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梅：在沒有楊佳的日子裡

晚風中，王靜梅來了。

暗淡的路燈下，隔著一條窄窄的街道，我一眼就看出了她的身影，穿著一件明黃色的外套，隻身一人站在路口，個頭矮矮小小的，透出一個女人特有的柔弱。現在她是完全意義上的形單影隻了，因此已不介意於夜間出門。

「以前我走多遠，我也得牽掛著孩子，也得顧著他，現在我不用顧他了，孩子不在了，我有充足的時間。」

2008年夏天，楊佳在上海殺死6名警察。此後的5個多月裡，王靜梅「消失」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直至楊佳被執行死刑的前3天，稀裡糊塗的她才得以前往上海見了兒子一面。匆匆一晤，即成永訣。

兩年多過去了，如今她正慢慢嘗試著適應屬於一個失去孩子的母親的生活，儘管內心時有波瀾。

吃飯的時候，她戴著眼鏡，像一個知識女性一樣，吃得少、說得多，畫得勻稱的兩條眉毛下面，是一張安靜的臉。注定了要從兩個人的生活中落單的王靜梅，最終只能服從於命運。舊事重敘，她的情緒也極其意外地不表現為激烈。倘若她不說及那些事情，誰都不會瞭解，眼前這個普通的女人，也曾有一把不同尋常的辛酸淚。

臨分別，她幾次說，「也請帶個話吧，見到那些關心楊佳的人，都替我謝謝他們。」

1月24日，除夕前一週。我們把有限的講述空間交給這個微不足道的婦女，傾聽一下在沒有楊佳的第三個新年到來的時候，她是否已具備足夠勇氣去接受現實。

「我覺得他還在呢」

這兩年春節，提前和網友約好，三十晚上在外邊吃飯，過12點我就回去了。都是單身的，有的家在外地，不回家的，就聚在一塊兒。然後我帶著楊佳，把他的照片掛在邊兒上。吃年夜飯時，我就給他準備一個碗筷，大家也都給他夾菜。我就說，反正在我有生之年吧，我是不會改變這種習慣了。每年三十的時候，我都會帶著他。

今年看看他們吧，有人要是年三十那天願意跟我一起過，出去聚聚什麼的，都是單身，也行。要是不願意，那就是我自己，我就帶著楊佳在家裡，還是守著他。

以前過年就是我們兩個人。洗洗漱漱，有什麼登高爬梯的事兒，挂大帘什麼的，佳佳在，都是他的事兒。現在一幹這些事兒，我就想他。我買了個梯子，花了300多塊錢，有扶手，要是兩個支架的，萬一摔著也沒人知道，我就買了個特別穩的，上去以後有個扶手，特牢固，買這麼一個，幹活什麼的，擦擦房頂啊，挂個大帘子啊，這不就有保障了嘛。

我們家樓前有個空場兒，放鞭炮，那個炮(煙花)放得很高，一下炸開了，站在我們家廚房前就能看得見。過年的時候，我就叫，「佳佳，快過來看，你看人家放的花兒多好看啊。」我們倆就站在那兒看放花。晚上我包餃子，他沒事兒就在屋裡弄電腦，我就特踏實。我把餡兒都和好以後，他就過來幫著我包。

以前過年，沒想這麼多(沒什麼過年心願)。過年他只要在我身邊兒，我就非常開心，甭管幹什麼吃什麼。但是他現在不在了，我自己呢，不那麼想，比如看煙花，我還覺得我們倆兒在看呢，吃飯的時候我還依然給他放個碗筷，給他夾過去。

楊佳在的時候，(過年)他爸爸帶他逛廟會。我不逛，從來都不出去。親戚家也不去。我們也沒這個經濟條件。串門兒你必須得帶東西，帶少了還不行，拿不出去的也不行，帶得像模像樣的你還得花錢啊。我這人心裏就是這麼想的，就盡量不串門兒。

