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對中國金融穩定性的評估突顯出,中國政府在信貸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不靈活的利率政策,正日益帶來風險。那些認為銀行部門的缺陷有可能引發金融崩盤的人,對中國的實際負利率和由之帶來的大量投機活動提出了嚴厲指責。他們認為,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高度依賴信貸擴張來刺激經濟的做法,最終會導致不良貸款的飆升。所有這些,都被看作金融壓制戰略的一部分,推遲了中國四大國有銀行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那一天的到來。
但專注於這些浮現的金融風險,實際上只是從問題的表面症狀著手,而沒有理解和著眼於它的根源。數十年前,當鄧小平啟動刺激經濟增長的改革措施的時候,他需要獲得資源來擴大沿海地區的投資。但這位共產黨領導人面臨一個現實: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收入已降至僅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1%,唯一的選擇就是利用銀行體系中的家庭儲蓄。雖然此後政府收入一直穩步上升,但目前中國國家預算仍然只佔GDP的25%,而其它中等收入國家的這一比率平均為35%,經合組織(OECD)經濟體平均為40%以上。
在這樣一個社會主義混合經濟中,由於政府承擔著提供大量公共服務的責任,中國國家預算規模如此之小,實在令人稱奇。所以,中國政府一直利用金融體系為公共開支提供資金——其中許多開支實際上並非商業性的,正常情況下應該由預算承擔。雖然這種做法在早些年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過去10年應對全球經濟動盪的實踐中,它卻成了一種誘人且有效的政治手段。因此,這些銀行體系中的隱性虧損實際上是准財政赤字,而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不良貸款。雖然中國在賬面上沒有嚴重的預算赤字,但這些銀行體系中的准財政赤字多年來一直在積累,到了一定的時候(和過去一樣),這些不良貸款會被正式確認並核銷——中國的龐大儲備和相對較低的公共債務比率會為此提供緩衝。
中國需要進行金融改革,這一點無可辯駁,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戰是,承認增強財政體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損害穩定的方式滿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領導人下決心這樣做,否則關於中國應採取更靈活的貨幣政策、改善關鍵金融機構治理的勸告,將繼續是對牛彈琴。
不幸的是,使歐元區和美國都陷入癱瘓的預算問題,在此無法被引以為鑒。中國政府驚訝地看著歐美各國政治領導人,為了達成加強本國財政狀況的一致意見而苦苦掙扎。這種情況只是強化了中國的觀點:在應對不可預測的全球經濟方面,預算程序在政治上太礙事了。這使得如下情況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了:北京方面將繼續利用銀行體系,去做一些教科書上從不認為恰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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