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新中國》下卷 第四章第二節
二 中共「獨立自主原則」下的「三個堅持」陰謀
如前所說，中共在八年抗戰伊始，就決定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目的即在保存中共的「革命」力量，以為將來打內戰、奪天下做準備。全面抗戰開始以後，當全中國的軍隊，包括昔日的地方軍閥都在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的領導下浴血奮戰之時，毛澤東如果仍然要堅持這樣一個借抗日以營一黨之私的目的，不僅是對外，即便是對內，特別是對那些尚有一定抗日榮譽心的中共將領們而言，他都必需拿出一套言之成理的「抗日理論」，以解決內部歧見，以實現對外欺騙。
第一、毛澤東提出了打內戰須用運動戰、打外戰卻須用游擊戰的理論
一、毛澤東首先承認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他說：「在抗日戰爭的全體上來說，正規戰爭是主要的，游擊戰爭是輔助的，因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命運，只有正規戰爭才能解決……不懂得正規戰爭是解決戰爭最後命運的關鍵，不注意正規軍的建設和正規戰的研究和指導，就不能戰勝日本。」28
二、毛澤東承認中共在抗戰前的內戰中打的就是運動戰，並承認中共在抗戰中只能打游擊戰是「倒退」。毛澤東說：「國內戰爭（按：即中共十年武裝叛亂和叛國）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戰爭時期。在前期主要是游擊戰爭，在後期主要是正規戰爭。但所謂正規戰爭是中國型的，只表現在集中兵力打運動戰和指揮上、組織上的某種程度的集中性與計畫性方面……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用正規性（某種程度）的八路軍去分散執行游擊任務……」他認為這是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第一個重要轉變。「第二個轉變是處於兩個不同戰爭過程之間的，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蘆溝橋事變後）的事情。這時，敵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國主義，友軍是過去的國民黨（它對我們仍然懷著敵意）戰場是地域廣大的華北（暫時的我軍正面，但不久就會變成長期的敵人後方）。我們的戰略轉變是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之下，進行的一個極其嚴重的轉變。在這些特殊的情況下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與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以上說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說的組織性和紀律性）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任務相符合。但是這樣一個轉變，便在現象上表現為一個倒退的轉變……這一轉變關係於整個抗日戰爭的前途，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29
由是可知，既然毛澤東明知只有運動戰才能決定抗日戰爭的命運，那麼，中共從武裝叛亂中的運動戰倒退為抗日時期的游擊戰，也就關係不到整個抗日戰爭的命運了。但是，正因為它關係於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所以，毛澤東才一定要在抗日時期堅持游擊戰，而不是運動戰。
三、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將內戰中的運動戰轉變成抗日時期的「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第四條：相持階段，堅持敵後根據地有利於正面整軍（按：即為未來打內戰訓練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按：即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按：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按：即以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顯然，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淨。
四、毛澤東指出遊擊戰是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的鬥爭形式。一九三九年，當中國的抗日戰爭已經走向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卻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接著，他在分析中共武裝鬥爭的歷史對於抗日階段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作用時又說道：「第一階段是參加北伐戰爭（按：是破壞和叛變北伐的戰爭）……第二階段是土地革命戰爭（按：是在蘇俄命令下的武裝叛亂和叛國）……第三階段就是現在的抗日戰爭。這個階段中，我們能夠運用過去第一階段中尤其是第二階段中的武裝鬥爭的經驗，能夠運用武裝鬥爭形式和其它必要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的經驗，這種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在目前就是游擊戰爭。」由是，毛澤東對中共武裝鬥爭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如是的分析：「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終於把利用抗日而進行革命武裝鬥爭的「底牌」亮出來了：「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瞭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瞭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在這裡，我們聽不到任何抗日的意願，聽不到中共的武裝鬥爭與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還有什麼關係。我們所聽到的，只是震響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時期的，徹頭徹尾的革命陰謀、鬥爭陰謀和武裝鬥爭的陰謀。而這一切的陰謀，都不是針對日寇，都是針對著他們的內敵，即正在艱苦地領導著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也就是說，他們要在抗日這個國難當頭的歷史時期內，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只能抗日、不能圍剿他們的「大好條件」下，繼續他們的十年叛亂和叛國的「革命業績」，並且要把這個「業績」發展和壯大起來。
