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澤東在歷史上做過許多錯事，許多後果極為嚴重的大錯事，比如做過發動「大躍進」致使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錯事，又比如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數萬萬人歇斯底里的大錯事。那麼，毛澤東會不會因此而懼怕歷史呢？
筆者曾就此問題作過肯定性論述，即在《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一文中指出，毛澤東臨終前不久關於「我一生辦了兩件事」的談話，就是在很認真地「推測他死後人們將怎樣評價他，並顯得有些放心不下」。
筆者也曾向李銳先生提出過「毛澤東怕不怕史」這一問題。李先生聽後眼睛一瞪說：「他怎麼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麼長時間，做了那麼多壞事，卻沒有留下許多墨跡、許多他的親筆墨跡。他這是因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怕史！怕留下他做壞事的親筆記錄，怕讓後人罵。」
可問題是，毛澤東本人畢竟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至少就現已公布的文獻資料來看，他沒有能像劉少奇那樣直截了當地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
毛澤東熟讀中國史書，自是能夠讀出中國史書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貶人物，既很在意褒揚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貶斥那些作了大惡的人，使之遺臭萬年，故能讓那些「亂臣賊子」和「無道天子」感到懼怕。所以，毛澤東很明白，像他這種執掌過大權且又做出過大事故而必上史書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懼怕歷史，就似乎在對號入座了，承認自己做了大惡，至少顯得自己有做了大惡的嫌疑。
不過，毛澤東雖沒有說過自己懼怕歷史的話，但不等於他不懼怕歷史。要識透像毛澤東這種言辭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關鍵不是要聽其言，而是要觀其行，即通過觀察其行為方式來確證其內心想法。
當然，這種確證隱有一個前提，即毛澤東的行為與毛澤東的意圖有著高度的相關性，故可以從他做了什麼中看出他想了什麼。
依據這一求證理路，筆者側重考察了毛澤東作為執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說，此公入主北京後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黨人士，尤其是本黨高層人士。
這種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這樣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這兩個手法都不僅有著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著歷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都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因有著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
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都言之鑿鑿地向歷史作證，誓言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毛澤東是完全正確的。
從毛澤東所使用的這兩個整人手法所具有的歷史效能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整人者還是很在乎歷史的，很在乎自己將會有一個什麼樣的歷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飾它，盡量設法去模糊那些對自己不利的歷史記述；也很注意去粉飾它，盡量設法去收存那些對自己有利的歷史記錄。簡言之，此整人者還是有些懼怕歷史的。
本文的正文部分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前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歷史效能，下篇主要考察毛澤東的後一個整人手法及其歷史效能。
上篇
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充當打手；讓他們因有著同案者身份而不願向歷史作證，不願全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毛澤東若是決意整治一個人，就會責令手下人都要摻和進來，都要一起來對這個人說絕情的話、做絕情的事，都要一起來朝這個人吐雨點般的唾沫、扔冰雹般的石頭。
例如，在1955年10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鄧子恢等人發難。全會計有248篇發言，內容大體一致：一方面高調擁護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報告，另一方面疾言批評鄧子恢「小腳女人」，指責後者「右傾保守」，是「同資產階級共呼吸的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等等。
在這248篇發言中，少不了有一篇是鄧子恢自責自貶的發言：痛說自己「抱著十分沈重的心情」，檢討自己再次犯了「原則性錯誤」。
