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中國的文革不知造就多少悲劇(網路圖片)
裴多菲有句真話:「生命誠可貴。」46年前席捲中國的文革,生生把這句話改成了「生命誠不貴」,許多人無奈中取消了自己的生存權。我那時16歲,第一時間近距離見證過那種陰陽相隔的慘像。
50年前臨近廣州二沙島的珠江邊,曾經有一座幽靜的院子,院裡別緻的四棟小樓,住著十幾戶廣東文藝界人家。比較著名的有前北京《文藝報》主編肖殷、省戲劇家協會主席李門、《金沙洲》作者於逢、劇作家曾煒,還有粵劇的名伶大佬盧啟光、陳小茶、林小群。我父親韋丘算是詩人,有時客串寫寫粵謳,也住在院裡。
這幾棟小樓,倒是留存著幾許歷史的滄桑。為解決三年經濟困難時文化人「居無屋,食無肉」的問題,執政黨特意辟出城邊幽靜處,建起了這個院子,體現主政中南五省的陶鑄厚待知識份子文化人的真心實意。雖說由市房管局統一管理,但只租予高級知識份子。人員幾經進出,始終以文化人為主,倒有幾分戰時重慶沙坪壩的氣象。
陶鑄的好心無意造成了悲劇的集中發生。文革風暴一起,革命以文化為由頭,文化人成了砧板上的肉,文化人聚居的地方就是火力轟擊集中的地方,惹來的刀槍劍戟便比其他地方密集許多,多少人間慘劇,頃刻發生在這廣州一隅。
後20年,有其中文化人的後裔、女作家給這個院子寫過一系列小說,題名《幽靈堡記事》,陸續發表於《作品》雜誌。我們作為當事人的同伴、同學,總覺得那位女作家將歷史過於傳奇化、臉譜化了,失了本來面目。現在大家都退休了,沒了名韁利鎖,卻有了還原歷史的自覺,便有心思把這段歷史記錄下來。
文化革命狂飆突降,牛鬼蛇神滿院瞬時。院子裡陰陽頭、大高帽觸眼皆是。不說粵劇名武生盧啟光在文革前夕被投入監獄,不說舅舅李門寫作《海瑞回朝》成為比肩吳晗《海瑞罷官》的重案黑幫分子,也不說祖母被查出是「地主惡霸」的小老婆遣送回原籍……多少生離死別在院子裡上演,只記一件對院子裡十幾個少年造成終生心理陰影的自殺事件。
四棟小樓居東北方一棟住的是以寫作為生的文人。我們一家住二樓,面積頗大,連上保姆八口人住仍寬敞。文革一來,父親韋丘成了走不掉的走資派,什麼罪名記不清了,其中兩條還記得,其一,飛橫跋扈,高高在上,無視群眾;其二,把我的祖母帶進大城市,讓地主專了城市無產者的政。就憑這些,大房子不讓住了,要退出一半,廚房、衛生間要公用。空出的地方要讓給別人住。就這樣鬼使神差,引進了這幕悲劇的主角。
張漠青是新加坡華僑,建國前回來參加革命,一直勤奮寫作,劇本《慧眼丹心》由珠影拍成電影,還出版了小說、劇本《漁島風雲》、《激流飛渡》。他原來是省委宣傳部文藝處幹部,剛調省作協做專業作家,要找地方住,由作協掌權的造反派安排,一家三口住進了我家退出來的房子。張漠青為人善良和氣,和我當走資派的父親也還談得來。空間小了,居家生活難免磕磕碰碰,但兩家從沒紅過臉。我家老保姆見我們兄妹四人年紀漸大,張家小男孩幼小,經不住張家阿姨請求,就到了張家幫佣,但空下來仍給我們家打掃洗刷,張家阿姨從沒意見。時間長了,張家小男孩也整天跟著我們屁股轉。他們家在陽臺搭了個鴿棚,幾十隻鴿子生動活潑,成了全樓孩子的玩物。
生活要是這樣繼續下去也沒什麼不好,外面驚濤駭浪,小樓裡面尚可存身。可是文革的邪火越燒越旺,破四舊,大串聯,大武鬥,大聯合,一波未平一波起。我這時在學校無書可讀,到部隊當兵被遣送回來,社會上風傳大批勞改犯逃出監獄,進了廣州城搶劫。院子裡的小孩基本不敢外出,大人留在機關接受批判改造,颱風眼倒出現片刻的寂靜。
那天下午,百無聊賴中,見大弟頭髮長得像茅草,就拉他坐凳子上,披張報紙給他理髮。聽著老保姆買菜回來,聽著她開大門、開張家門的鑰匙聲,「吱呀」門響之後,一聲令人心寒的叫聲傳來:「有勞改犯進來了!」
我兩三步衝過客廳,衝到張家半開門前,猛見張家兩房間門框邊一個高大的人影慢慢轉過臉來,面孔雪白,嘴唇烏黑。我一個激愣,對準人影揚手要把手中唯一的武器——理髮推子甩出,剛要出手又硬生生停下,那不是張叔叔嗎!但不應那麼高啊?