楊佳看我不去，他也不去。我要是上哪兒，他也會跟著。這些都是往事，往後就是想想了。楊佳不在了，有的時候，大家(親戚)都聚我去，不是都聚我就不去了。他們也叫我，我覺得人家是看你挺孤單的叫你一下。

現在我自己就是有一種心情支撐著我自己，我覺得他還在呢。我依然保持著他在的那種習慣，比如說回去以後，我跟他說話，依然告訴他我回來了。進他屋裡擦地，我就跟他說一聲。比如進去拿個什麼，我說佳佳我上你屋來拿個什麼，或者我給你擦個桌子、給你把窗簾洗一下。我都要說。

這個孩子啊，小的時候只要我在床邊兒上呆著，他在床裡頭愛怎麼玩兒怎麼玩兒，我非常踏實。我真沒想到，從此以後就我自己了，一個人過。剛才街道辦的人還跟我說，過年了，快樂了吧？我說現在我沒有快樂，過年對我來說快樂不快樂也就那麼回事兒了。以前兩個人過，我還快樂，現在我一個人過，我不快樂。

「這些東西就伴我終身了」

剛出事的時候，我們家裡幾乎不斷人。我當時都傻了，一年多吧，都是家人陪著，不然我一個人呆不了的。(雖然)一年後也需要人陪著，但是我能支撐著自己了，以前他那房間我不能看，他那東西我也不能摸，甚至一點兒也不敢去想。去年吧，我才把他所有的東西都給收拾一遍，把他的大部分衣裳都洗了一遍，然後放到他櫃子裡頭。

他房間裡所有東西我都沒有動，還是那樣，有時候我進去後會覺得特親切，甚至他的褲子這麼長時間都沒動，還掛著。他舉的啞鈴，鍛練用的兩個大長板凳，那些器具什麼的，都在那兒擺著。以前小時候玩的滑板、旱冰鞋，他動過的、玩兒過的，我都給他擱到屋子裡了。進他屋裡，還能感覺到他的味道，還是他在的樣子。這些東西就伴我終身了，在我在世的時候肯定是不會動它了。要是歸置得太乾淨了，我心裏就不舒服了。

這是我相依為命28年的孩子啊。28年最長一次我們不在一起，是2006年他去山西，被警察打過一次。他從山西回來，我說你自己出去轉了一圈兒了，你下次出去是不是得帶著點兒我啊？他說行，結果還是沒帶我去……我都沒想到，唉，這麼快。

有的時候在家裡頭看到兒子那些東西，不舒服，永遠在想他。昨天也是，上網看到他那些照片，唉呀，心裏就不行了，就趕緊想招，安慰自己別想別想，愣是不想，岔過去了。你把自己弄病了，就更麻煩了。再有心裏不舒服，就看看網友的留言，這些留言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安慰，煩了就開個電腦跟網友在那兒聊天。

去年底我才開始看電視。楊佳在的時候，這個電視永遠就緊著他。他看我就看，他想看什麼頻道就是他的，我就跟著看。但是現在就覺得沒人跟你爭了，你自己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我心裏就不舒服。去年底，也是朋友去我那兒，要看電視，我就跟著他們慢慢恢復一點能看電視的感覺，現在我自己在家時能主動把電視打開。也就這樣了，面對現實了。

我現在就一個信念，好好活著。我還是為我兒子。那天家裡人給我買了一箱雞蛋擱在那兒，我說行了，夠我吃些日子了。現在也沒人跟我爭了，我說我也是為楊佳吃。我以前從來沒說自己吃一個雞蛋，也沒有吃過水果，所有東西都是楊佳吃。我心甘情願，一點怨言都沒有。人家說你是不是有點兒慣？我說我也不是慣，因為條件在這兒擺著，你們如果處在我這個單親家庭，你們也會像我這樣做，因為你覺得孩子非常苦，欠缺得太多，多給他一點兒，彌補點兒，甭管好與壞，做家長的就是這種心情。