又如，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裹挾著整個中共中央向彭德懷等人發難。據李銳先生記述，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被印發下來後，多數與會者「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認為其中「某些字句值得斟酌」。但是，到了「7月23日，毛澤東以突然襲擊的方式，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極其嚴厲的批判和鬥爭。自此時起，沒有人再講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的問題了，‘問題不少’的中心議題被擱置一邊。原來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信中的觀點的同志，也不得不迅即轉變態度，有的還違心地進行了揭發批判。整個會議於是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7月26日，毛澤東又髮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於是不論過去有沒有表過態，或講得重講得輕的，都起而踴躍發言，大家直接對著彭德懷、張聞天等開火。」
事隔二十餘年後，李銳先生憶及當時心情：「說實在的，這十多天會，我的心理狀態極為複雜，我覺得很悲觀。我想，這是中央委員會，這是我們黨最高領導層的會，怎麼竟沒有一個人敢於出來講半句公道話呢。」
又如，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毛澤東注視下，除陳少敏一人外，所有與會者都舉了手，贊成通過《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贊成「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誠然，在這許許多多舉起的手中，有的是出於主動的，有的則是出於被迫的；但就最終結果來看，無論是主動舉起的手，還是被迫舉起的手，都無一例外地擊打在劉少奇的身上，儘管擊打的程度輕重不一，因此，也都無一例外地沾上了劉少奇身上的血，儘管沾上的份量多少不一。
毛澤東在糾合其黨徒整治其政敵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不願摻和其間的人，一些不願與他同趟渾水的人。他都不會輕易地放過這些人，或是當即予以呵斥，讓其下不了臺；或是嫉恨在心，留待日後算賬。
在「廬山會議」上，當朱德批判彭德懷不力時，毛澤東當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痒’。」譏刺得這位總司令「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話。」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大多數中央委員不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不積極批判劉少奇時，毛澤東當時隱忍不發，只是對他們做了說服爭取工作。可是到了會後，他便默許乃至縱容「造反派」去衝擊他們，去責難他們冥頑不化地犯了「推行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結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央委員都被貼了大字報，其中許多人還被開了批鬥會、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坐「噴氣式」以及遊街，蒙受種種羞辱。
不過，這些被批鬥者的結局不完全一樣。有些人被一棍子打死，如屬劉少奇嫡系人馬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自「文革」起便被打倒，乃至被關押，被流放，一如囚徒似地非常恥辱地熬著活到了毛澤東去世後，亦是「文革」結束後。
至於其他人的結局，則視其對毛澤東的認錯態度如何而決定其能否再獲生路。其中一些人在寫出了痛罵自己糊塗的檢討書和痛責劉少奇歹毒的批判書之後，或說是補做了毛澤東先前佈置過的整人作業之後，獲得寬大處理，補考過關，遂從「牛棚」中被「解放」出來，恢復組織生活，重返領導崗位，並在一段時間內作積極投身「文化大革命」狀，以報主席知遇之恩。
可見，在毛澤東不斷發起的整人運動中，毛澤東手下的黨人，尤其是高層黨人，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去積極摻和其間，而都必須大叫大喊地去狠踢猛踹那些被整的人、那些遍體鱗傷地倒在地上的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他們自己也會被整，也會被眾人狠踢猛踹，以致遍體鱗傷。
毛澤東的這種整人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
1987年整胡耀邦時，中共高層開了所謂「民主生活會」，其間絕大多數與會者故伎重演，再次施展那種從先主席那裡學到的整人伎倆：聯手圍斗挨整者，扣帽子，打棍子，你一言我一語地肆揭老底，硬是把這位「紅小鬼」出身的總書記整得淒淒慘慘乃至「失聲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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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數十年如此整人，不可避免地致使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也就是這位黨主席身邊的那些黨中貴要，大都做過這種落井下石的事、這種翻臉不認人的事。
也正因此，就人之常情而言，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尤其是毛澤東執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成員的道德水準，大都低於常人的道德水準。這正是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不僅大都寡德，而且大都可悲；不僅大都曾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而且也大都曾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整得檢討不迭，整得痛苦不堪。其中一些人如周恩來、鄧小平等曾被整治多次，還有一些人如劉少奇等竟被整治致死。
