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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說民國政府失民心 中共煽動暴力學潮

 2011-09-02 13:03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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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生投奔自由

民國三十五年下半年,長春地區的人民,過的是太平日子,那時每天都從松花江北岸,湧來大批逃亡的學生,那些青年,因為要奔向自由,投向祖國的懷抱,都抱著滿腔熱血,南下參加反共的行列。

於是政府成立了教育部青年輔導處,輔導處下,並成立了青年訓導班,訓導班似乎像大學的先修班,處主任由姚彭齡擔任,他的主任秘書是刻在內政部擔任科長的劉勝超。有一段時期,我也被姚先生去教了幾個鐘點書。講國際組織與國際現勢。我很喜歡那一批大孩子,既懂事而又熱情。

也就在三十五年那一年,教育部並在長春成立了松北五省聯中,由現在的立法委員王寒生擔任校長。姚彭齡先生和王寒生先生也常跑到軍方,去借些軍裝大衣,為那批大孩子們作冬天禦寒之用。那些孩子後來繼續隨政府南遷,大部分到了臺灣。這一批在烽火中長大的人,現在也都巳四十多歲了!

三十五年冬,我在長春一位親戚家裡,度過一個快樂的舊曆年,也是勝利以後,長春巿民,開始燃放爆竹過年的第一個年。因為三十四年冬天,仍在蘇俄軍隊佔領之下,人們對於未來的日子,不敢預料。甚至對蘇軍是否要長久佔據東北,也不敢預料。

三十五年冬天,總算是真的看到了漢家旌旗,從異族的統治下,被解救出來,所以那一年的過年,居民們著實的大魚大肉的吃了幾天,有些商家並把國軍的軍官們請到家中吃年夜飯。

連瑣式的學潮

民國三十七年夏秋之交,全國各地,都在鬧學潮,自六月初發生的學潮,是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瀋陽地區自然也不例外,特別是來自各地的流亡學生,都在搖旗吶喊。掀起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並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復活。當那些學潮初起時,大部分的學生是純潔的,熱情的和愛國的。但真正操縱那些學潮的人,則是共匪份子。共匪的重要工作之一,是製造學潮和工潮,他們則稱之為學運和工運。

凡是一遇到機會,共匪的滲透份子,便在各學校中煽動並鼓吹學生鬧事。製造社會問題,在學校中,如果有教授從事疏導,共匪的學生,立即會指他是「政治學教授」。同學們對於學潮持有異議的,則被指為「職業學生」。當時的共匪對學運工作所採的政策是:凡是在學校中支持共匪鬧事的教授,共匪則發動學生捧那些教授的場,凡是和國民黨有關的教授,則想盡種種方法,使他無法在學校立足。

正因為如此,各地學校所鬧的風潮,是同一類型。在六月初各地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的學潮,鬧了兩個禮拜以後,在重慶又發生搶米風潮,那些風潮,據後來共匪自己招認,都是他們所導演的,而且有些人成為共匪的「英雄」。

三十七年六月間的學潮,由於瀋陽是戰區,施行戒嚴令,沒有像關內那樣擴大。但貼標語,罵美國人,學生們小規模的遊行,則不斷發生。在瀋陽學潮的兩個中心地區,一個是國立東北大學,另一個則是國立瀋陽醫學院。

有一次他們已經在瀋陽市政府前的廣場上,搭了一個檯子,稱做「民主講臺」,預備在第二天,大舉鬧事。但消息為瀋陽市政府的教育局局長姚彭齡獲悉,他連夜和負責保安業務的督察處處長崔志光少將商量,在天亮以前,把學生搭好的檯子全部拆除。而且在重要的路口,派兵駐守,並告訴正要往市府廣場集結的學生們說:大會已經延期。一場大規模的學潮,才得以避免。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學潮像似傳染病似的,一個都市發生了,另一個都市馬上響應。而學潮一旦發生,就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沒有辦法能夠控制。

現在三十幾歲的青年教授們,在大陸撤守時,只不過六歲左右,他們沒有受過「血」的教訓和「血」的洗禮;沒有看見過在共匪煽動與鼓吹之下,學潮的可怕情形,和有多少無辜,犧牲於學潮之下。所以仍有人認為「民主廣場」之類的學生運動,不妨開放。但對於我們這些披著血衣,而且身受共匪殘害的人而言,卻認為學生運動,就是學潮的先聲,而一切類型的暴動則是成年人的學潮,如果稱「暴動」就是「學潮」的化身。當不算是過份之辭。

