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滅親時「反革命家屬」最有人性光輝

父親被群專時，全家屬院老老少少百多號人，大多數人都不敢對我們表示同情。個別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怕給他們帶來說不清的「劃界限」問題。因為父親不是殺人越貨的土匪，不是道德敗壞的流氓，不是行賄受賄貪污錢財的蛀蟲，也不是買官賣官的腐敗分子，而是所謂的在「解放前」向「國民黨反動派」匯報過我地下黨員蹤跡的反革命嫌疑犯啊，在當時來說有什麼罪惡比這更醜惡？有什麼罪名比這更大？

只有一個叫張秋蘭的婦女對我們表示了同情，使我至今對她仍心存感激。她是一個從上海來的支寧人員，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的家屬。

記得我聞訊趕回家的那天傍晚，張秋蘭大概想到我還沒有吃飯，就端著一碗米飯走進我家。我和弟妹們都像木雕一樣呆呆地在屋子裡坐著，個個臉上垂淚，看見張秋蘭進來，我們誰都沒心情招呼一聲，任她將那碗飯放在桌子上。只聽她勸道：「他大姐，吃點東西吧，唉……」

我依然兩眼呆滯地望著一個地方，不表示感謝，不去接那碗飯，也不回應她的勸解。她默默地走了，只留下那碗已經不冒熱氣的米飯。

說起這個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張秋蘭，我還要補寫一下她丈夫被打成反革命的經過。她丈夫年輕時曾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小夥子，「解放前」夕在青島一家銀行工作。當時國民黨特務組織的一個小頭目看中了這個精明的小夥子。但他們發展一個人加入特務組織之前要先將名單報上級批准，那個小頭目便將張秋蘭丈夫的名字寫入欲發展的名單中，上報給他的上級。

然而特務機關還沒有來得及審批發展，青島就被共產黨佔領了，這個特務小頭目也落入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法網。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懾下，他交待了所有罪惡，包括仍在計畫和醞釀中的罪惡，張秋蘭丈夫的名字就是這樣落入法網的。其實，按國民黨特務組織的規定，在上級批准發展某一個人之前，是不通知當事人的，即便批准了之後，也不是馬上告知本人，還要慢慢的培養和引導才逐步發展他入夥。所以張秋蘭的丈夫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已經不幸成了特務組織發展的對象。在公安部門的審問下，如墜雲霧裡的他當然拒不承認參加過特務組織，然而他卻怎麼也說不清楚那張名單，之後他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文革開始後他被遣趕到鄉下，長期在楊朗公社齊家莊勞動改造。張秋蘭獨自一人帶著幾個孩子在城裡苦度日月，其中還有一個女兒從小就是高位截癱。

「反革命家屬」張秋蘭對我們的同情，使我的悲哀情緒更為強烈，我想，從此以後我們就是黑五類狗崽子了，你看，只有反革命分子的家屬來可憐我們了……莫非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後來聽我四妹說，那段時間張秋蘭總是盡她自己的能力幫助我的弟妹們。那時每年都要開「三干會」（縣、公社、大隊這三級幹部），張秋蘭是國營食堂的服務員，她便利用職務之便偷出一張飯票來，讓我最小的妹妹混進去吃一頓。

一九八六年，我在固原三中當語文教研組長。聽說有一個半身截癱的女孩該上初中了，但卻沒有一所學校願意收她。我們語文組有個年輕的教師叫張萍，她願意讓這個女孩到自己的班級裡讀書。當我得知這個可憐的女孩原來就是張秋蘭的女兒時，我大力支持和鼓勵了張萍的這一想法，又去校長那裡幫助促成了這個女孩的入學……

二○○六年八月上旬，我和四妹結伴去看望已經很多年沒有見過面張秋蘭。我們去後才知道，張秋蘭剛發生過一次腦血栓，至今走路搖晃著，說話也含糊不清。我本想與她敘敘舊，但一看這種情形只好作罷。

張秋蘭以病殘之身，拿著低微的退休工資，養活著殘疾女兒，所以她的家中依然是那樣清貧，那樣寒酸。住的還是幾十年前的老房子，房間很窄小，大白天光線也很暗，我湊到跟前才看清床上的被褥也都非常簡陋。她那個高位截癱的女兒已近四十歲了，還坐在輪椅上。但大腦卻依然那樣聰明，心態也很健康，待人熱情，說話得體，知識面也比較寬，這讓我心裏更為惋惜和難過。

張秋蘭丈夫的冤情也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了洗刷。可嘆他蒙冤半生，但總算有幸沒有含冤而死，終於在有生之年等到了那早該來到的平反昭雪。現在，這不幸的人已經永遠地走了，只有一張遺像掛在牆上，陪伴著他那危難中不棄不離的妻子張秋蘭，也陪伴著他那殘疾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