禮地接待我們,可事實上,對於軍隊他們豪無干預的權力。勝利了的軍人應該獲得犒勞,而所謂犒勞就是搶劫、屠殺與姦淫,就是以不可想像的極端野蠻而殘酷的暴行加之於中國人民,儘管日本軍隊曾經洋洋得意地向全世界宣稱,他們是前來保護與友待中國人民的。毫無疑問,日本軍隊在南京的暴行,是現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儘管日本人一直在信誓旦旦地向全世界宣稱,他們已經在橫遭洗劫與焚燬的南京市建立了法制與秩序,被蹂躪的南京居民曾經張開雙臂、搖著大旗歡迎他們,但是我還是要從我的日記本上,摘錄在這期間南京所發生的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

我的信裡所敘述的事情也許會超過我這封信所標明發出的日子,因為我預料這封信一時不能發出。日本人的檢查是很嚴密的!在南京陷落的前夕,我們的使館人員、其它國家的使館人員以及別的外國商人,登上了倒霉的巴內依號炮艦 ( Panay )和美孚石油公司 ( StandardOil )的船隻。在離開南京的時候,他們都希望能在一週之內回來。可現在,他們(即那些未在日本人的炸彈和機槍下死亡或受傷的人。)還一直停在江面上或泊在某個碼頭旁。我想,恐怕還要等兩個星期他們才能獲准回南京。至於我們獲准離開南京,則更是遙遙無期的事情。事實上,我們被囚禁在南京了。

也許你們還記得,我在以前的信中說過,我們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曾經和中日雙方進行交涉,要求他們承認安全區在這個城市中的特殊地位,即不在這一地區駐紮軍隊或設置軍事機構,不得轟炸與掃射這一地區,以便使一百萬南京居民中還留在南京的二十萬人,能夠在最危急的時刻獲得一處避難所。很明顯,中國軍隊在上海進行的了不起的抵抗,在持續了這麼長的時間以後,現在已經被擊潰了,中國軍隊的士氣已經大受挫折。在日本軍隊佔優勢的大炮、坦克和飛機的可怕火力之下,中國軍隊是不可能進行長期抵抗的。日本軍隊在杭州灣登陸成功,進而攻擊中國軍隊的側翼和後方,更是致使後者失敗的決定性因素。因此來看,南京的迅速陷落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12月1日,南京市長馬超俊實際上將安全區的行政責任交給了我們,同時還交給我們一支由四百五十人組成的警察部隊、三萬擔(二千噸)大米、一萬袋麵粉和一些食鹽,並答應撥給我們十萬英鎊現金。這以後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其中的八萬英鎊。而負責保衛首都的唐將軍(即唐生智),也很快履行了他對我們許下的諾言。在完成最為困難的任務即撤除安全區內的軍隊及防空火力時,唐將軍與我們通力合作。直到12日那個星期天,即日軍開始進城之前的最後一刻,南京還在相當的程度上保持著秩序。除了少數需要食物的士兵以外,這裡沒有人幹過搶劫的勾當。全城的外國人的財產,也都得到了尊重與保護。10日以前,我們還有自來水;11日以前,我們還有電燈;就是電話服務,也一直維持到日軍進城的那一天。由於日軍的轟炸與掃射似乎避開了安全區,所以當時我們並沒有嚴重的不安全感。和日軍進城以後的地獄般的情形相比較,當時的南京真是有秩序與安全的天堂。當然,我們在運輸方面也遇到了某些困難——大米儲藏在城外,搬運工不願意到那個子彈橫飛的地方去。我們的一個搬運工被炮彈皮崩瞎了一隻眼睛,還有兩輛卡車被軍隊搶走了。不過,這一切與我們以後所遇到的困難相比較,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12月10日,難民像潮水一樣湧進安全區。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陸軍大學和其它學校的絕大多數建築物都已經擠滿了難民,我們不得不將收容所擴展到最高法院、法學院和外國人的建築物等地方。我們打開了被鎖上的大門,並派我們的人員看管。紫金山前的兩個氣球隱約可見,這也許是日軍用來指示炮火轟擊目標的。日軍的炮火不斷地轟擊南門,炮彈紛紛落在城內。第二天上午,安全區的南端也落了幾顆炮彈。聖經師資訓練學校和福昌飯店( FooChongHotel )附近,炸死了大約四十個人。住在福昌飯店的我們的稽查員斯珀林先生,一個德國人,也受了輕傷。美國海軍巴內依號炮艦溯江而上了。在巴內依號離開南京之前,我曾經接到我國大使館的帕克斯頓打來的電話。他向我傳達了最後兩封拍到南京來的海軍的電報。當然,他是在城外打電話的。可當時,南京的最後一道城門已經關閉了,我們已經喪失了出城登艦的權利。這些情況是威爾伯( Wilbur )和博因頓( Boynton )告訴我們的。