麥克阿瑟的卓見

在民國三十七年六月間的那次學潮,所掀起的反美運動,在美國並沒有什麼反應,但在東京卻激怒了一位職業軍人。那就是佔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他在中國各地的學潮發生三週以後,在東京發表了一項嚴正的聲明。他說盟軍總部沒有扶植日本,也沒有使其軍國主義復活的意圖。

麥克阿瑟元帥並說:在中國所發生的反對美國扶日運動,是中共、日共、韓共,離間中美兩國政府及人民感情的最狠毒的一招。中美的有識之士,應認把共黨的陰謀揭穿。

我深深的記得,「新報」的總編輯汪河清,把麥帥的聲明,標題做得很大,但他在做了那個大標題後,又來找我商量,這種標題,會不會刺激學生明天來打報館。我替他壯了一下膽子說:如果學生打了報館,就替我們做了一次大廣告,我們一定要有面對暴力的勇氣。於是汪河清像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把稿子發了下去。

因為那個年代,誰也不敢開罪學生,開罪學生,就如同捅了馬蜂子窩一樣。對於學生的事,只有順著他們說,那才算是當代的智者。才不算落伍份子。否則他們便會給別人戴上一項違反時代潮流的帽子,稱之為反動的知識份子。他們所稱的反動,自然是指保守而言,而保守的進一步解釋,則是頑固份子。

當然,在廣大的學生群中,不是每一個人,都為匪張目,其中有些人是看不慣政府接收人員的腐化,由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而責難政府,不過他們卻忘了共匪正等待著機會,製造各種矛盾和各種問題,使社會產生混亂,他們好在混水中摸魚。

使人失望的事

在民國三十七年夏天,也有另外幾件事,失去民心和加重各地的秩序混亂的事,其中最使人失望的是國民大會在南京開會時,竟有四個人競選副總統,而相持不下,其中包括孫科、於右任、李宗仁和程潛。而這四個人全是執政的國民黨黨員。在國民大會自四月廿三日第一次投票選舉副總統時起,中樞的要員們,開始勾心鬥角,一直到四月廿九日,第四次投票時,才選出一個李宗仁,他以一四三八票當選。在五月一日,國大閉幕時,整整開了三十四天。當人們正在南京吵吵鬧鬧的,開國民大會時,松花江北岸的共匪,卻正在勵兵秣馬。

另外一件失掉人心的事,則是政府一下子發行了金元券,一下子又發行了銀元券,三十七年五月六日,政府宣布暫准銀幣流通,等到六月二日又下令禁止買賣銀幣。

王雲五是行憲後的首任財政部長。他在八月十九日宣布發行金元券。並規定金圓券一圓,折合法幣三百萬元。同時限期收購法幣、金、銀和外幣。八月廿三日金元券正式發行,連陳佈雷先生,也把自己積蓄的一點金子,拿去換了金圓券。而上海商人卻開始囤藏物品不售。當時上海「申報」曾刊出的一則「花邊新聞」標題是:「金元券發行後,王雲五長衣飲龍門」。因為改革幣制以後,財政部長王雲五,曾穿了一件長衫,在「龍門飯店」獨酌。

當然金圓券不久,就步了法幣的後塵,而且膨脹的速度,不比法幣緩慢。在當時真正有價值的貨幣,仍然是黃金和銀元。雖然袁大頭是民國初年發行的貨幣,但因為每一銀圓中,有秤平七錢二的紋銀成份,所以任何紙幣的價值改變,銀圓的價值,卻依然不變。而且不論在什麼地方,一塊銀圓,可以買一袋四十斤裝的麵粉。

好長的日子

三十七年秋天,東北的中心瀋陽,物價一天天的高漲,自關外向關內套匯的人,也越來越多,許多高級官員們,大都在北平另有房屋,並且把家眷送進關內,金銀細軟,自然也陸續的轉往關內。若乾武職人員也有臨時的小公館。

瀋陽自三十七年夏天起,雖然形勢日非,但她和長春不同,因為瀋陽城內並不缺糧,同時瀋陽到本溪之間和瀋陽到撫順之間的一段鐵路,也還暢通,因為兩地大量產煤所以準備過冬的燃料,也不缺乏,但遼西會戰,一次敗挫竟使衛立煌的司令部張惶失措,急於逃亡。加速了東北的淪陷。也使華北提前變色。

