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中國新詩的困境
古中華文化聖殿中，詩乃至尊之王者；詩意凋殘了，古中華文化曠古絕今之神韻便黯然湮滅。
敢問詩為何物，可醉倒萬世之英雄美女，百代之才子佳人？對此問，我試答之。
人是心靈的存在形式。如果說理性為心靈之智的根據，情感則是心靈之美的源泉。詩，正是情感為自己創造的豐饒人性之美而沉醉起舞的狀態──詩，就是美情感的舞姿。
那些情感豐饒的心靈承載者，或危坐於高崖之上，或狂走於暴風驟雨之中，或流連於花間月下，或惆悵於綿綿陰雨，或漫步於蒼茫原野之間，或徘徊於金風黃葉之時，或俯首佇立於大江之畔，或憑崖踞石於怒海之邊，或迎風踏雪尋月，或披寒戴霜看梅，縱美酒以放浪形骸，向天地詠誦百種歡躍，千般哀愁，萬類愛恨，而感天動地之詩由此如衝決地平線的雲海霧濤，浩蕩於宇宙之間。
詩於文的區別，在於文可讀，而詩必吟誦。吟誦較讀，要求音韻更趨近藝術。因此，詩又是音韻的藝術。無音韻，便無詩；無音韻之美，便不配稱為詩。當然，音韻只是詩，這情感之舞姿的霓裳羽衣；舞姿之魂，還應數情感意境之美。
吟誦難以表達極致之情，於是乎繼之以歌，詞由此而生。由吟誦達於歌，音韻更富藝術之魅力。不過縱覽古中華詩與詞，就心靈意境而言，似乎詩又高於詞。這只是感覺之言，不足為論證詩與詞高下之據。其實，詩與詞雖風格各異，卻又珠聯璧合。我早以把詞歸於大「詩」的範疇。
至於元曲，則已進入戲劇之領域。雖不能說其與詩詞無關，但畢竟分屬不同藝術王國。因之，論詩之文可不涉及。
清朝末年國運傾頹，當時雖不乏慷慨悲歌、救亡圖存之士，但是，對中華文化的信心卻隨國運一起崩潰。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文化史；民族命運的失敗本質上是民族文化的失敗。不過，近代中國失敗的文化原因究竟何在，直至今日也少有中國文人願意靜下古井不波之心，真正研究之。相反，在躁動、茫然，甚至輕浮的民族文化大失敗的情緒背景下，徹底訣別中華文化，全面擁抱西方文化，蔚然成為時代之風尚。
應當對中國近代墮落負責的，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然而，中國知識份子卻對整個中華文化喪失了信心。結果中國大不幸，引進了西方文化中最壞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失去的乃是中國的文化之魂。
在民族文化失敗主義的西風黃葉之下，中華古詩詞絕世之美香消玉殞。當時有淺薄的文人欲以新詩代之，他們現把西洋詩翻成中文，按長短句式排列，然後以此為中國新詩的形式之範。這種失魂落魄的模仿，不僅閹割了西洋詩原有的音韻之美，也使中國新詩從出生之日就沒有獲得雜交優勢。
專功模仿並喪失了創造自信的心靈，不可能成為偉大文學之源。中國新詩的命運正論證著這個結論。中國新詩從情感的意境到表現的形式都處於困境之中。姑且不論情感意境，僅就形式而言，新詩近百年，早已凋殘了少女的春紅，卻仍未能為自己找到可以身相許的音韻之美。
並非將文裁成長短句即可成為詩。文之為詩，必有音韻美，可吟誦，甚或可謳歌。中國新詩，既無龍吟虎嘯之音，亦無暗香渡柳之韻，更遑論大漢鐵板，紅顏牙板之律。
