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麼都沒有

37向農民開戰
1953∼1956年59∼62歲

為了擠出農產品以供出口，毛政權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統籌統銷」政策。中共宣傳說這是為了糧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積居奇。還說國家只是購買餘糧，農民會有基本口糧留下。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

毛政權定了個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傳統南方農村「不飢不飽」的水準：四百斤「貿易糧」。但這個標準很少達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糧僅為三百八十一斤。對農民的口糧，毛說：「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糧食就夠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糧食」。

民盟中央的周鯨文下鄉調查，問起北京西郊一位老農民收穫的情形。老農說：「收成還不錯，那有什麼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飽。」「土改分地以後，我分了這塊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幾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糧叫政府號下了。先交公糧，然後統購，給你剩下的糧食簡直不夠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統購賣糧所得的那點錢，還不夠完雜稅，和各樣官派的開銷，什麼冬學費、清潔費、村公所辦公費、報紙費、買公債等等，這些費用是說不完的。你想賣點餘糧的錢能夠用嗎？

在毛的故鄉湖南鄉下，一個軍屬說：「表面上每家每人有三四百斤口糧，實際上誰也沒有那麼多。」「到頭來我得挨幾個月的餓……不但我一家如此，我的鄰居，他們也是這樣。」國家對農民說，糧不夠吃的可以買「返銷糧」。返銷糧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毛還不斷告誡幹部們：「現在有的地方糧食銷多啦！」

對農民挨餓，毛的答覆是要農民用餵豬的「薯葉填補」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儘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

薄一波後來說：「國家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生產的糧食，大多都給收購上去了，所剩無幾。」他還說：統購中「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部發生過」。這樣的暴力早在毛預料之中，他和徵購政策的策畫人陳雲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特地討論過這項政策的嚴酷後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徵糧是打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毛要以農民為敵，特別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陳雲接著向各省管糧食的傳達毛的指示，要他們準備全國一百萬個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陳雲叫在座的放心，這是不會危及共產黨統治的，他舉例說：滿洲國也搞過嚴厲的強行徵購，「但就是這樣，如果蘇聯紅軍不出，滿洲國還不倒。」換言之，共產黨是垮不了臺的，不管它怎樣對農民巧取豪奪。

徵糧制度實行一年之後，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國已是一片天怒人怨。無數報告飛向毛的案頭，報告說農民如何「吃樹皮、草皮」，如何「賣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中共設有若干從基層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這個大國，必須隨時瞭解真實情況。中央警衛團戰士回家探親，毛要他們寫報告，講村子裡的情況。他們筆下出現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圖畫。有的說：「缺糧戶達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有的說：「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應還有：「社會主義在哪裡呢？現在就不給油吃了！」

「光叫生產加油，沒有油吃還加油呢。」「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光了。」當時在廣東省任職的趙紫陽，在調查報告裡描述基層幹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辦法逼著農民交糧。有一個村子「將一老嫗封在屋內，至上吊自殺」。在他調查的高要縣，「全縣因逼糧造成的自殺事件一百一十一起。」

一些有正義感，有勇氣的人上書毛和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給毛寫信說，他的江蘇家鄉，「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農民特別苦，農民說：我們吃不飽，哪有力氣去種田呢？」

毛不為所動，反而整黃炎培，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毛還理直氣壯地說：「缺糧戶，也不是一年到頭都缺糧，頂多缺四個月」，「頂多六個月」。有的高級幹部用「良心」這個概念懇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責他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為了便於徵糧，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國農村實行合作化。沒有合作化，個體農民是先收穫，再上繳給國家。這就使農民可能藏糧。中國農民有幾億，要挨個檢查談何容易。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裡直接到國家手裡，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穫全盤控制。

