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49年到1989年，中國大陸歷史中最為怪異的事情之一，就是一方面不斷發生大規模的清洗、鎮壓、殺人、處決，另一方面真實發生的事件在民族的集體記憶中幾乎不留痕跡，當事人和目擊者緘口不言，史書中一字不提。唯一留下的，是官方的宣傳，歪曲和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歷史。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這是大多數中國人都承認的，但文革中曾經發生多起大屠殺，這卻是許多人不知道，也是可以空洞地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的官方史學不願面對的。宋永毅君主編的《文革大屠殺》一書將中國當代史中最殘暴慘烈、令人不忍卒讀，同時又被掩蓋的一頁展現在讀者面前，就宋君而言，這是對中國史學和歷史本身的一大貢獻，對大陸的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個重新審視民族的罪孽和良知的契機。
在並非外族入侵的情況下，一國之內在十年之間發生多起大屠殺，這是民族的恥辱；而國民對此麻木不仁甚至熟視無睹，這是另一重恥辱；對這恥辱不敢直面而是刻意遮掩和曲意辯解，則是再一重恥辱。
中國人的心靈似乎不適宜在善與惡的絕對性和對立之中作沉思和反省，我們寧願苟安於當下的日常生活而不願正視過去的苦難，當需要弄請事實、明辨是非、追究責任時，我們慣於以「不堪回首」相搪塞。儘管如此，掩埋歷史的罪責不應該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中尋找，因為人們的淡忘不僅出於心理上不能承重，而且是受到壓制、威脅，感到恐懼。在中國，說出真相是再困難不過、再危險不過的事。
也許有人會說：「難道官方不是也對文革作全面否定嗎？」是的，官方曾經有過這樣的表態，但那只是在「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晚期左傾錯誤路線」同時又要「堅持和捍衛作為革命的集體智慧的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的一種表態。不錯，大陸也批判過文革，但從來沒有涉及到最根本的問題即人權──人的生命權、思想和言論的權利、個人尊嚴、個人財產權，這些權利在文革中被踐踏無遺。大陸的中國人仍然生活在本書記述的事實發生時的同一政權和同一制度之下，所以，一個最著名的左派理論家在反對批判文革時一語道破天機：「說到底，文化大革命畢竟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污點。」
文革中發生大屠殺，並非偶然事件，並非文革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失控產物。殺人，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文革中殘忍地殺人、滿門抄斬、大批地屠殺，如果沒有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支撐，沒有物質條件，沒有制度的保證，是決不可能的。
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成了民族的意識形態，其特徵之一就是漠視生命。毛澤東多次說──對印度總理尼赫魯說，在莫斯科共產黨、工人黨大會上說──核戰爭並不可怕，全世界二十幾億人，死掉一半，埋葬資本主義，剩下一個社會主義世界，有什麼不好？毛把文革說成是改朝換代的政治大革命，而他領導的上一次革命，以三千萬人的生命換來一個新政權，這一次他又準備以多少萬條生命貫徹他的意志、實現他的目標呢？我們不知道毛的具體打算，但毫無疑義，他對成千上萬地死人毫不懼怕，就像他對幾年前因為他忽發奇想而導致幾千萬人餓死而不為所動一樣。相應地，受他蠱惑的文革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也不會在鮮血和屍體之前卻步。
我在自己的文革研究著作中有以下文字：
1968年5月，陝西省某縣發生第一次大武鬥，一派紅衛兵組織用步槍和迫擊炮打敗對立派，對方死50來人。戰鬥結束，當勝利者看到遍地死屍時，嚇得心驚膽戰，不知道該怎麼辦。這時本派一個成年人提醒因開殺戒而手腳無措的學生：「打得好！必然要打，毛主席剛有威廉亚洲官网
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學生們一聽，立即從驚惶不安變得理直氣壯，原來自己打死人屬於打國民黨！於是開慶功會，頒獎受獎。我的被採訪者告訴我，心理上越過了這一關，以後做什麼事就無所顧忌了。
毛澤東對於文革中大批殺人不僅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而且命令軍隊「武裝支持左派」，文革中許多地方發生軍隊向群眾開槍事件，就是在「武裝支左」的指示和口號下進行的。與此同時，毛澤東還命令軍隊發槍給一派組織，使其得以放手對另一派實施武裝攻擊，也迫使這一派從別的部隊或兵工廠搞到槍支彈藥，以殺人對殺人。對此，毛澤東輕鬆地、甚至興高采烈地稱之為「全面內戰」。
文革中的大屠殺是描述文革、研究文革和評價文革迴避不了的話題。當這方面的史實披露出來之後，一切對文革的辯解和美化都站不住腳了。
有人說，文革是毛澤東為了實現其平等理想而作的社會實驗，這個實驗失敗了，但毛的出發點應該肯定，文革精神將永放光芒。憑什麼應該相信毛有如此高尚的理想？年輕的左派引證毛的語錄，引證文革中《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及文章。但是美妙動人的言辭能夠遮蓋屍骨和鮮血？難道評價歷史和歷史人物可以根據當權者的自我標榜和宣傳？果如此，希特勒的辯才和鼓動力比毛澤東不知要強多少。退一步說，如果實現一種社會理想帶來的是大屠殺，這種理想的價值何在？如果有人願意為這種殘忍的理想捐軀，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想讓成千上萬的人當犧牲品，那就未免太異想天開了。
有人說，批判和否定文革不過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精英的立場上發言，文革確實傷害了一些人，但遭到衝擊的多半是當年養尊處優的官僚和待遇不錯的知識份子，老百姓並不是受害者。
但看過本書之後就可以明白，在文革中遭到屠殺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首先是文革前生活悲慘、地位低下的人，即被劃為異己分子的各類人，以及他們的子女，而屠殺者、施虐者除了軍隊，就是政治上可靠的民兵、各種紅人、積極份子，特別是掌權者的子女。實際上，持這種觀點的人自己就是片面的歷史知識的受害者，他們不知道文革中的大屠殺和類似的事情，不知道殺人者，施虐者和被殺者、受虐者到底是些什麼人。他們所閱讀的只是文革後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回憶與控訴，他們以懷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這些東西，這是不錯的，他們錯在把這些東西當成了文革的全部。
有個年輕的左派知識份子，他沒有經歷過文革，在美國讀書和任教，在文革發動三十週年祭日發表文章說：「今天，我們應把毛澤東所謂‘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制度化為定期的全國性直接普選，這才是‘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我希望他認真讀讀《文革大屠殺》這本書，想想文革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下發生的一切，再考慮自己還能不能堅持希望「文革七、八年再來一次」。無知或一相情願使人天真，天真有時顯得可愛，但天真到為浩劫辯護，挖空心思尋找其中的「合理因素」，就不知其用心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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