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在寧波演講處(汪校芳博客)
孫中山先生到底到過寧波幾次,已無據可查。據傳,辛亥革命前,中山先生曾秘密來甬聯絡革命同志;另有一說是,周淡游的母親去世時,孫中山作為周的好友,前來奉化弔唁;但被媒體報導並留有痕跡的,是孫中山先生於1916年8月22日至23日的寧波之行。
1916年8月23日中山先生講學的舊址(汪校芳博客)
寧波東恩中學校園內,在整齊有序的校舍和花樹綠蔭環繞中,一塊高聳於臺基上的白色大理石碑,鐫刻「孫中山先生演講處」8個大字,這就是1916年8月23日中山先生講學的舊址。今為海曙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因在寧波的浙江第四中學校長厲建侯電請,中山先生在胡漢民等陪同下,於8月22日搭甬曹段火車由紹興抵達寧波。寧波國民黨員與士紳等都到車站歡迎,陪同至省立第四中學(現為寧波東恩中學),是晚中山先生即在四中留宿,與教育文化界人士開座談會。第二天上午發表演講,到約200人,大部分為文教界中人,小部分為工商界。先生穿美國式學生裝,胡漢民則穿袍褂。中山先生講演時,操國語,但帶有廣東音,演講歷時約90分鐘。
講詞如下:
「今兄弟之最希望於寧波者,在於實行地方自治。蓋政治與社會有相互之關係。而政治之良否,必導源於社會。欲社會之進步,而實行地方自治,猶如造屋之必先奠基礎,地方自治,即為社會之基礎。寧波風氣之開,在各省之先,將來整頓有方,自可為各省之模範,以地位人才,均具有此項資格也。
然欲求自治之有效,第一、在振興實業:寧波地方之實業,非不發達;然其發達,多在外埠。鄙見以為發展實業,在內地應更為重要。試觀外人,其商業發展於外者,無不先謀發展於母地,蓋根本堅固,而後枝葉自茂也。寧波人對於工商之經驗,本不淺薄,而甬港有此良港,運輸便利,不獨可將商品運銷於國內沿海各地,且可直接運輸於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擴充,則母地實業既日臻發達,而甬人之經營於外者,自無不隨母地而益形發展矣。此所望於寧波者一也。
第二、在講求水利:寧波地方,以地位論,其商業之繁盛,本不至於在上海之下,而上海商業之所以繁盛,實在於其為外洋之總匯。寧波人若能悉心講求水利,其情形未始不如此。蓋寧波之地位,較杭州、漢口為佳;杭州、漢口不能直達外洋,而寧波可以直達。如甬江疏濬得宜,則可與各國直接通商。以繁盛之上海,其港口尚有淤積之患,欲改進交通,頗非易事。若在寧波,僅有鎮海口岸一處,容易修理。若能將甬江兩岸,筑一平行之堤,則水無淤積之患,極大之輪船可以出入,則寧波之商務,自無不發達矣。此所望於寧波者二也。
第三、在整頓市政:此事在自治中更宜注意。市政最要者,道路之改良、街道之清潔是也。試游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廣寬為何如?其街道之清潔為何如?寧波何嘗不可仿此而行?但此事有一難題:要整頓街衢道路,不可不有經費,此經費將何由出乎?吾知人人皆將默然不能答也。上海街道之所以如此清潔,道路之所以如此寬廣,其整頓之費果何所出乎?必將曰外人自出也。若細思之,則此種經費決不出諸外人之手,何則?外人之來華也,其目的在謀中國之利,不可不粗治道路街衢。及市面既興,則此項經費,自有所出,故外人用以整頓上海者,實皆吾國人之錢,並非外人之錢也。今吾人動輒以無錢故,不思整頓地方;不知地方不整頓,則生意鮮少,將來更無興旺之一日。所以吾人對於此事,不宜畏難,而在設法。其法維何?殆莫如組織一公共團體,收土地為地方公有;其巨大經費,一時或無從籌集者,可以地方公債法舉辦之。然現在之土地,均各為私人之產業,若欲收為公有,勢不能向私人購買;欲向私人購買,則私人不免故昂其價,大足為購買之阻力。故莫如先行報價之法。如人民有土地若干畝,須先令報告價額,每畝值銀若干。報價之前,先由公共團體規定每畝收稅之率,以地價百分之若干徵收之。如是,人民之報告地價,過昂則恐稅多,過低則恐被公家收買,自不至有過昂過低之弊,而酌中之價出焉。將來公家收買之後,地歸公有,辦理公共事業,所向無阻,市政自能善良。市政既良,人民樂趨,商務自然繁盛。不數年後,其地價必可增高數倍,同時而稅額亦因以增加,收入何患不巨。謂整頓市政之費無出者,吾不信也。此所望於寧波者三也。」
中山先生的寧波之行,由民革寧波市委會第一至三屆主委莊禹梅先生任秘書,演講由莊記錄並經孫本人修改,次日在寧波《四明日報》上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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