難怪中共一位黨史專家曾這樣「略含羞答」地總結了中共在抗戰時期的游擊戰爭。他說：「抗戰爆發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做出的重大的理論貢獻，就是‘制定抗日游擊戰略’。這一戰略從軍事上適應了抗戰形勢的發展，但最重要的是找到了爭取群眾、武裝群眾的戰爭戰略，使黨得以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堅持人民戰爭，‘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單引號為引者所加）。」30
中共的另一位黨史學家則「名正言順」地指出：「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揭示了抗日游擊戰爭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民族戰爭條件下的具體體現這一本質，解決了在殖民地國家中的無產階級，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如何加強領導，發展革命力量，爭取人民勝利的重大課題。」31
這無疑是一個赤裸裸的不打自招。在此，只需要將「人民勝利」一類的大話和假話改正為「中共勝利」的實話，則中共利用所謂的游擊戰戰略以假抗日、真擴張的本相，也就再清楚不過了。由此再反過來理解洛川會議以後，當某些中共領袖為抗日所「誘惑」之時，毛澤東在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的指示信中所說的話，「要告訴全黨，今後沒有別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32 我們也就能夠對毛澤東決意要堅持游擊戰戰略的根本動機深刻領會了。
五、中共從運動戰向游擊戰倒退的三階段。中共從運動戰向游擊戰倒退的三階段，即是中共借抗戰而迅速形成其革命的武裝鬥爭策略 —— 游擊戰的三階段。對此，中共的黨史學家們已經有了明確和「正確」的認識：「第一階段，從八路軍出師到太原失陷……我軍的分散作戰還屬於正規軍按戰役需要所進行的分散，還不是具有很大獨立性的游擊戰。第二階段，太原失陷後日寇深入，戰線拉長，在其佔領區內留下很多‘空隙’，為我軍進一步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提拱了有利條件（按：即是在沒有敵寇的空隙裡‘堅持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是為擴張而非為抗日）。第三階段，一九三八年六月，由於日寇在臺兒莊敗仗後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暫時抽不出兵力加強山西，而且整個冀魯豫平原敵人兵力薄弱，而我軍已建立了以山西為中心的幾塊根據地，具備了向外發展的支點。我黨及時抓住這個機會（按：這個機會仍是在無敵可打的敵人薄弱地方‘堅持游擊戰’），各主力部隊遂分兵向整個華北平原發展，並打破原有的正規編製和指揮系統，按作戰需要實行新的編組，把原來較集中使用的正規軍變成了若干分散獨立活動的游擊支隊。至此，我軍才完成了從正規軍向游擊部隊和游擊戰爭的戰略轉變。」33
六、毛澤東聲稱對日寇堅決不打運動戰，對蔣介石卻要打運動戰。一個奇異的歷史事實是，毛澤東雖然在中國人民長達八年的衛國戰爭中，堅決地和一再地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只准打游擊戰，而絕不容許打運動戰，但是抗戰剛剛勝利，內戰剛剛開始，毛澤東就在他「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的文章中，明確地指示中共軍隊說：「戰勝蔣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地是運動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裡所記錄的，毛澤東本人指揮運動戰以打內戰的一道道命令和指示，便是明證。其「謎底」，便是毛澤東在絕不准許他的軍隊對日寇打運動戰的同時，曾一再地命令他的軍隊，要「為了抗日的勝利」，而必須在敵後進行正規戰爭即打運動戰的長期訓練。毛澤東那個「十八條好處」裡的第四條，就曾明確地指出，堅持游擊戰將「有利於整軍」，即有利於訓練不打日寇的中共正規軍。否則我們就不能懂得，在抗戰時期從來只談游擊戰，而且從未准許中共軍隊打過一場抗日運動戰的毛澤東，以及他那個從來不曾用運動戰打過日寇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為何竟能在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剛剛發動之際，就能夠用熟練的運動戰來發動內戰打天下的原因。
總之，中共的「抗日」游擊戰爭並不是抗日戰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是借抗日戰爭而進行的，中共革命武裝鬥爭的「總概念和最好形式」，是中共在抗戰爆發前十年叛亂和叛國的繼續，是中共假抗日的名義以志在準備內戰和奪權打天下的陰謀手段。這，才是中共「抗日」游擊戰爭和戰略的歷史真相和政治本質。
第二、中共於抗戰中堅持游擊戰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篡立敵後分裂政權
毛澤東之所以要如此地堅持不抗日的游擊戰爭，其目的就是要趁抗日之機，運用游擊戰爭這個「總概念和最好的形式」，深入敵後，即在日寇武力達不到的地方，或日寇佔領區的無數空隙地帶，去佔地盤、搶地盤，發展中共武裝力量，建立中共農村獨裁政權。顯然，不瞭解這個事實，就不能瞭解中共「抗大」校歌「到敵人後方去」的真諦；不理解這個事實，就不能清楚為何八年抗戰結束時，中共竟擁有了如是之大的「解放區」，而打敗了日寇、贏得了反侵略戰爭勝利的中華民國政府，反而會落到山河破碎、政權分裂的淒涼境地。當然，不認清這個事實，也就不能認識到，中共只需在抗戰中堅持游擊戰爭的謀略，就能「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積累豐富的經驗、打下堅實的基礎。」
