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下 彬彬變要武 房子成蜂窩

1966年8月5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讚揚北京大學造反派聶元梓等七個人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學貼出的一張大字報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指責劉少奇為首的一批中共領導人「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實行白色恐怖」。

八月驚雷

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是指責北京大學當時的校領導壓制校內的文化大革命，不讓群眾起來造反。當時的中國人現在大多不記得當時聶元梓等人的那張大字報是什麼內容，對它的內容也並不那麼感興趣。不過，人們清楚地記得，毛澤東的這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實際上為人們向當權派造反敞開了大門。

1966年8月8號，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個當年通過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播出的所謂的《十六條》向人們指明了這場運動的矛頭所指就是「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

這是繼中共中央在早些時候發出《5.16通知》以後的第二個發動文革的正式文件。1966年7月18日，毛澤東從中國南方回到北京，要踢開劉少奇，開始真正的文革了。本來，劉少奇在指導初期文革的時候，每一個步驟都請示過毛澤東，而且得到了毛的首肯。然而毛澤東從南方回來之後對這些隻字不提，反而指責劉少奇派出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

在8月1號到12號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劉少奇儘管還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還是中國國家主席，但是實際上已經沒有任何權力了。《十六條》的發表標誌著劉少奇領導文革的終結，毛澤東親自挂帥的開始。

紅衛兵出世

1966年7月28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學生以「紅衛兵」的名義寫信給毛澤東，並且附上了他們的兩張大字報，請求毛澤東支援他們的「造反」行動。他們在大字報中引述了毛澤東1939年12月在延安說過的話，「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毛澤東當年要推翻一個政權，主張造反有理。二十多年以後，他的紅衛兵要再次造反，為毛澤東清除黨內的「異己勢力」。8月1號，毛澤東給這些紅衛兵覆信，表示堅決支援「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於是，以首都北京的學生為首，中國各地的大中學生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

8月18日，毛澤東身著解放軍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上百萬來自中國各地的紅衛兵，並且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城樓上下「萬歲」聲鼎沸，毛澤東興奮地說，「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在隨後的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北京接見來自中國各地的紅衛兵，最多的一次接見了250萬紅衛兵。八次接見的總人數達到將近1200萬人。

毛澤東以紅衛兵統帥的姿態出現，使紅衛兵更加狂熱地投身到這場運動中。他們在全中國展開造反運動。一時間，大字報鋪天蓋地，各種傳單滿天飛。

紅色恐怖

各級官員和高級知識份子受到揪鬥、批判、遊街羞辱和毆打。紅衛兵開展「破四舊」活動，要消滅「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一切被認為是「四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場所和物品都受到破壞，包括教堂和寺廟、文物古蹟、書籍字畫等等。由於造反的紅衛兵以學生為主，因此各級學校的負責人和老師受害尤為嚴重，許多人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打死，還有很多人由於不堪虐待、羞辱和折磨而自殺。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高皋回憶說：「在我們學校，剛剛一開始，那些紅衛兵，特別是女紅衛兵，在我們的禮堂當場打死了一個我們附近的醫生。」

紅衛兵抄家在那個年代司空見慣。

高皋說：「66年文化革命剛開始，我們家是我們學校第一個被抄的，而且整個家裡頭，幾個大汽車給搬得一空，地都挖了三尺。但是實際上我們家只是一個普通的知識份子。」

一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的子女也因為這場造反行動而再次受到株連。

高皋說：「我們家當時有一個阿姨，也是我們親戚，她是出身於地主，結果當場給她剃成一個陰陽頭，把她趕出北京。為了讓她走的(安全)，我還記得我給她做了一個帽子，一半是假髮橫在那兒。這樣讓她能夠少受點折磨。哪知道，一上了火車，她的帽子就被摘下來了，一路打，打到老家。」

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教授鄧鵬博士回憶說：

「我有一個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為自己的思想和言論，出了一點差錯，就受到了種種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時候，受到其他紅衛兵攻擊的時候，他這個事情就很容易牽連到他的家庭出身上。這個同事顯然喪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塊兒到他父親的墳墓那兒去，把他父親的墳墓掘開，挖出父親的屍骨，然後用鋤頭把父親的頭蓋骨，屍體的頭蓋骨給敲碎了，來發泄自己心中的怨恨。」

王友琴：毛鼓勵支援打人

《文革受難者》一書的作者，美國芝加哥大學高級講師王友琴認為，紅衛兵打人、打死人的行動得到毛澤東的直接引導、鼓勵和支援。

王友琴：「毛澤東1970年12月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的時候，他很明確地告訴斯諾，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拿大學教授、中學老師和小學教師開刀。斯諾，我不知道他懂沒懂開刀的意思，但是毛澤東是知道的，中國人也是知道的。這個開刀不是比喻性的說法，是真的，就是殺人見血的。他就是這樣明明確確告訴大家的。」

記者：「有證據表明毛澤東當年支援這種行為嗎？」

王友琴：「1966年8月5號下午，北京第一個受難者卞仲耘被打死以後，這個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宋彬彬當天傍晚就向北京市當時的第二負責人吳德報告了這件事情。當天晚上，北京市委和周恩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也到學校來，而且跟被打死的校長的丈夫談了話。

「實際上在南京，在8月3號，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江蘇省教育廳的廳長吳天石已經被打死了。江蘇當時的省委書記江渭清的自傳裡邊，叫《七十年的征程》吧，他寫得明明白白，他說他當面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了這件事情，說他們那兒已經有兩個人被打死了。那麼沒有任何人出來制止，說別打了。