也就是說，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經歷，既有過作為出手很重的打手的經歷，也有過作為告饒不止的挨打者的經歷。他們既做過「胯夫」，也做過「胯下之夫」、毛澤東的「胯下之夫」。
也正因此，這個黨的高層成員大都有過雙重的恥辱，既有過作為凌辱者的恥辱，也有過作為被凌辱者的恥辱。他們都幾無例外地或多或少地蒙受過毛澤東所給予的恥辱。
在這個黨的高層中，既積極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別人、又未被別人按毛澤東的授意整過的人，似乎就只有康生一人。可是，此人最終被本黨亦被世人公認為大姦大惡之人，堪比李林甫、魏忠賢之輩。
也就是說，在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角逐中，最得逞者竟是最歹毒者。這就使人不能不想起「豺狼橫道」這個古語，不能不認為毛澤東主政時的這個黨的高層政治生態，是相當險惡的，也是相當醜陋的。
在此，我們不妨將國共兩黨高層中的人情世故作一簡要比較。
當蔣介石決意懲處確有反意的國軍元勛鄧演達時，一批與鄧演達有著數年袍澤情誼的黃埔將領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如陳誠在獲悉鄧演達被捕後，立即致電蔣介石，予以力保；隨後在獲悉鄧演達被害後，再次致電蔣介石，提請辭職，聲言：「上無以對總司令，下無以對恩友。」
而當毛澤東決意整治並無反意的共軍元勛彭德懷時，一大批與彭德懷有著數十年戰火情誼的紅軍將領紛紛圍上來朝他吐唾沫、潑髒水，東拉西扯、無限上綱，還翻出一大堆陳芝麻爛穀子，氣勢洶洶且婆婆媽媽，一如街婦聚罵之行狀。他們還一致舉手贊成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並給他安上了兩個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個是類似於「漢奸」罪名的所謂「裡通外國」罪名，一個是類似於「結黨謀反」罪名的所謂「組織軍事俱樂部」罪名。
當蔣介石將張學良監禁後，仍有許多國民黨大員去看望他。其中張治中將軍三次專程探視囹圄人，一次在南京宋子文府（1936年），一次在湘西沅陵鳳凰山（1938年），一次在臺灣新竹井上溫泉（1947年）。他次次都與這被監禁者長時間地促膝談心，還次次都不避嫌疑地替這被監禁者給蔣介石捎信或捎話。
而當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將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首領後，則見許多中共大員紛紛變臉，對落難者唯恐避之不及。在由廬山返回北京時，除張愛萍將軍外，大家「都不願和彭老總同機」，以至於「那架飛機只稀稀落落地坐了幾個人。」
又當毛澤東將彭德懷只是閑置京郊吳家花園而並未監禁時，就沒有多少中共大員去探視他，更不要說去與他促膝談心了。彭德懷曾對不期而遇的謝覺哉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志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只有總司令（即朱德——引者）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即帥孟奇——引者）來看我……」
不過，彭德懷自己也曾「規定一個軍人也不見，以免引起嫌疑，牽累來者」。因為，他背的畢竟是「組織軍事俱樂部」的罪名。至於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不都是絕情者。李志民上將就曾暗中派其兒子避開吳家花園門口崗哨，翻越圍牆進入院中，想看一看「彭老總是否還在人間」。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會給落寞將軍帶來一些暖意。
當彭德懷被正式收監後，除提審人員外，就沒有任何袍澤故舊來探視他了。
又當彭德懷知道自己身患絕症而提出要見毛澤東、周恩來後，仍沒有任何中央大員來看望他。
落難將軍不勝悲鳴：「無緣無故地關了我這麼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有誰來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啊！你真不長眼！」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里。這一遷葬實屬孝舉，合理，合情，尤合他們的伯父之耿介脾性：大家既然生前待我那麼薄情，我又何必死後硬要與你們擠在一起？我生前孤傲，不與你們拉拉扯扯，死後也孤傲，羞與你們同葬一處！
一些半路結盟或加盟中共的前國民黨人士在涉身毛澤東整人運動時，也似乎顯得比許多老中共黨人更講義氣些、更富有人情味些。
當許多中共大員紛紛指責彭德懷偽裝艱苦樸素故而是「偽君子」時，前國軍上將張治中站出來說話：若說一個人在短時間裏搞偽裝，還能夠說得過去；但若說一個人在一生中都搞偽裝，就很難說得通了，一個人「怎能偽裝一生呢？」
頗有仁德之名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也曾高度評價過張治中的為人：「要重新思考做人的道理。很敬佩張治中。大革命和抗戰勝利後國共兩次分裂時，張兩次向蔣介石上萬言書，很不贊成。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從不批蔣介石。大概是‘大躍進’（似應為‘文化大革命’——引者）時，有次（似應在1967年國慶觀禮時——引者）上天安門城樓，在電梯上遇見毛主席，張說：‘主席呀，你走得太快了，跟不上。’張治中應當有部電視劇。」
張治中任職國民黨時曾數度諫言蔣介石，離開國民黨後則從不批評蔣介石，正如中國古語所言：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他結盟中共後，又能在毛澤東如日中天時當面向其諫言：你搞「文化大革命」，搞得很過急（「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們跟不上！」）、很過火（「現在被打倒的幹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說出了當時所有中共高幹都不敢說出的話，故又再顯古士之風。