我有言，詩為情感之舞姿。若如是，音韻則為情感舞姿之霓裳羽衣。中國新詩沒有配稱為詩的音韻之美，情感的舞姿被命運剝去霓裳羽衣，如何能馭長風萬里，起舞翩翩！素有國色天香之譽的中國詩，現被近現代文人冠以「新」字，成為新詩，其「新」竟在於詩只能跳裸體之舞。思想至此，良足悲矣。
文學史與人類控馭自然能力史的軌跡不同。後者整體間是循一條向上的路進展；文學史則並非如此──古代可能有奇峰突起，現代亦可能墮入萬丈深淵。但有尖酸之腐儒鑿鑿論證，中國文學在先秦已達不可逾越之巔，現代中國文學的衰落是不可迴避之宿命。此乃無智無能之輩，無知無識之徒的一大荒謬。
喜劇永遠達不到悲劇的魅力，因為悲劇更接近人性。而悲劇總與苦難同在；苦難是熔鑄悲劇藝術的金礦──這說起來有些殘酷，但至美的深處，總有一抹殘酷的笑容不經意間飄忽而過。
暴政之下，人性苦難如血海淚濤；情感痛楚似火裂白骨。暴政萬惡，唯有一善：創造了人性苦難的同時，暴政也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藝術之金礦。現代中國能否產生偉大的著作、宏麗的史詩，已不缺少人性苦難的素材，端賴有無中華好兒女以心為筆，以血為墨，書寫關於自由人性的詩意。
中國最多的是人——卑俗的動物性的人；最少的也是人——充滿詩意的高貴心靈。
且看中國千萬官辦學者御用文人，或趨炎附勢於官場，或皓首窮經於書齋，他們眼中哪有半分詩情，他們胸中哪有一絲高山流水之雅意。他們的生命就如一座座焚屍爐，燃燒的唯有騰騰物慾，被焚燬的則是人性中對藝術之美的嚮往。
誠然，亦有麟毛鳳角之自由寫作者，靈感天成，創造出一些值得藏之於金冊的詩句。不過，那畢竟只是茶杯裡的風暴，決然無法形成猶如中華古詩詞磅礡千萬里的文化大潮，甚至也根本沒有能力預言那種文化大潮。之所以如此，全在於中國現代詩人心靈之意境難以達到詩的高貴。
詩有冰清玉潔之質，她只會委身於聖潔的心靈。污跡斑斑的凡俗之心，萬難企及詩之至美。今之自由寫作者，雖不願做專制之精神奴隸，但其中許多人卻無法掙脫虛榮和俗譽的羈絆。為得世俗浮名，竟達心機百端，寢食難安，憔悴如朽木之境。此類文人或結黨以貶損他人，或朋比以互相吹捧；其心中對世俗虛名的渴望超過對詩意之美的忠誠。他們不懂一個基本的真理：在專制的中國，同自由人性一致的偉大作品向來是在，也只能是在歷史深情的回顧中被肯定。此類俗物中，更有不堪者，竟把北歐小國，由一群全然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之委員決定的文學獎，視為聖物，以至於有人為之如醉如痴，似瘋似癲，積怨成心疾，積思成心癆。
心境如此，夫復何言。如此俗氣熏天之心，怎可做詩的棲息之所。情由心生。心在庸人意識中腐爛了，情感就變得骯髒。而詩意只會把藝術之美的夢境送給聖潔的情操。
「對我詩的世俗的獎賞，就是對我高貴心靈的侮辱，就是對我創造的藝術之美的褻瀆。因為，詩之美，是燃燒在永恆和無限之巔的聖火，她超越一切世俗的獎賞。」──當現代中國詩人能高傲地向歷史這樣宣誓時，中國新詩或許才會有希望成為偉大的藝術。
我於弱冠之際，便立於高山之巔，向蒼天和大地泣血名志：此生定將讓美麗人性的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詩。其後三十餘年，遍歷苦難，超越生死，終成文學巨著四部，英雄人格哲學三卷。