毛澤東運用敵後游擊「戰」以篡立敵後分裂政權的主要策略是：
一、藉口以共產黨的游擊戰來配合國民黨的正規戰，以達到在抗日名義下深入敵後的目的。對此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過：「就目前和一般的條件來說，國民黨擔任正面戰場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後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協助的。」34
二、在堅持抗日游擊戰爭的名義之下，將中共主力部隊分散開來，深入敵後，以發動群眾建立分裂政權。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日，毛澤東即在他「關於鞏固與擴大晉察冀根據地的指示」中稱：「由於各種順利條件與你們領導和同志們的努力……根據地的建立已經大體成功，但在各方面都是不鞏固的。目前你們的任務中心是在各方面鞏固已得的勝利，並在鞏固的現有的基礎上去繼續發展。」彼時，《共產國際通訊》亦從「正面」為中共深入敵後搶地盤以建立根據地作了證明。這條《通訊》說：「八路軍是北方游擊戰爭的核心和組織者。山西、河北、河南、察哈爾、綏遠所有的山脈邊界，八路軍應用這些山嶺作為集結處，遍佈游擊小組。日本軍隊主要在山西，可是這個省的一百零五個縣只有十二個縣是在日本的佔領之下。」35 共產國際顯然是在天真地認為，這便是中共八路軍「用游擊戰打日本」所得來的巨大戰果。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終於高興地說道：「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36 ；幾乎是在同時，毛澤東已經公然地說道：「目前國民黨反共頑固派極力反對我們在華北、華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而我們則必須建立政權，並已經到了可能在各主要抗日根據地內建立這種政權的時候。」37 毛澤東甚至公開指出由中共所建立的敵後政權，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相分裂的政權。他說：「在抗日根據地內建立政權的問題上，必須確定這種政權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則還沒有這種政權。」38 毛澤東甚至還要指明這一敵後分裂政權具有革命專政的性質，他說：「這種政權，即是一切贊成抗日和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即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相區別的，也和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有一些區別。」39 同時，毛澤東為使這個分裂政權既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樣子，又要保證這個分裂政權乃是中共一黨的獨裁政權，並且能夠對漢奸和「反動派」實行專政，所以，他才既要求這個政權必須「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在人員的分配上，應規定共產黨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又要指明這個政權「必須保證共產黨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至於對中間派，他還特別加以了說明：「給中間派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這些階層的爭取，是孤立頑固派的一個主要步驟。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40
難怪中共黨史學家們在總結中共抗日根據地的經驗和成就時，竟說了如下的大實話：「抗日民主根據地是黨總結了中國革命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經驗，進一步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和實踐的再發展和再創造。土地革命戰爭保存下來的革命理論，通過它才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發展和壯大」，「其規模大大超過了黨在十年內戰時的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堅實的基礎」41
沒有比中共黨史學家們的話說得再明白的了。中共深入敵後篡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手段、目的、性質和成就，實在已經被它的黨史專家們概括得準確、深刻和淋漓盡致。否則，我們就不會明白，為何中共的抗日根據地竟在長達數年的殘酷戰爭中，對日寇針對我西南半壁江山的十數度大規模進攻，毫未阻止和毫無牽制力量；否則，我們同樣不能明白，雖然中共既擁有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經驗，又在抗戰中決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爭策略，卻為何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竟沒有包圍過日寇所佔領的任何一座城市，更沒有用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以解放一座被日寇佔領的城市。因為，在中共，這個通過篡立敵後農村分裂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戰時，既是為了搶劫中華民國的的農村，在戰後，就自然是為了奪取中華民國的天下。因為，中共早已經在八年抗戰之中就將它們「包圍」好了。所以，本書上卷指「中共的江山非得自於中華民國，而是得自於日本的侵略」，也就言之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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