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學生投奔自由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長春地區的人民，過的是太平日子，那時每天都從松花江北岸，湧來大批逃亡的學生，那些青年，因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抱著滿腔熱血，南下參加反共的行列。
於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輔導處，輔導處下，並成立了青年訓導班，訓導班似乎像大學的先修班，處主任由姚彭齡擔任，他的主任秘書是刻在內政部擔任科長的劉勝超。有一段時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幾個鐘點書。講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我很喜歡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熱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並在長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聯中，由現在的立法委員王寒生擔任校長。姚彭齡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軍方，去借些軍裝大衣，為那批大孩子們作冬天禦寒之用。那些孩子後來繼續隨政府南遷，大部分到了臺灣。這一批在烽火中長大的人，現在也都巳四十多歲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長春一位親戚家裡，度過一個快樂的舊曆年，也是勝利以後，長春巿民，開始燃放爆竹過年的第一個年。因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蘇俄軍隊佔領之下，人們對於未來的日子，不敢預料。甚至對蘇軍是否要長久佔據東北，也不敢預料。
三十五年冬天，總算是真的看到了漢家旌旗，從異族的統治下，被解救出來，所以那一年的過年，居民們著實的大魚大肉的吃了幾天，有些商家並把國軍的軍官們請到家中吃年夜飯。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分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檯子，稱做「民主講臺」，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檯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只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著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份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週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於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佈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乾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淒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
「瀋陽末日」記
宣布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鬥;，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鬥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它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布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
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裏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此文出自於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之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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