合作化對毛的另一個好處是能監督農民勞動。個體農民出工收工、干多干少是自己的事，合作化後就身不由己了。一九五六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要今後農民幹活時間加倍，婦女下田做工：「農村中的男勞動力，在黃河淮河一帶，有些地方，從前每年只能做工一百多天，合作化之後，可以做工兩百多天，女勞動力過去不使用或較少使用，合作化之後就使用上了，也可以每年工作一百多天或二百多天了。」

為了強行推行合作化，毛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萬，每年三十萬」，「我主[張]多抓」，「大捉特捉是重點」。

農村合作化是中國完備極權體制的重要一步。工商業國有化也同時進行。對城市工商業者，毛沒有像對農村地主富農那樣狠，原因是實際的。毛說：「資產階級要比封建地主有用的多，有技術和管理能力」--儘管這些能力在他統治下大都被浪費掉了。中國燦爛的手工業像霜打的鮮花一樣萎縮，維修保養等服務行業大批關門。用劉少奇的話來說：「我們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麼都沒有了。」

為了使城市裡的人規規矩矩，毛搞了個運動叫「肅反」。一千四百三十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毛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佔受審查人的大約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說超過比例須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七十一萬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

和肅反運動一起來的是對文藝自由的進一步封殺。毛掌權以來已以他特有的徹底性搞了一個又一個摧殘文化的運動，像「思想改造」、批判電影《武訓傳》等等。僅就電影業來說，一九五O年還有三十九部劇情片出品，一九五二年就只剩五部了。一九五四年，毛搞了一場批判胡適等流亡海外，深具影響的中國文人的運動。一九五五年，他轉過頭來對付留在大陸的、保持著獨立精神的文化人。毛選中了胡風。五月，胡風被公開批判，投入監獄。直到二十多年後毛死了，才重見天日，但已精神失常。

給胡風定罪的重要依據是胡風和朋友之間的來往信件，裡面有書生議政，有牢騷怨言。毛把這些放在報上發表，以此說他們是「反革命集團」，嚇得人們不敢在通信中談論國事。

一九五六年初，毛說：「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樣的烏煙瘴氣，陰霾滿天」，「到處罵我們，黨內黨外都說我們不行，就是為幾顆糧食，下半年不罵了。下半年有幾件喜事，豐收和合作化是兩件大喜事，還有肅反也是喜事。」

毛澤東沒有提的，對他也許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彈技術。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著朝鮮戰爭不停戰的辦法，想要蘇聯人給他核技術。但蘇聯人不點頭，毛只好停戰。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臺灣的樣子，利用蘇聯擔心被拖下水，來實現他的目標。臺灣與朝鮮不一樣，打不打由他說了算。周恩來被派赴莫斯科告訴蘇共領導人，毛決心要「解放臺灣」。

九月三日，中共軍隊向國民黨佔領的金門島開炮，引發了第一次台海危機。炮打金門不久，蘇聯頭號人物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週年慶典，還帶來好些蘇共領導人，這在斯大林時期是不可思議的。赫魯曉夫想消除兩國間的芥蒂，主動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簽訂的條約中損害中國利益的秘密附件。他還答應除現有的一百四十一個項目外，再賣給中國十五個大型企業，同時給中國一筆五億二千萬盧布的新貸款。

毛就勢提出要赫魯曉夫幫他造原子彈，說是為了抵禦美國人。赫魯曉夫問他美國為什麼要朝中國扔原子彈，毛說因為「臺灣危機」。赫魯曉夫沒有勸毛不要因臺灣問題而引發核大戰，他在回憶錄裡寫道：「原因是；我們認為統一中國領土的舉動是無可非議的。」赫魯曉夫只勸毛不要造原子彈，說：我們這個大家庭有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須知那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用在這方面是否足夠，還很難說。那麼其他各項生產事業怎麼辦？國計民生怎麼辦？

毛擺出一副樣子，好像赫魯曉夫的話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魯曉夫雖然心裏不痛快，但還是答應考慮幫中國建設一個核反應爐。