(以前)壓歲錢每年都給，金額都是固定的200塊錢，每年都是這個數。從小200，長大了還是200。大了以後，給他他也不要，都是我給他攢著。但是他收到的(親戚給的)壓歲錢就是200，我給人家錢就是100。

我們生活挺苦的，還不如一般的工薪家庭，我們屬於下等。但是對楊佳來說，我沒有委屈他。現在唯一的安慰就是這一點。我們生活條件不好，但是我從來不讓他感覺到。比如說買東西、吃飯。像雞鴨魚肉，我們很少買，買也就一條魚。我不吃中間那段兒，就吃頭、尾巴。剩下的我就吃點兒，不剩下的我就不吃了，從來就緊著楊佳吃。你看他身體特別棒。我不是不喜歡吃，兩口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標準也就四五百塊錢一個人，我們兩個人剛好在那個槓上。

「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後一次」

他這幾年沒有工作，一開始工作了兩個地方。後來為了照顧我，可能上班時間老保證不了，就不去了。工作沒了以後，不好找。找了幾次也心灰意冷。我就跟他說，我積極幫你找，找不到你也別灰心，這個社會在這兒擺著呢，沒工作的人多了，你不必自責。

這些事對他都有影響，要有一個溫暖的家，要有一個正當工作、有收入，在母親面前挺自豪的，是不是？我就是感覺求助無門，街道、單位、政府熱線什麼的，我都打了。我說我就是一個普通的公民，我們是單親家庭，現在孩子就這種現狀，想讓你們幫助一下，比如說有沒有合適的工作讓楊佳去試試，能不能照顧一下？我來求助你們，就是我拿你當朋友，你也幫我一下啊。我知道他們不管這種事。

到現在，我為什麼特別遺憾？我沒聽到我兒子親口跟我說一句是怎麼回事兒，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襲警)？

事情(襲警)發生以後，把我放到安康醫院，在裡頭呆了143天。突然有一天，那裡頭的人問我，王靜梅，你要不要見你兒子？我說當然要見了。2008年11月23日兩點的飛機，直接飛往上海。等到我出來了，孩子的事兒結束了。

11月24日早上起來，讓我見楊佳。我真的不知道是最後一次，什麼都沒說。當時不許說案情。我也沒敢問，心想下次來再問吧。第一次見，人家有規定，咱不要破壞人家的制度，(不然)下次人家要不讓我見了呢？

我就問問他在裡邊兒的情況。他跟我學了學，每天在那屋裡關著，戴著手銬腳鐐。我現在唯一安慰我自己的是，我進去以後隔著玻璃把手放在上面，和佳佳在那兒握握手。他想到我要跟他握手，因為戴著手銬，可能不好意思拿出來，怕我看見，又不可能不握，他就兩隻手同時放過去。這時我發現他了，是戴著手銬的。

沒怎麼說話，還是話也不多。精神狀態還行，給我的感覺他也不知道是最後一次見面。如果知道這是最後一次，我會有要求的。你知道最後一次說的和不知道的能一樣麼？

回北京後，第二天(25日)晚上就來了兩個上海人，向我宣讀最高法的(死刑)核准書。但是我不相信，不相信事情就結束了，就執行了。26日早上起來，很多律師、記者上我家去了。我隱隱約約覺得他們的面孔怎麼都是那樣的，就看出點兒事來了。我也知道核准後馬上要執行，我問那些律師怎麼辦？沒有一個人說話。我就非常難過，我說怎麼會是這樣，我還沒有說話呢，我還沒有說話呢。大家一看我情緒也不好，誰也沒有主意，真是沒有辦法。

好像是26日那天，有人送來了一束花，寫了一個小卡片，「楊佳一路走好」。我就很生氣，我說這是誰啊？事兒還沒有結果呢，就寫這個？你就這麼說話？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進來。那花就一直放在我家門外。過了幾天，他們說，這是事實，你拿進來吧。這麼著，那時候我才真是有點意識到了，真是執行了。沒有辦法了，不接受又能怎麼樣呢？