據一個原人大附中紅衛兵頭目回憶：在當年被他們抄家的那一個個名人政要中，絕大多數者都對他們這些「紅衛兵小將」點頭哈腰，低聲下氣；只有兩個人不買他們的賬，非常硬氣，令他們感到很是威嚴。在這兩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張治中將軍。
當許多老紅軍紛紛揭發批判彭德懷時，原為東北講武堂出身的國軍第111師333旅旅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萬毅，先是在廬山上為彭德懷說話：「提出意見，精神是好的，是赤膽忠心的」；繼又在北京城為彭德懷說話：「直說了吧，現在有人盡做好夢，頭腦發昏、膨脹，眼睛只看這天上的‘衛星’，全然不顧地下老百姓們吃苦受窮！我敢說，彭總‘意見書’一點沒錯！誰要是昧著良心批就讓他批去吧！」
又當許多老紅軍紛紛舉手贊成開除黃克誠的軍籍、黨籍時，原為西北軍軍官學校出身的國軍第26路軍排長後為解放軍中將的李雪三，「就是不舉手」，「自始至終保持沉默」。
許多年後，黃克誠回憶了當時挨整的情景：「會議調整了對策，集中了所有和我關係多的人，要求他們揭發、批判我。為了避免包庇‘反黨分子’之嫌，許多人都得表現一下。於是這個說我是怕死鬼，那個說我是殺人犯。」但是，「也有幾位和我共事很久、瞭解我的為人的同志，在會上一直沒有發言。這樣做是要擔風險的，連我都擔心他們會受連累。」
當許多新中國的新貴們附和著那個新中國的新主子而一窩蜂地去圍斗梁漱溟先生時，原國民黨高層人士何香凝、陳銘樞則為挨整者說了公道話。
何老太太在那個一邊倒的會議上，「唯一」發言肯定梁漱溟曾經反過蔣介石，從而回應了毛澤東對梁漱溟的潑罵：「他什麼時候反過蔣介石、反過帝國主義呢？沒有。」「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另外，何老太太在那一片叫罵聲中，仍然稱挨罵者為「梁先生」，令這聽用者久久不能忘懷。
陳銘樞則在會上逼毛澤東表態：梁漱溟問題究竟是政治問題還是思想問題？若是前者，「不必在此費舌耗時」；若是後者，「可以慢慢批判教育，使他逐漸醒悟」。毛澤東答覆：「梁漱溟這個人很反動，但沒有發現他暗中有什麼活動，也沒有發現他與美帝國主義、臺灣有什麼聯繫，因此，他的問題仍屬于思想範圍的問題。」
當老共產黨人賀龍落難而其子女無處可躲時，老國民黨人何香凝收留了他們，並把他們藏在周恩來嚴令不許任何人衝擊的地方——何老太太自己的臥室。
當劉少奇已被公開批判而許多中共高層人士唯恐避之不及時，宋慶齡仍給劉少奇子女寄賀年卡，並向劉少奇夫婦贈送《宋慶齡選集》，還在書上寫著：「敬愛的劉主席、王光美同志」。
「林彪事件」爆發後，「文革」酷烈形勢有所緩解，劉少奇子女「給他們熟悉的叔叔阿姨」寫信，請求把他們「要求見爸爸媽媽」的信轉交黨中央、毛主席。他們寄給其他人的信有什麼反應不得而知，寄給宋慶齡的信則如願地轉交到了毛澤東的案前，並獲其批示：「父親已死，可以見見媽媽。」
接下來的問題是，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的手法，對於毛澤東來說有何意義呢？能獲得什麼樣的效用呢？
概而言之，這一整人手法能夠獲得現實與歷史兩方面效用。
關於「讓所有手下人都必須參與整人」這一手法的現實效用，主要表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其一，能夠造成人人喊打的聲勢，既鼓勵打手，又震懾對手。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不僅戰功赫赫，而且為人剛直，敢作敢為且口無遮攔，如敢於在中南海高層會議上疾言指責毛澤東：「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如敢於當面斥責周恩來：「老姦巨猾」。這就使得許多中共高層人士都很忌憚他，忌憚他直言骨鯁，不留情面。
顯然，要整治這樣一個令許多人生畏的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將這許多人都發動起來，相互聯手且相互壯膽地去圍鬥他。其間，人越多，勢越大，收效也就越顯著。
毛澤東自是深諳此道，自下決心整彭德懷起就不斷擴大整彭規模：先是在廬山上，把部分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擴大為所有中央委員出席的整彭會議（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繼又在廬山下，把一百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擴大為一千餘位將領出席的整彭會議，即是把全軍每個師以上單位的兩位正職首長統統調集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圍著彭德懷大吼大叫，將星燦爛且唾星四濺。
彭將軍身經各種惡戰，卻從未遭遇如此狂亂的口水戰，惶惶然而無所措，最終不得不做出退卻，寫出違心檢討：「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了徹底的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的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毛澤東見此檢討即做批示：「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
其二，能夠測試手下人對他毛澤東的態度，猶如趙高「指鹿為馬」，視順應者為可用之材，視不應者為必除之敵。
毛澤東在其整人過程中，特別在意手下人的「立場問題」或「態度問題」，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旗幟鮮明地站在他毛澤東一邊；而不問他毛澤東所要整的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即在意他們是不是把對他毛澤東的忠誠置於對事實真相的求證之上。
在中共黨內，彭德懷曾一直被公認為是一個襟懷坦白、淡泊名利的人，一個愛國、愛黨的人。毛澤東心裏明白這一點，並明白其他黨人也明白這一點。
可是，毛澤東偏偏要指控彭德懷是一個陰謀家、野心家、叛國者、反黨分子，偏偏要把「鹿」說成是「馬」，並嚴令手下所有人都要就此表態，說一說這「鹿」究竟是「鹿」還是「馬」？