現在,我們一起有二十七個人留在南京——十八個美國人、五個德國人、一個英國人、一個奧地利人、兩個俄國人。

江面的巴內依號炮艦上,還有兩個使館工作人員即艾奇遜和帕克斯頓。和他們在一起的,有五、六個其他人。美孚石油公司和亞細亞石油公司的汽艇上,人就更多了。和以上艦船一起駛向長江上游的,還有其它船隻。其中一艘裝備成水上旅館的大船上,有包抱德國大使喬治·羅森博士 ( Dr .Rosen )在內的二十個左右的外國人,還有四百個左右的中國人。所有這些人都希望能早日返回南京。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已經遇到厄運,我們尚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必須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才可能重返南京。而屆時他們將要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南京啊!「12日那天是星期天,我一整天都在安全區的辦公室裡忙著工作。我們用前外交部長張群將軍的公館作為我們的總部,室內的設施很舒適,室外還有南京最為考究的防空洞。

過去的兩天中,飛機幾乎不斷地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炮火也非常猛烈,但現在已經無人理睬它們了。南京的城牆土崩瓦解,特別是城南破壞嚴重。沒有人可以確知中國軍隊的死傷數目,但這個數目無疑十分巨大。日本方面也承認說,攻佔南京他們自己損失了四萬人。中國軍隊早在12日下午就已經開始了總撤退,他們紛紛從南門退入城內。許多士兵通過安全區,但他們秩序井然,並無任何不軌行為。唐生智將軍曾經請我們幫忙,向日方洽談停戰事宜。斯珀林先生願意搖著旗子充任使者,但這一行動已經太遲了。

人們驚慌失措地朝下關和江邊湧去。幾英里長的路面上,堆滿了中國軍隊遺棄的各種裝備——步槍、子彈、皮帶、軍服、汽車、卡車等等。許多卡車和汽車擠成一團,四輪朝天,燃著熊熊大火。更多的汽車堵在城門口,燒成了一片可怕的火海。死人的屍體堆得有幾尺高。城門已經關閉了,驚恐得發了瘋的士兵紛紛將繩子、綁腿、皮帶及衣服撕成的布條結在一起,吊著身子翻越城牆、跳到城外。許多士兵就這樣摔死了。而江邊的景象也許更加悲慘。有一排帆船泊在岸邊,可這根本負擔不了瘋狂地想渡到長江北岸去的人流。於是,超載的帆船傾覆了、沉沒了,淹死了好幾千人。還有幾千人企圖造木筏渡江,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當然,也有幾千人成功地逃到了對岸。可是一、兩天之後,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又會遇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

一支由三個連組成的小部隊在當官的指揮下,越過長江上游離南京三英里遠處的三汊河,去迎擊正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日本軍隊。可由於人數懸殊,這三個連的中國士兵事實上全被日軍消滅了,成功地生還的似乎只有一個人。這個人恰恰是我的一個朋友的兄弟,他第二天上午便出現在我的辦公室裡,向我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與同行的另一位軍官試圖從小河汊游過他們曾經乘木筏渡過的長江,可那位軍官淹死了。天亮之前,他設法攀越城牆,悄悄地進入了市區。

我們曾經在南京享受過歡樂、和平、秩序井然的進步的生活。還曾希翼過更為美好的日子。然而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日本軍隊已經來到了南京,他們帶來了恐怖、毀滅與死亡。日軍第一次入侵安全區的時間,是13日上午十一點鐘。

當時,我和兩個委員驅車前去接待從南面進入安全區的一支日軍小分隊。開始之時,他們似乎並無惡意。可是幾分鐘過後,他們就殺死了因他們的出現而驚慌逃跑的二十個難民。凡奔跑者一律槍殺或刺死,這似乎已經成了這裡的定律,就像1932年的上海一樣。

來不及逃離南京的中國士兵,都躲到安全區來請求保護。我們在總部忙著解除他們的武裝並保證說,只要他們繳械投降,日本人便不會傷害他們的生命。然而,我們的話成了虛偽的允諾。時隔不久,這些士兵就被日本人帶出去,全部槍斃、刀劈、刺殺而死。早知結局如此,他們真不如在戰場上拼它個魚死網破啊!「那天,炮火尚未完全停息,不過落在安全區的炮彈已經不多了。晚上,我們在自己的院子裡發現了一些彈片。幾塊彈片從手術室的窗戶裡射進來,險些擊中了正在做手術的威爾遜醫生。有顆炮彈穿過了大學的新宿舍;但沒有造成傷亡。