把酒臨風，撫書長嘯，自謂可以萬古不朽──不是我的生命不朽，也不是我的靈魂不朽，我平生只願生命最終被埋葬在金色的火焰之中，讓我的靈魂隨金焰化為飛灰，托荒野上漫遊萬里的風，將心靈之灰一縷送往無人的天際，送進深紫如夢的落日──而是峻峭的人性苦難，已被我的心靈彫刻成萬古不朽的藝術品。我不知道中國未來如何；我亦不知命運是否要用中國為暴政殉葬。但我相信，無論中國命運怎樣，我的作品都將為我終生苦戀的中華文化，贏得幾許歷史的尊敬。
文學創作是我的天職；天職已盡，應當死去。即便明日便有萬里飛電，劃破無垠蒼穹，降天雷降我殛死，我自己亦了無遺憾。唯一不能忘情之處只在於，未見中國新詩成一絕代佳人。
現代中國詩藝術的復興，已不可循復古之路。古中華，詩才天縱、詩意錦繡之奇才，雲蒸霞蔚。一代代詩人嘔心瀝血，刻骨銘心，終成就人類文化史之大美。中華古詩詞實可謂已臻化境。在其自身的藝術形式範疇內，古詩詞的詩意美已再沒有發展自己的餘地，因為，親吻過無限的美──古詩詞詩意之美已窮盡了無限，只有對過去的懷戀，沒有對未來的追求。不能達到無限者，只好黯然神傷地湮滅於虛無；窮盡無限者則應當輝煌地訣別命運。輝煌的訣別本應意味著另一種藝術熱戀的創生，只不過中國近代國運不濟，古中華詩詞的墓碑竟是立在文化失敗主義的萬里蕭索之上。
中國新詩唯有以天啟的創造，方能找到只屬於她的藝術之靈，方能開拓出供天馬行空的萬里雲海。然而，成至美之事業，當需卓而不凡之俊傑。中國新詩的困境正呼喚現代詩聖。
具備何等素質，方有可能成為詩聖？一曰詩意豐饒、燦若朝霞之情；二曰狂放飄逸、出塵脫俗之心；三曰深諳音律、敏感如弦之靈。
我有詩意如霞之情，當不必懷疑。想當年第一本哲學著作在北京大學問世，學生便稱為詩人哲學家之作；此次流亡海外，四本小說出版後，一讀者為我數百萬言小說作一句評──「袁紅冰的眼睛：詩的棲息處」。
我亦有狂放飄逸、出塵脫俗之心。我的靈魂本就是起自於內蒙古高原的一縷清風，生來便嚮往形而上的自由；庸人俗物的追求，從不在我只注視萬里藍天的視野之內。
唯於音韻一事，我無大靈性。雖自少年時，便常與蒙古女兒縱酒痛飲，狂歌醉舞，但詩之音韻律法乃大藝術，非有天啟，不足以大成。唯能使流逝的時間都頹然醉倒，為之流連的音韻美，方配作「美情感舞姿」的霓裳羽衣。只因此，我不敢問詩聖事。但不知，茫茫人海之間，還能否有敢問之人。
人世間千苦萬苦，最苦莫過於中國自由寫作者的心靈之苦；人世間千難萬難，最難莫過於自由寫作者的創作之難。對於中國的自由寫作者，文學創作就是苦難而神聖的事業。因此，凡願承受神聖的艱難者，方可問詩聖之事。
近日夜半更深，風急雨冷之際，常聽門外有中國新詩之孤魂，如蒲松齡筆下善良之狐精，纖弱之艷鬼，喁喁而泣，似若求助。不禁悲難自已，故成此文。
只可惜我之情已獻於小說、哲學，或許還有法學。真摯之愛乃艱難；對藝術之愛更是艱難至極。數十年艱難，我心已成頑石，不配再愛新詩妖嬈之魂。唯有同之垂淚而已。不過，想到尚有海子、楊春光等願以生命殉詩的至情至性之人，淚盡之處，似乎看到晨光一抹，如血如詩。
袁紅冰：中國流亡作家、法學家，著有《自由在落日中》、《文殤》、《金色的聖山》、《回歸荒涼》、《英雄人格哲學》、《法的精神漫談》、《民主與共和》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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