赫魯曉夫走了以後，毛加緊了對國民黨控制的沿海島嶼的轟炸，導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臺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毛繼續攻佔沿海的一系列島嶼，扯開架式準備進攻金門、馬祖，給人他不惜一切要打臺灣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爾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記者招待會上說：為什麼不能像用子彈或者別的什麼彈一樣使用原子彈。赫魯曉夫不想捲入跟美國的核武對抗，將來也不想捲進去。他答應向毛提供核技術。毛的目的達到了，台海危機結束了。

這原子彈毛也有了原料。這時蘇聯專家剛在廣西省發現了鈾礦。毛興奮已極，把它稱作「福音」，馬上召來地質部負責人劉傑。劉傑回憶道：「寒暄以後，主席讓我匯報鈾礦石的情況。我把鈾礦石放在桌上，又用計數器對著鈾礦石作表演，當計數器在鈾礦石上面晃動便發出「嘎、嘎、嘎……」的聲音時，毛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並自己拿起計數器，也學我的樣子在鈾礦石上晃了晃，於是又聽到了「嘎嘎」聲。總理也在旁邊樂得合不攏嘴。」「臨走時，毛主席、周總理把我們送到門口。毛主席拉著我的手說：「劉傑啊……這是決定命運的事喲，你可要好好地幹啦！」」

事後開慶祝宴會，毛舉杯祝酒：「為了我們能盡早有自己的原子彈，乾杯！」

四月，蘇聯正式簽約幫助中國搞兩個發展原子彈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應爐和一臺迴旋加速器。中國成為核大國就此起步。一組組中國科學家立即赴蘇受訓。十二月，在蘇聯科學家協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力，六七年十二年發展核工業的大綱訂出毛的喜悅就不用說了。他對秘書說：他很高興，一九四九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巔，氣概衝天地說要「把地球管起來！」

要實現核工業的十二年計畫，毛需要更多的農產品來償付。他制定了個有關農業的十二年計畫，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要求農民到一九六七年時年產一萬億斤糧食。這個數字是毛根據十二年中需要多少農產品出口推算出來的，比歷史最高年產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億斤，高出兩倍多。

這個指標完全不切實際，遭到幾乎整個政治局的反對。出聲最高的是負責編製國民經濟計畫的周恩來，為他撐腰的是劉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綱要》徵糧，已經在餓飯的千百萬農民就得餓死。

一九五六年二月，一向順從的周恩來把計畫中的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投資砍掉大約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國沒有條件買毛要的所有的東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資金髮展核工業和主要項目，把次要項目放一放。其實不放也不行，中國沒有足夠的鋼鐵、水泥、木材等物資。周的這一舉動，被稱為「反冒進」。

毛要的是所有項目一齊上馬。毛對經濟是外行。薄一波說，毛那時要聽管經濟的部委匯報，但聽得非常吃力：「毛主席十分疲勞。有次聽完匯報，他帶著疲乏的神情，說他現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匯報材料很不理想，只有乾巴巴的條條或數字，沒有事例，使他聽起來非常吃力。」一次，聽一位部長匯報，毛緊皺眉頭，抬起頭來說，這是使他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周恩來某次檢討說，他給毛的報告是材料數字一大堆，沒有故事性。

數字跟毛無緣。南斯拉夫第二號人物卡德爾(Edvard Kardeli)跟毛打交道後說：「數字對他是不必嫗死的。比方說，他說：「要兩百年的時間，或者四十年。」」蘇聯在華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Ivan Arkhipov)對我們嘆著氣說，毛對經濟「完全不通，一竅不通」。

毛對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卻一點兒也不糊塗。四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沒有從命，堅持他們的意見。毛怒而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去找毛，想說服毛，最後實在無法時冒出一句，說他「從良心上不能同意」毛的做法。周恩來跟毛講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無可奈何。