14日星期二,日軍的坦克、炮隊、步兵、卡車像潮水一 樣湧進城內。籠罩一切的恐怖開始了,並且在隨後的十天中日甚一日。他們洋洋得意、為所欲為。日本飛機曾經在南京上空散發傳單,宣稱日本軍隊是中國人民唯一的真朋友,日軍將保護良民。當然,這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日軍肆無忌憚地姦淫婦女、搶劫財物、屠殺無辜者,就這樣顯示著他們的「誠意」。日本人從我們的收容所里拉去許多難民。

我們以為這些人是去充當伕役的,可他們一去便杳無音訊,恐怕永遠也不能知其所終了。一個帶著隨從的日本陸軍上校光顧了我的辦公室。他花了整整一個小時,企圖知道「六千名解除了武裝的中國士兵」的下落。一天之中,日本兵還接連四次到我們這裡來,企圖弄走我們的汽車。而在別的地方,日本兵也的確成功地偷走了我們的三輛汽車。在索恩離家去斯坦利家的五分鐘內,日本兵就將他的住宅挂的美國國旗扯下來扔在地上,並且敲碎了一扇窗戶,然後逃之夭夭。他們還想偷我們汽車,而且偷走了兩輛。從這以後,我們便不得不派兩個美國人用其大部分時間來駕駛汽車為難民運送大米和燃煤。我們的人每天對付日本偷車賊的經歷本身就可以寫成十分生動的故事。在金陵大學醫院,日本人還搶走了護士的手錶和鋼筆。

那一天,《紐約時報》的德丁乘汽車去上海,我匆匆寫了一封信請他帶上。但對他此行的成功,我們並無足夠的信心。果然,他在句容縣就不得不折回南京。《芝加哥日報》的斯蒂爾設法去了一趟江邊,他回來說,許多日本驅逐艦開到南京來了。一個日本陸軍中尉告訴他說,巴內依號炮艦已經沉沒了,但沒有說明其細節,也沒有提及其它沉沒的船隻。巴內依號上的朋友們曾經極力主張我們上艦離去,可我們堅持留下。於是,他們便留給我們兩根長繩子,藉助於此,我們可以爬上城牆、到達江邊。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現在巴內依號已經遇炸沉沒了,我們倒反而安然無恙。

我們的主席、西門子洋行( SiemensChinaCo .,)駐南京的負責人諾波先生,和我們的秘書斯邁思先生,拜訪了日軍司令部。他們希望見到日軍的指揮官,從而阻止日軍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胡作非為。但是,日本軍隊的指揮官要次日才能進入南京,他們的拜訪無濟於事。

星期三,我開車回我在安全區外的住宅,想看看一切是否正常。昨天,我的住宅的每一扇門都是鎖著的,但是今天,邊門已經砸碎了,南門已經打開了。我沒有時間仔細查看,便請一位在這條街上巡邏的態度比較友好的陸軍少校替我照料,他答應了我的要求。當時,一位日本海軍的參謀軍官正等著我,他對巴內依號的損失表示了深切的關心,但也說不出事件的詳情。他說,南京的美國僑民如果想去上海,日本海軍願意派一艘驅逐艦送行。不僅如此,日本海軍還願意為美國僑民拍發純屬私人事務的無線電報。我寫了一份簡短的電報稿:‘上海,青年會全國協會威爾伯:南京外僑均平安無事,請轉告各有關方面。’同時我還告訴這位日本軍官,除了兩位新聞記者以外,我們其餘的人都希望留在南京。對此,他似乎有點失望。

我主動駕車送這位日本海軍軍官回艦,可他卻不得不步行整整四英里。因為在半路上,我們就被一位陸軍少校攔住了。這位少校說,我們正在殲滅中國軍隊,老百姓不得再往北去,那裡危險。當時,我們的汽車正停在軍政部旁邊,日本軍隊正在屠殺幾百名可憐的無武裝的中國士兵和許多無辜的平民百姓。很明顯,日本軍官不讓我過去,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樣一來,日本海軍瀨田號軍艦的關口先生便不得不步行餘下的路程了。而我本人,則在當天下午偷偷地從後面的馬路繞過那位狂暴的陸軍少校到了下關。可是在下關城門口,我又被日本人攔住了。當時我與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斯蒂爾同行,他們準備乘日本驅逐艦離開南京,因此最後我們還是被放行了。我已經描述過這道城門附近所發生的事情。事實上我們不得不驅車在死屍堆中穿行。這種情形是難以用筆墨來描述的,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次行程。

