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祿，上個世紀60年代中共樹立的「人民的好公僕」形象，在中國大陸可謂盡人皆知。人們通過報刊、電影、電視的宣傳，瞭解了他在河南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時的無數「感人事跡」。迄今，他仍是中共廣大幹部學習的「光輝榜樣」。然而，在焦裕祿的光環背後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1922年8月出生在山東的焦裕祿，青少年時命運多舛，曾被日軍抓去毒打、坐牢、服苦役。1946年參加中共，1949年後在河南工作；1962年12月，被調到蘭考縣先後擔任第二書記、書記，直至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終年42歲。
回溯歷史，不難發現，1962年正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人為造成的餓死至少4千萬人大飢荒的尾聲。作為大飢荒重災區的河南，不僅民不聊生，而且蘭考縣全縣糧食產量在這一年下降到歷年最低水平。此外，蘭考還是個飽受風沙、鹽鹼、內澇「三害」的重災區，而這也是人為原因造成的。事實上，早在1957年，蘭考還是林茂糧豐，後來的大躍進使樹木被砍光、偷光。林木沒有了，風沙自然再起；而因為違背大自然，不去疏導，造成了內澇，由於地下水位上升，造成了鹽鹼地。
根據中共媒體的宣傳，焦裕祿來到蘭考後的第二天，即拖著患有慢性肝病的身體，深入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跑遍了全縣140多個大隊中的120多個」。「在帶領全縣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鬥爭中，焦裕祿身先士卒，以身作則。風沙最大的時候，他帶頭去查風口，探流沙；大雨傾盆的時候，他帶頭趟著齊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勢；風雪鋪天蓋地的時候，他率領幹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經常鑽進農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
因為辛勞工作，焦裕祿最終被肝癌奪去了生命。同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號召全省幹部「學習焦裕祿同志忠心耿耿地為黨為人民工作的革命精神」。1966年2月，新華社播發穆青等人撰寫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從而引發了全國上下學習焦裕祿的熱潮。
如果依照中共媒體所宣傳的內容看，以焦裕祿在蘭考工作的時間如此之短暫，他對改變蘭考的面貌是沒有做出什麼大貢獻的，充其量是其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可嘉。2009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彥芳的《焦裕祿身後——我和蘭考的悲喜劇》一書中也證實，焦裕祿到蘭考，是執行中共中央的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主要精力是在抓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上的。繼任的縣委領導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也表示：蘭考在焦裕祿當政時期，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改變。不過，新華社記者為了突出焦裕祿的高大形象，特意在這方面進行了拔高。
而焦裕祿能成為重點宣傳人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他時時處處要當毛澤東的好學生。看看焦裕祿的語錄，就知道所言不虛。如「幹勁不足的時候查思想，思想不通的時候，就要加緊讀毛主席的書」；「有黨的領導，有毛主席著作，有幾十萬人民，只要干，一定能在困難當中闖出一條路來，一定會改變蘭考的面貌」……顯然，所謂焦裕祿的精神，除了有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外，還要聽黨的話，聽毛的話。
事實上，真正為蘭考的改變做了許多實事的是當時的縣委副書記張欽禮，焦裕祿被宣傳的一些事跡正是源於此人。張欽禮曾在1957年為民請命，差點被打成右派；1959年，因說真話，被打成嚴重右傾，撤職查辦，並下放蘭考農村勞動。1961年，復職。因為瞭解當地實際情況，張欽禮具體負責解決「三害」問題，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不過，對於張欽禮的為人如何，各方還有著不同的看法。根據任彥芳書中所言，張欽禮在1965年向新華社記者介紹焦裕祿事跡時，實際上將自己的一些事跡融了進去，並稱自己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而這也就造成了其在文革中的「謊話連篇」，「惡行不斷」。文革結束後，張欽禮被開除黨籍，判處13年徒刑。
但蘭考人對張欽禮卻表達了不同於官方的敬意。據說，在其2004年去世後，靈柩運回老家安葬，途經蘭考縣城時，有至少十萬人沿街相送，載道焚香祭拜，不少人痛哭失聲。更讓人震動的是，在其墓地周圍，有百姓自發豎起的大小四十多塊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塊碑上都刻有張欽禮的事跡，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來自蘭考不同的村莊、河南各地、山東、河北甚至臺灣。其中一塊署名丁勝傑的碑上刻著：「從我曾祖父、高祖父、爺爺還有我父親一百多年來曾彫刻過許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從沒彫刻過像那麼多平常百姓給張欽禮書記的讚碑，也沒有見過一個普通縣官有那麼多百姓前來祭念……」
公道自在人心。焦裕祿和張欽禮究竟孰是孰非，歷史終有公論。也許，他們都不過是中共統治下的悲劇性人物，都不過是為中共利用的一粒卒子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