毛的同事們跟他頂撞，原因是毛的要求太過分，後果太嚴重。這時莫斯科發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們的膽子格外壯。這年二月二十四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秘密報告反斯大林，譴責斯大林的肅反殺人、獨斷專行，還有斯大林的工業化措施。中共領導人現在紛紛就這些問題批評斯大林。劉少奇說斯大林的錯誤第一是「肅反擴大化」，還有「農業上犯錯誤。蘇聯至今沒有解決農業問題」。張聞天說：「蘇聯內政主要錯誤是沒有把農業搞好，糧食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太偏重於工業，特別是重工業。蘇聯輕工產品幾十年無改進，我在蘇聯當大使時去商店幾乎沒什麼可買。糧食也一直很緊。……值得從中吸取教訓。」四月二十日，周恩來在國務院說：「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對的，但忽視了農業就會犯大錯誤。蘇聯和東歐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些問題上對斯大林的批評打在毛澤東身上。毛反守為攻，規定對斯大林必須「三七開」，「正確是七分，是主要的；錯誤是三分，是次要的。」錯的三分不是別的，僅是斯大林怎樣虐待了毛：「這些事想起來就有氣。」

但毛不能公開跟赫魯曉夫翻臉。赫魯曉夫代表共產主義陣營的「老大哥」。毛離不開赫魯曉夫，他的軍工項目、原子彈，都得從赫魯曉夫那裡來。赫魯曉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讓毛對他刮目相看。毛覺得這個人不簡單，多次若有所思地講：「赫魯曉夫有膽量，敢去碰斯大林」，」這確實需要點勇氣。」毛拿不準赫魯曉夫，他得小心從事。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當他的同事們贊同赫魯曉夫而反對他的政策時，毛沒有一鎯頭打過去。他忍下了。無從發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離開北京到了外省。中國各省的「第一書記」，都是毛特別挑選的。

毛這次離開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親自給空軍司令劉亞樓打電話，要他準備飛機。毛一向認為飛機危險而不願意坐，上次還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飛到重慶去跟蔣介石談判。毛這次要坐飛機了，可見他是多麼迫不及待地要離開北京。

毛第一次坐由中國人駕駛的飛機。為了照顧他的生活習慣，機艙裡放了張木板床。登機前一刻，機組人員才得知乘坐飛機的是毛。這是五月三日早上，一個難得的好天氣。毛跟機組握手，接著站著不動，良久不作聲。劉亞樓提醒他上了飛機後，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裡夾著的香菸菸灰結得老長也未彈去。突然他像醒過來似的命令起飛。

首站是武漢，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候機大廳裡立了座毛的立體塑像，這大概在全中國尚屬第一。當時赫魯曉夫剛譴責了斯大林搞個人崇拜，毛對塑像表示不滿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問。」王翻來覆主地想，搬好還是不搬好，最後決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來。毛從武漢飛往廣州，接他的是另一個對他五體投地的省委書記陶鑄。江青也在那裡。毛的別墅是美麗的大莊園「小島」，靠在珠江邊上。因為毛來了，江上交通運輸都停了下來，附近江面也封鎖起來。毛的隨從奉命不許見客，不許寫信，不許打電話，更不必說出門走一走了。天氣又悶又熱，毛的房間裡放了五桶冰塊也無濟於事。花園裡的熱帶花草茂盛，蚊子到處亂飛，從香港買來滅蚊的DDT殺蟲劑，但漏網分子眾多。毛怪工作人員滅蚊不力，發了脾氣。

真正使毛心情煩躁的是北京。劉少奇、周恩來繼續地不聽話，還在那裡砍軍工項目。五月底，毛離開廣州飛回武漢。他要用游長江的方式，給劉、周們發出一個嚴厲而又意味深長的警告：他身強力壯，有體魄、有決心鬥到底。