筆者自三十四年冬,抵達蘇俄軍隊佔領的長春到三十七年初冬,瀋陽淪陷時止,前後住了三年,那三年的日子,真是過得好長好長,腦子裡記的事情,也顯得特別多。但當重新回憶到每一件舊事時,都不禁要淒然淚下。

近年來,一些舊事,常常入夢,有時夢到背了一支步槍,隨軍出擊,重作戰地記者。有時夢到故鄉的桃花林,古寺鐘聲,鄉下的老牛車,大院落,還有小溪邊的細柳。醒來後,雖然淚水會濕了枕布,但心情會仍然舒適而寧靜。

但也有時夢到回到故鄉後,匪兵像潮水般的圍攏上來,被他們捉去時,五花大綁,放在木柴堆上,要活活的燒死,大叫一聲驚醒,心跳得也特別快。

這些正是我們這一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懷鄉病患者的悲哀。

現在,又是仲夏之夜,每當我一個人靜坐在庭園中的草地上,對著天上的星星發呆時,我常常在想,假如在抗戰末期,我們不簽訂「中蘇友好條約」,蘇俄軍隊不進入東北時,中國的現代史會怎樣寫?假如當年政府派往東北接收的人員不是熊式輝、衛立煌那一批人,而是另一批有膽有識而且清廉的人,中國的現代史又將怎樣寫?在接收東北以後,沒有美國出面干涉,壓迫政府和中共匪幫和談,中國的近代史,又將怎樣寫?………

〔作者更正〕:上期採訪二十五年中:「被圍困的長春城」,文中第一段所稱空軍第一軍區司令是張廷孟將軍,應更正為吳禮將軍。

「瀋陽末日」記

宣布戒嚴


當增援錦州的西進兵團,從遼西戰場上的新立屯、黑山一帶,敗退下來的時候,瀋陽這座古老的城市,並沒有和平時有什麼兩樣,天上的飛機,照樣飛來飛去,運來糧食,載走重要人員的金銀細軟。

當時留在瀋陽的防守兵團,仍有二○七師、新一軍暫編五十三師,以及五十三軍,和當地的四個守備隊,再加上收容潰退下來的部隊約四個團,合起來,仍有八萬多人,可以背城一戰。但誰都沒有想到,瀋陽竟會沒有經過戰鬥;,就陷入匪手。其失陷之「速」,與失陷之「慘」,是戰史上所少見的。甚至連共匪的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也未想到瀋陽會「得」的那樣容易。

瀋陽的失守像似一個夢,一縷煙,因為它既不是主動撤守,也不是戰鬥失利,它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形下,在沒有人指揮下,部隊被敵人繳械了!

瀋陽的易手,應該從十月廿七日寫起,因為在廿七日那天,遼西戰場上的殘兵敗卒,陸續進入瀋陽市區。筆者和其它各報同業照例到剿匪總部採訪,總部的一切。也都和平常一樣,衛立煌的車子,照例停在總部的台階上,駕駛兵經心的用毛帚,拂著車子上面的灰塵。

廿八日一切情況如常,夜裡我搖電話給省主席王鐵漢將軍,他說:李彌的第八軍可能空運瀋陽。廿九日市內的情形,也極安定,但廿九日下午,瀋陽警備總部,突然宣布自晚間五時起戒嚴,街上禁止行人。韓清濤先生要發給上海「申報」的新聞電報和筆者發給上海「大公報」的電報,都無法發出。於是我接電話給警備總部的胡家驥司令,因為當時的「大公報」是國民黨政學系的報紙,而且很受地方黨政當局重視,所以胡家驥司令,馬上派政工處長張一清少將,親自來取電報,並就地作了新聞檢查。夜裡接到上海「大公報」負責人胡政之先生的來電說:「吾弟所發電報極佳,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

我在前文中說過,當時我在上海「大公報」的地位,僅相當於今日「聯合報」駐外縣市記者的地位,而胡政之先生能如此重視,自然內心裏有些頗受知遇之感。但再深一層研究,「盼能堅持至最後一分鐘」一語,可能是在上海方面,得到的消息,比我們所知道的為壞。瀋陽頗有「朝不保夕」的模樣。於是我拿了電報到鄰室去找韓清濤。清濤把胡先生的電報看了再看,最後他說:我們目前的處境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因此,他的判斷:瀋陽已到了「危急階段」。我們也應有「應變」的準備,所謂「應變」,自然不是與瀋陽共存亡,而是要設法逃命。

此文出自於衡先生的「此恨千秋——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姦淫擄掠與共匪踞東北之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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