隨後，他便放過那些附和者，那些曲意把「鹿」說成「馬」者；而揪住那些異議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鹿」者，將他們也一併打倒，也一併指「鹿」為「馬」，指控為彭德懷同黨分子。
據劉少奇的一個衛士回憶，五十年代的一天，他在陪其首長散步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發現許多中央首長都有些怕彭總，他想知道彭總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怕。劉少奇告訴他，彭總並不可怕，彭總實際上是一個能夠嚴格要求自己、黨性極強的人。
然而，正是這位曾經讚言彭總「黨性極強」的劉少奇，上了廬山後，便附和著毛澤東，硬是把彭總說成是一個蓄謀已久的反黨分子，硬是把「鹿」說成是「馬」。他甚至到了數年後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也就是在彭德懷廬山諫言已被事實確證後，還附和著毛澤東，繼續朝彭總肆潑髒水，繼續把「鹿」說成是「馬」，竟能夠煞有其事地大談彭總的所謂「裡通外國」問題、所謂「組織陰謀小集團」問題，並藉此宣布「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在1959年整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上將鄧華為彭德懷說了幾句公道話，隨即遭到批判，被勒令寫出檢查；
中將萬毅拒絕批判彭德懷，並解散由他分管的那個批彭小組（由出席會議的總參謀部人員和軍委辦公廳人員組成），隨即被當做「彭德懷的狗腿子」看管起來；
少將鐘偉忍無可忍，大吼出場，指責批彭者「無中生有，造謠惑眾」，隨即遭到更為嚴厲的處置：話音落下不到五分鐘，就被急衝進來的荷槍實彈的衛兵戴上手銬，架出會場。
會議組織者如此對待鐘偉，已超過了史上趙高所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沒有做到當庭就拿下那些說實話者，那些堅持把「鹿」說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裡陷害他們（「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史記，秦始皇本紀》）。
其三，能夠離間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讓他們絕情相逢，變袍澤為陌路，變故舊為冤家。
「廬山會議」後期，彭德懷被置於第四組接受批判，而彭德懷的老部下們也大都被安排在這一組參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會議的現役軍隊將領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會議的紅三軍團老人之幾乎全部。
如蘇振華（曾任紅三軍團第12團政委）、李井泉（曾任紅三軍團第4師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紅三軍團第2師政治部主任）、楊勇（曾任紅三軍團第10團政委）、張愛萍（曾任紅三軍團第11團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組，都被要求面對面地揭發批判自己的老首長。其中，蘇振華、李井泉表現得最為積極，頻頻發言、句句誅心。
1973年，毛澤東借中美關係問題整周恩來，先是開政治局會議批周恩來，繼又將政治局會議開成政治局擴大會議，將更多的人擴大進來批周恩來。在這擴大進來的人中，就有所謂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為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四少」為王海容、唐聞生、羅旭、章含之。
這些批周恩來的與會者都是周恩來的老部下，尤其是來自外交部的那幾個老人，都是跟隨周恩來數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們都被驅趕著圍上前來，面對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長發難，怒斥他的種種不是，還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還會動用酷刑來摧毀挨整者與其袍澤故舊的關係，逼使他們無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製所謂「二月兵變」案時，整人者就是用嚴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讓賀龍元帥的諸多老部下「招供」的，讓他們莫須有地招供：他們的老首長早年就曾與蔣介石的「特使」熊貢卿密謀，並「談妥」了叛變條文；近年又曾為研究「兵變」而先後召開過「八次黑會」，謀劃如何奪取各大軍區和各軍兵種的指揮權，並將「兵變時間」定在「十月一日」。
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經百戰的老將軍，都是一些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可是，他們扛得住昔日的艱難困苦，卻扛不住此時的嚴刑拷打。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整人機器是多麼暴虐和多麼高效！
毛澤東如此整人的手法也為其後繼者所承襲。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當年彭德懷、周恩來挨整的情景，即一種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眾叛親離的情景。
當時中共高層也開了一個會，一個所謂「民主生活會」。主使者也是精心設局，唆使諸多與會者紛紛向胡耀邦發難。
在這些發難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黃火青、鄧力群等本來就與胡耀邦心存芥蒂外，還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鶴壽等過去曾與胡耀邦相交甚好。
（本文略有刪節，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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