長江寬闊流急，游泳似乎有風險。但就像毛的警衛所說，毛游泳「是有限度的，沒有把握和冒風險的事他是不會做的」。後來他想游三峽，警衛告訴他那裡的水情險惡，他就沒有游。在武漢，王任重帶領幾十個人先試游，找暗流，探漩渦。當毛游泳時，若干訓練有素的警衛按照規定的位置，把毛圍起來，使他萬無一失。旁邊還有三條船，以便他略感不適或有任何不測時，可以隨時上船。

毛連游了三天。風大，浪也高，但是毛怡然自得，寫了首詞，稱自己是「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最後那天下著小雨，長江兩岸組織了幾萬人從遠處觀看毛游泳，「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不斷。

在北京，六月四日，政治局進一步決定更多的項目下馬。毛在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迴鑾」並未影響同事們的決心。

十二日，劉少奇把他安排寫的「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送給毛看。社論批評說：「一切工作，不分輕重緩急，也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齊頭併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貪多圖快而造成浪費」。社論還說：急躁情緒「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毛後來說，社論「尖銳地針對我」。他在稿上批了三個字：「不看了」，就退給了劉少奇。儘管毛明顯惱怒，社論照樣在二十日登出。

這時的毛心裏很不踏實，甚至比跟斯大林較勁時還不踏實。毛瞭解斯大林，但赫魯曉夫是個未知數。赫魯曉夫摒棄了斯大林主義，天曉得這個莽漢下一步會幹什麼。特別是赫魯曉夫剛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臺。金日成的同事們，為赫魯曉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點兒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偉大領袖」在八月黨的全會上選下臺。

毛澤東本人面臨他掌權以來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八大」。大會即將在九月召開，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魯曉夫時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辦事，大會宣傳也已作出。毛擔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鬧翻了，逼急了他們也許會在黨代會上對他來這麼一手，比方說給他一個有職無權的職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綱的災難性後果在大會上公開，這樣一來把他選掉也未可知。共產黨的黨代會當然部是精心操縱的，但問題是誰來操縱，毛平時都是靠政治局，現在政治局跟他處在「交戰」狀態。莫斯科派來參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揚，正是此人在幾個星期前具體策畫把拉科西拉下馬。

為了使’八大」不會危及自己，毛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們不要想入非非。九月十日，「八大」開幕前的一次預備會議上，毛彷彿推心置腹似的說：「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我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接著他長篇大論地講起從前他受到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毛承認：「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長征時候的土城戰役是我指揮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毛還說：「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毛的坦誠並非心血來潮作檢討，他是在強調：再犯錯誤，造成再大的災難，我毛澤東也垮不了，誰也奈何不了我。

毛的主要步驟還是表現得通情達理，願意讓步。他同意在黨章中不提「毛澤東思想」。當然，他用別的辦法來補償。黨章報告中把他稱為英明領袖，「從來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反個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導向對他有利的方向。「朱總司令萬歲！」這類口號一律不准喊了，中共其他領導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個人的肖像。毛對外國人說起時，好像他是不得已而為之：「過去我們遊行中拿著馬、恩、列，斯的像，拿著幾個中國人--毛、劉、周、朱的像和兄弟黨領袖的像。現在我們採取了「打倒一切」的辦法：誰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個死人--馬、恩、列、斯、孫的像，和一個活人--毛澤東的像還掛著。挂就挂吧。」

毛在別的方面也給人印像他在妥協。「八大」推崇法制，劉少奇的政治報告說要「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毛澤東統治的法寶「搞運動」被批評為：「助長人們輕視一切法制的心理」。不過，「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最大的讓步是同意他的以軍工為核心的工業化走得慢一點。在政治報告上，毛刪去他喜歡的口號：「又多、又快」；允許把他「十五年」內實現工業化的提法改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忍耐了對他的批評，如暗示他犯了「「左」傾的錯誤」，「冒險主義的錯誤」，「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的負擔過重」，「造成浪費」。

由於毛的退讓，軍工項目減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糧水準是毛二十七年統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經毛點頭，軍工投資繼續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一年工夫，他將捲土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