在下關碼頭,我們碰見了《紐約時報》的德丁和派拉蒙電影公司的阿特·門肯。不久以前,我曾和他們一道在西北——陝西、西安——作過一次旅行。此刻,他們也準備到上海去。我答應德丁,替他將汽車開回美國大使館。日本大使館的岡村先生剛從上海回來,也在碼頭上。他將巴內依號炮艦及美孚石油公司船隻上的死傷者的姓名告訴了我們,我便主動邀請他與我一同乘車進城。但是在城門口,我們又被攔住了。衛兵堅決不放我進去,說外國人一律不得入城,即使我剛剛出城也概莫能外。甚至岡村先生向衛兵解釋說明,也無濟於事,因為日本大使館對軍隊本來就是無可奈何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等岡村乘車進城去日軍司令部,替我弄一張特別通行證。我在城門口等了足足一個半小時,只覺得四下臭氣衝天,一群群野狗正在啃咬著死難者的屍體。不過當時我帶著11月號的《讀者文摘》,這是我所收到的外面寄來的最後一個郵件。讀著這份雜誌,我才覺得時間過得快一 點。

晚上我們召開辦公會議的時候,傳來消息說,日本人正呆在我們總部附近一個收容所,要將一千三百名難民全部帶走槍斃。我們知道,這些難民中有許多人曾經是軍人,可是當天下午一位日本軍官已經答應諾波,不再傷害他們的生命。

然而現在,日本人的企圖已經很明顯了。在手持上刺刀的步槍的士兵們押送下,難民們無聲無息地一列列向刑場行進。他們每一百個人被繩子綁成一堆,頭上的帽子都被士兵們粗暴地摜在地上。我們的前車燈的光芒照亮了他們。目睹如此慘狀,我們的心情沈重無比。昨天,四個從南方來的廣州孩子極其勉強地向我繳出了自己的武器,他們在行列中嗎?還有一個來自北方的身材高大強壯的士官,他作出最後決定時的絕望的目光依然在我心頭閃現,他也在行列中嗎?我竟然說日本人會保全他們的生命,這是多麼的愚蠢啊!我們本指望日本軍隊會履行自己的諾言,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會以自己的來到來恢復秩序。我們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將目睹日軍如此野蠻的暴行!這種暴行在現代是絕無僅有的,而且更為恐怖的日子正在到來。

16日,運輸問題變得極其嚴重,因為日本人還在偷我們的汽車和卡車。我們的中國職員還呆在美國大使館沒有回來,我又去了那裡,借了艾奇遜先生的卡車交給米爾斯去運送燃煤。由於我們大規模地收容難民,三個大食堂需要大量的大米和燃煤。現在,我們已經設立了二十五個收容所,每一處少則二百人,多則一萬二千人。僅金陵大學的建築物內,就有差不多三萬難民。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收容的婦女和兒童,也迅速地由三千增至九千,甚至連建築物之間的過道都擠滿了難民,幾乎每一寸土地都被佔用了。我們本來準備給每一個難民十六平方英尺的地盤,可實際上他們擠在遠比這小得多的空間裡。南京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可是在金陵大學,尤其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我們為他們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安全。

從那天上午開始,日本人強姦婦女的消息不斷傳來。據我們所知,被日本人搶去的婦女在一百個以上,其中有七個是從金陵大學圖書館搶去的。而在家中被強姦的婦女,肯定還要多於這個數目的許多倍。幾百名婦女在街上徘徊,企圖尋找安全的場所。在吃午飯的時候,裡格斯跑來大叫,說法學院和最高法院內的難民全數被日本人帶走了,其中還有五 十名我們的警察。他們的命運如何,我們只能猜測了。裡格斯曾經向日方提出抗議,可得到的卻是日本軍官粗暴的毆打。

日本人還搜尋並搶去了難民全部的錢和物,包括他們最後所有的一點點食物。下午四點開會的時候,我們聽到附近傳來的殺害難民的槍聲。對於可憐的難民來說,這是令人恐怖得無法言說的一天。而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令人厭惡得無法言說的一天。

我和六個人住在巴克教授那裡。驅車去他那兒吃午飯的路上,我花幾分鐘去了我自己的住宅。兩面美國國旗還在飄蕩,大使館的佈告也依然貼在大門和前門的門板上。可是邊門已經被日本人搗毀了。門戶洞開,裡面混亂不堪。所有的抽屜、壁櫥和箱子都打開了,鎖也被砸爛了,閣樓上扔了齊腳踝深的雜物。我不可能停下來看看何物被劫,但是被褥、衣服和食物大多不翼而飛了。王正廷博士作為禮物贈給我的彫刻精美的麻栗樹屏風架上的刺繡,也被撕走了。日本人還砸爛了一張沈重的橡樹餐桌。美聯社的耶茨·麥克丹尼爾——我們的最後一名記者,於下午乘另一艘驅逐艦去了上海。我又托他帶了一封簡訊,真希望這封信能夠平安送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