「從8月5號到8月18號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以前，北京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長卞仲耘，以及101中學一個美術教師，叫陳葆昆。然後在8月18日那一天，第一個打死人的學校的紅衛兵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然後毛澤東問她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澤東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然後毛澤東說：「要武嘛」。

「這段話通過電視向全國廣播，然後，兩天以後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來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下邊的署名是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就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的舞台上就毒打了一批北京的校長，然後跟著，8月下旬就開始一連串的打死人(事件)，你看見數字的時候是直線上升，從兩位數變成三位數，最多的一天可能是三百人的樣子。」

大串聯

各地的學生紅衛兵還在全中國範圍內開展了所謂的「革命大串聯」，把文革之火燒到中國每一個角落。一些工人、農民的造反組織就是他們直接發動組織起來的。當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總司令」潘國平回憶起這個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組織成立時的情況說：

「在北京紅衛兵駐滬聯絡站的幫助下，‘首都三司’的，他們的串連和組織下，就成立了‘工總司’。其實成立‘工總司’的時候，說老實話，真可憐，就是二十多個人啊。當初其實是一個紅衛兵把我們召集起來，說是聽聽你們上海工人的工廠的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後來紅衛兵就說了，特別就是那個，我記得，鮑普(？)，中央美術學院的，他就說了：‘你們要靠紅衛兵幹什麼？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你們自己成立一個造反組織嘛。’就這樣，就想起成立一個組織，就成立了上海‘工總司’。」

踢開黨委兩派對立

本來，中共的《十六條》還規定文革是在中共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進行。但是在1966年10月5號，根據毛澤東的副手林彪的建議，中共中央軍委發出指示，不讓軍隊院校的黨委領導文革。中共把這個指示轉發給全中國。於是，中國進入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時期。

隨著造反運動的展開，城市和鄉村各界也都紛紛組成各種造反組織起來造各級官員的反。而各級官員也動員自己的親信組織起來，也號稱是要造反，實際上是要保護自己的利益。於是，便出現了各地造反派和所謂「保皇派」之間的爭鬥。

軍隊介入

1967年1月21日，毛澤東指示自己的副手，當時的國防部長林彪說：「應派軍隊支援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援、援助，都應當這樣做。」

第二天，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接見中共軍委人員，要求軍隊「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1967年1月23日，中共發出《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援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並且表示，要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在美國的文革專家宋永毅說：

「離開了毛澤東號召造反，搞不起來的。任何一個群眾自發的造反很快就會被他強大的國家機器給立刻鎮壓下去。因為毛澤東是皇帝號召造反啊，所以他那個國家機器就不敢動。結果才有造反派把‘公、檢、法’給摧毀了，還有造反派敢於衝擊軍隊的大院，敢於搶武器，這個是因為天子號召造反。」

全面奪權

在毛澤東的親信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縱下，以王洪文、潘國平等人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1967年1月6號掀起所謂的「一月風暴」，率先全面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權力。毛澤東在1月8號發表講話對這種行動表示支援，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他並且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發賀電，號召全國學習上海的經驗。

從此，文革進入造反派「全面奪權」時期。「奪權」之後紛紛成立了所謂的「革命委員會」，取代過去的黨委和政府。「革命委員會」由軍隊人員、被認為是「革命幹部」的老官員和造反派派出的所謂「革命群眾代表」組成，當時被稱為「革命的‘三結合’」。

血腥武鬥

就是這一時期，中國各地的造反派之間為了爭奪正統地位和權力而展開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就是人們所說的「武鬥」。

當時人們最喜歡引用的毛澤東的一段話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力，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各派在武鬥中動用了從大刀、梭標等原始武器到坦克大炮等現代武器在內的一切手段，相互殘殺。四川的武鬥尤為激烈。老家在重慶的美國海波因特大學教授鄧鵬回憶說：

「文革期間的武鬥，我們老家是重慶的，重慶這個武鬥是全國聞名的。兩派一打起來的話，那麼整個社會生活就進入了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有人在街上，走著走著就被流彈打死了。還有的房屋也在武鬥當中被毀壞了。民不潦生啊……

「有一天，武鬥過後，我回到我們家裡面一看，我們家裡面到處都是彈孔，被機關鎗、機關炮打穿了的。幸好機關炮的彈頭把引信給取掉了，所以沒有爆炸，這樣呢，房子上面被打了很多洞，但是沒有被炸掉。非常慘烈。那時候我到初中班上的一個同學他們寢室裡面去……一走進他們的寢室，就看見牆上挂的好像是衝鋒槍，床邊上挂的是手槍，桌子上面放的是機關鎗。」

中國軍隊所謂的支援左派的行動實際上助長了武鬥的發展。到了1968年9月5日，中國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都成立了這種「革命委員會」，中國官方媒介當時歡呼說「全國山河一片紅」了。此時，毛澤東又動用軍隊制止武鬥，試圖恢復秩序。

多數要人遭整肅

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場風暴中最大的「走資派」，中國共產黨副主席、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被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當時有71%被定為叛徒、特務、「裡通外國」和「反黨分子」，97名中央委員中，參加這次會議的只有40個人，還不到半數。當時中共官員受到衝擊的程度可略見一斑了。

至此，毛澤東文革的最大目標已經達到了，劉少奇和其他毛澤東認為應該打倒的中共官員已經都被打倒。

不過，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手，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才剛剛開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