壯著膽走前兩步,定睛一看,正是張漠青!用檯燈的電源線把自己掛在兩房間的門框上,腳下是一隻倒下的小凳子。那時的門比現在講究得多,除了做得高大,門上還有一扇氣窗,門、窗間有木橫擔,粗大結實,用來挂電線很可靠方便。人看上去高,是因為踩著凳子上去的;人體會轉動,可能是風的作用。
老保姆嚇癱在地哭出聲來:「張同志,點解要吊頸啊(為什麼上吊)!」我不知哪來的勇氣,衝上去抱著張叔叔的腿往上頂,想讓他緩過氣來。但太重了,怎麼頂也動不了分毫。跳上小凳要去解電線,結打得太死,老解不開,心裏慌張,腳一晃,幾乎摔下地來。緊急中,跑到廚房抓了把水果刀,跳起來揮出,割斷電線。張叔叔轟然倒地。
門口過道狹窄,擠成一團,只能抱出來放床上搶救。老保姆腿都軟了,幫不上忙。大弟才12歲,嚇得不知跑哪兒去了。跑到樓下求救,正好舅舅李門在家寫檢討,70多歲的外婆在撿菜葉。舅舅一生波折甚多,飽受運動摧殘,正以待罪之身等待造反派處置。聽我幾句,馬上感覺到其中蹊蹺,不敢上去。我一想也是,造反派慣於無事生非,走資派在案發現場,豈不跳進黃河洗不清?
其他住戶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幫不上忙,不得已竄上三樓,黑幫分子曾煒也不便下來,他的大兒子是二中高二學生,比我大兩歲,經歷過武鬥,膽子也大,馬上跟我跑到二樓。兩個孩子才勉強把人抬到床上,以我們的搶救知識,又掐人中,又抹萬金油,就是不敢口對口人工呼吸,也不懂按壓心臟。折騰半天毫無動靜,我掰開他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經散開。事後回憶,從抱他大腿開始,已經是一片冰涼。我給大弟理髮前,曾聽到張家房中凳子碰地聲,以此推算,到老保姆回家開門,也過了大半個小時,再高的醫術也難以救過來。
那時電訊落後,全樓就一部電話放在我家,造反派沒來得及拆走。電話通知作協的造反派,在他們沒到前,我發現桌面留有遺書。管他看得看不得,匆匆一掃,內裡多有難言之隱,牽涉甚大,不說也罷。隨即造反派四五人凶巴巴趕到,先收了遺書,問我看了沒有,我自然裝傻。法醫驗過,沒有警察,也就結案。
那位帶隊的女造反派跑到院子裡一聲斷喝:「全部走資派都來抬人!」一群牛鬼蛇神,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緊皺眉頭把屍體搬到院子裡。這時張家阿姨才騎著自行車慌忙趕回,還沒進院門,車子已經翻倒,張家阿姨哭暈過去。他倆的獨生子還小不懂事,由幾個大姐姐牽著離開了現場。
16歲的少年,就此見證人生之大不幸,見證死亡的恐懼,見證社會的不合理。同一院子的少年同伴,也同時目擊這悲慘的一幕,同時留下對文化大革命的深刻仇怨。
事後,張家阿姨多次追問我張叔叔遺書內容,造反派根本不敢把遺書還她。而我也因為這次過強的刺激,也許是在風雨如晦的年代自生的保護反應吧,很快忘掉遺書內容,只余一聲嘆息。
舅舅後來說,「張漠青有什麼事啊?他也要死,那我們死一百次都不夠!」
可算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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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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