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撕碎兩毛錢也可以算做滔天大罪(組圖)

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去世；

9月10日，山東省滕縣姜屯公社大彥南村大隊68歲社員侯致魯在家中門前的菜地裡因撕毀了同村張*巒向他買菜的兩毛錢人民幣而被隔離審查；9月11日，大彥南村大隊向公社匯報了情況，並說明瞭情況，強烈要求上級機關逮捕侯致魯；同日，姜屯公社黨委經研究決定對侯致魯依法逮捕，並向縣公安局匯報；

9月12日，滕縣公安局批准逮捕；

9月13日，滕縣縣黨委同意公安局意見，同意逮捕。

短短四天，侯致魯老人從天上掉到了地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開始了勞動改造的生活。從這個「案件」的結論來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是：「當我們偉大領袖主席逝世之際，撕毀人民幣，認為人民幣不能花了，盼蔣思想特別嚴重，性質嚴重，民憤極大」。

侯致魯在被第一次審訊時和張*巒被問訊時講述了事情的經過：9月10日下午2點，同村的張*洪家因請人打灶臺而要招待人，遂讓弟弟張*巒去侯致魯家裡買幾根黃瓜，侯致魯並不是專門賣菜的，只是在地裡種了幾溝黃瓜，平時鄰居來買時也一般都不收錢，這次，侯致魯同樣也沒有準備收錢，但張*巒還是硬把兩毛錢丟給了他，侯就說：「不要錢，給你，不要我撕啦」，張沒有要，轉身拿著黃瓜就走了，侯致魯於是賭氣就把這可能會影響他餘生的兩毛錢撕了扔在了田裡。事情到此應該算是結束了，也許按照現在的看法，可能也算是鄰里之間禮讓的一件事。但是事情後來的發展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

張走後，侯致魯覺得不太對勁，趕忙將田裡的撕毀的兩毛錢揀了回來，藏到了火柴盒裡，從自己的錢裡拿了兩毛錢送回到張家，但是已經晚了，張回家後已經把侯撕毀錢的事告訴了哥哥張*洪，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再加上張*洪也是村裡的幹部，覺悟比較高，所以當侯送錢回來時張家兄弟自然要盤問一番，侯當然拒不承認，張家兄弟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到田裡找，不巧的事，找到了被侯遺漏的被撕毀的兩毛錢的一角。證據確鑿，侯致魯被扭送到大彥南村大隊隊部接受盤問。

這是初次審問和詢問雙方所述經過，在濃厚的政治氛圍中、在強大的人民專政機關的攻勢下，或許可能還有某種意圖的提示下，後面的審問的回答和初次審問的回答就完全是兩種答案了，但從審問的記錄上可以看到侯致魯老人的無奈，下面是1976年10月10日審問記錄，也是檔案材料中最後一次審問：

問：侯致魯，這幾天考慮的怎麼樣啦？
答：這幾天考慮對新社會不滿
問：你說說吧！
答：對於對裡種40畝棉花和種蘋果樹我不滿，認為多種糧食社員多分點糧食多好，種蘋果社員又撈不到吃。
問：再講。
答：平時幹活天熱啦，我不去幹活，隊長批評。隊長派或有時叫我刨刨地頭，我認為活重。這些我對隊長都不滿。
問：再講。
答：頭幾個月隊裡分的小豬秧子，我分了個小的，沒人要啦，給我啦，我給隊長吵啦，人家為什麼不拿小的，把小的給我，我對隊長不滿。
問：你對隊長不滿，怎麼能聯到新社會呢？
答：我對現實新社會沒有什麼看法。
問：挖你的反動思想根子！
答：我撕人民幣就認為毛主席逝世啦，人民幣沒用啦，在撕時。
問：為什麼撕人民幣？
答：我對新社會不滿，有變天思想。
問：你怎麼對新社會不滿的？
答：對隊裡進行套種，如麥地裡種玉米，把麥都壓倒啦，我記了幾次。我守舊老套種法，對科學套種不懂。
問：交待你的反動思想！
答：我想起以前在國民黨35軍73師421團當軍需時，人人都買我的帳，說一句算一句，能當家，現在說話沒人聽啦，我不滿意。
問：交待你近幾年來的壞思想。
答：就認為主席逝世啦，錢沒用啦。
問：什麼思想指導的你？
答：我的變天思想，是還想過去那樣，我說一句算一句，人家好買我的帳。
問：對其政策教育……
答：我的壞思想，還是不滿新社會，有些制度如農村幹活等，我不滿，看不懂。
問：再交待！
答：平時見了村幹部不願多說話，就（給）看不起他們一樣。
問：你對幹部看起看不起。
答：我對他們看不起。
問：你怎麼看不起的？
答：認為他們不如我。
問：那個地方不如你？
答：（不語）
問：繼續交待。
答：我的壞思想都交待啦！有翻天思想，認為以前我當官時說一句算一句，認為現在不如那時候好，主席逝世啦，人民幣沒用啦，我才撕的。
問：再交待！
答：沒有啦。
問：回去考慮。
答：是。