執行完了，也沒有人正式告訴我。隔了有10多天，我就給上海寫信，問要不要我過去？他們說你不用過來，楊佳的東西我們給你送過來。12月15日那天，上海來人了，給我送東西來了。他們是兩撥人，一開始是把楊佳那些物品都給我了，第二撥人就把骨灰盒給我拿出來了，他們也沒說讓我交費，也沒有說話。

東西都給我送回來了。因為天氣特別冷，如果下葬，冬天不太好，不好施工，就一直等到第二年清明節。八大處你知道麼？射擊場那兒有個福田公墓，他是溝北5組闕字23號，親戚進去沒問題。花了11萬多元買的墓地，加上我給他辦的那些手續，一共是12萬。人家給我湊的，沒有我自己的錢，我自己出不起。

「我也是為他」

我家在我眼裡永遠都有活。原來就我們倆，根本閑不住，大帘子洗完了，隔不了兩天，被子要洗了，過不了兩天，這個大帘子又得洗了。我那房子住了好多年了，房頂上沒有塔灰兒，現在還是這樣。但有時心氣兒不好，就不弄，反正也沒人看，孩子也不在了，就懶了，有些事兒還是干給孩子看的。

很多網友、生活當中很多孩子都說，楊媽媽，我們都是你的孩子，你有什麼困難儘管張嘴，我們責無旁貸。所以說我足矣了。老了再說吧，這個年代了，養老機構也很多，也甭想太多。

其實我現在做每一件事，我也是為他。昨天我完成了一項心願——楊佳在他的博客裡頭寫過，當年不是有個香巴拉戶外登山運動嘛，他想參加。我說一定要完成他這個心願。我就跟著走他們這條路線。那都是年輕人，說阿姨這個強度太大了，你肯定不行。我說那我就先練練，走強度小一點兒的。

我已經跟他們走了幾次了，也都不太遠，門頭溝、香山，好幾個點兒。對我來說可能也是非常有挑戰的事兒，但有的時候一想起我兒子來，我就覺得我一定要走。第一次去香山挺吃力的，但我沒掉隊，我非常自豪，覺得我還行。

在那個集體裡頭，我才找到楊佳為什麼參加他們這活動的原因。那真是一種放鬆，在任何一個地方，你找不到那種感覺。打個比方，我背著包，很多年輕小夥子說阿姨給我背著吧，非常熱情、主動給你背著，你還不用擔心錢包了、照相機了。在那個集體裡會覺得挺開心的，真是另一種生活方式。我56歲了，走得肯定比他們都慢，沒有人說你怎麼走這麼慢跟不上？非常熱情地在後邊照顧你。他們是定期的，我是不定期的，去一次吧也得緩一段日子，強度這麼大，回來後就腿疼、肌肉疼，就得隔一段兒時間。

而且我想報班兒，想學聲樂。有一天他們(朋友)給我放一個楊佳版的歌曲——《敢問路在何方》。不但聽了，我還把歌詞改了改，在那裡給他唱兩句。我就覺得，有老師指導我，這個歌我自己唱，意義好像更大。

我從年輕時就夢想找一個音樂老師來指導我一下，怎麼發音，怎麼吐字清楚，足矣了。我這嗓音還是有一點兒條件，不是五音不全的。我從網上看到的，有個老師說她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費3600，就是9節課，合著400多塊錢一節課。聽了一節課，他們跟我說是免費(試)聽課的，但去了以後就交100押金，聽完了我說我再考慮考慮，有時間我再來。我這麼一說，人家把那100塊錢退給我了，要不然就拿不回來了。我不好意思說我不報名。

學費特別貴，沒這能力和條件，不去了。我退休的時候才697元，2002年那個時候開始漲，漲到現在1800元。我今年給楊佳做一個(墓碑上的)影雕，花了5500，又買電，1000塊，買煤氣，1000塊，你說我一個月能攢多少？所以我也覺得挺吃力的。慢慢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