文字錄到這裡，有些哭笑不得，侯致魯可以說挖空心思的把他這幾十年的壞「想法」一一道出，甚至對村幹部的某些行為不滿也承認為對社會的不滿，而問訊的人也是實在沒有辦法，再也深挖不出來什麼了，只能說「再交待」、「回去考慮」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侯致魯還能交待出什麼。

按照人民專政機關的看法，侯致魯這個撕毀兩毛錢的舉動是發泄對新社會不滿的行為，這樣的反動行為是有動機的，是蓄謀已久的，並且是有其歷史因素的。看看侯致魯68歲以前的經歷就知道為什麼專政機關會因為這樣一件事上綱上線：

1909年出生；
1918年前開始讀書，其中有兩年在縣高等學校上學；
1927年在軍閥張宗昌所辦的濟南東流水軍需實施學校學習半年；
1931年開始在家務農；
1933年，投靠傅作義部隊，在35軍（軍長傅作義）421團（團長孫蘭峰，同村人）上士軍需、少尉軍需、上尉軍需等職；
1938年太原保衛戰後回老家，到1941年期間，在家務農、做小生意、參加杜光典的游擊隊和在龍振標部隊中當司務；
1942年後在偽魚臺縣政府任辦事員二年；
1946年在國民黨滕縣政府任科員；
1947年至1953年，在家務農；
1953年以後至1969年，先後在武漢大學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寫講義、刻蠟版，又在水利電力學院水泥廠當保管員，後又到武昌街道口洗染行當職員；
1969年全國疏散大城市人口時被遣返回原籍至事發時。

從上面侯致魯的前68年的經歷可以看到，他有過歷史的污點，雖然在土改時家庭出身劃為貧農，但個人成份卻被劃為偽頑分子。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他的日子是比較好過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極左思潮的氾濫，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他的好日子也就結束了。從檔案材料上看，為不遺漏一個反動分子，滕縣從1964年開始就到武漢調查他的情況，先後多次被訊問，文革中武漢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曾外調過他的情況。到1969年，迫於國際形勢，全國大城市開始疏散人口，成份不好的侯致魯首先被遣送回了原籍。回到原籍後，他也先後幾次被訊問情況，讓他交待問題。有過這樣歷史污點的人，正當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片悲痛之中，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撕毀人民幣兩毛錢，一直沒有對他放鬆警惕的人民專政機關肯定是放不過他的。好在隨著文革的結束，滕縣公安局的上級地區公安局沒有批准縣公安局的逮捕請示，而是按照他犯有政治錯誤來結的案，責令對其進行批評教育。1976年10月以後他的情況我在檔案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在糾正了極左思潮的情況之下，他的日子會好過些。

兩毛錢惹的禍究竟有多大？對於侯致魯老人個人來說恐怕還是可以度量出來的，但對於整個民族來說，這兩毛錢惹出來的禍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