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儒家是「家道教」
話說道儒墨法的中國文化（二）

2010-11-14 00:58 作者:唐子

關於儒家，我所知道的是所謂缺乏邏輯思維系統的中國倫理學或倫理哲學。魯迅不作研究，就是裝瘋賣傻地敞開嗓子謾罵：禮教吃人！孔子依然被德俄進口的唯物史觀研討者蓋上沒落奴隸主貴族思想家的紅色印章。這哪是研討？當然，如今也說孔子是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了，可玩的卻是文字遊戲：古代偉大，那麼依照生物進化論和社會進步觀看，那也不算啥。所以胡錦濤「同志」依然記得幾十年前的心語：偉大的導師毛主席和馬列主義萬歲。如此研究很輕浮，很賊。

共工中國告訴我們的儒家，與兩千多年來知行合一的「天地人和」君子修養的儒家沒關係，純粹就是「儒家思想」，別號「儒學、儒家學說」、「孔子學說」或「儒教」之類的語言文字元號，不過是學校裡可以左耳朵灌、右耳朵出、知道即可、看了就忘的知識，並非由孔子及72聖賢奠基的帝師集團，可以與猶太人的猶太教、中世紀的基督教的地位相媲美、人文特徵突出、以家庭為廟宇的宗教。

換句話說，儒家在中國並非一個簡單尊敬孔子為宗師、匯聚一批人沙龍似地唇槍舌劍辯論或書院、學院似地研究理論、著書立說的學派，而是在從兩漢隋唐到中華民國漫長的兩千多年裡，長久地教導從貴族到平民、官員到百姓的全體中國人的家人、親友、鄉親、官商之道，即如何做兒女、父母、夫妻、兄弟、鄰居、朋友、同窗、君王、官員、商人等具體的做人到位、做事盡職的師生團隊傳承的意識形態。更明瞭地說：儒家雖然最初只是諸子百家之一家大的學派，最終卻成了被中國皇家官方認可為國學官教、民間尊崇、全民遵從、各界推廣的禮教信仰。

說白了，儒家思想在中國古代，從一開始就是近代法國愛爾維修、德國費爾巴哈所說的以人為中心、以愛的關係為倫理原則的人文宗教，並非今日於丹女子在百家講壇可以點評、講解的倫理學知識，孔子是仁人禮士、君王教師，《論語》乃千古賢師的諄諄教誨被學生恭敬的記下的君子儒經典，並非文化廚師煲的心靈雞湯。儒家是歷史安排的，自春秋、戰國、秦、漢以後逐漸形成的治國儒教。

這可不是孔子開創、後學補充的所謂以仁為核心的社會倫理學與社會管理學的思想體系，也不是所謂宗教的倫理學詮釋。如果儒家就是社會知識的雞毛，充其量漢武帝拿起當令箭用幾十年，怎麼可能兩漢兩百多年乃至之後各朝代，東南西北中各地區出現過的上百個國家，包括桀驁不馴的匈奴、突厥、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國家，也都要拿儒教當令箭呢？兩宋形成的程朱理學文弱國民的作用可謂眾所周知，為何明清朝廷仍然要以儒治國？一下子要說清楚這些問題不容易，我想說的是：儒教不只是中國社會的思想，更是國家政府真正的宗教。

孔子在中國古代從春秋末期開始，受儒生和君王高度尊敬，被視為師父奉為聖人。如此儒家，可不是張其昀《孔學今義》所分析的所謂人生、教育、政治、法律、藝術、歷史、軍事、宗教之八大哲學，而是華夏族人從家庭宗族不可剝離的情感下，將人類文明的方方面面像人的機體組織、器官一樣鮮活、整體地看待。這不是「愛智慧」西方思想傳統下的哲學沉思、科學推導、神學歸宿，而是「天地人」中國思想傳統下的家國道教，參照日本「神道教」，可稱之為「家道教」。

如此儒家，可不是一家人都學者似的在家裡作什麼是「仁義道德」的理論研究，而是如韓愈《原道》所說，將每個人心中天然具有的「博愛」之「仁」的情懷，以「義」的名稱「行而宜之」的道心與德性。儒家「仁、義、禮、智、信」之「五常」，不是由學者解釋之後教授和考試就了事，而是每個人根據各自的父子、兄弟、親鄰、君臣等人際關係的身份，去履行誦讀「十三經」所得的心得體會，具體地落實在「忠、孝、節、義」品行上，做個好父親、好兒子、好兄長、好老弟、好親戚、好鄰居、好君王、好大臣；更細微地說來，是「誠與恕、廉與恥、勇與溫、良與恭、儉與讓、寬與嚴、剛與柔、敏與惠」等品行的中庸之道。

由此可知，儒家中庸之道不是學者的談論分析，而是每個人身體力行的禮教道德。如此儒家禮教之「儒教」，可簡單概括為《周易》六十四卦義理中的「天地人和」之道與《孟子•公孫醜章句》裡所說「仁義禮智」之心合成的「人行道」。儒道是居家旅行、職業家務之道。「道」即「天地人」三個字講完，即君子之人仿照乾坤朗朗運行之定律而「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相結合，以禮為道。

「儒」字，依《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意思是：有道術之文士，即斯文有術、柔順溫和的誦經履行者：兩漢以後推舉的秀才，隋唐以後科舉的進士。「儒」字在商朝即有，指冠婚喪祭時的司儀，周朝之後演變為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有成、知書達禮的文士，即後備貴族或官員，俗稱「士大夫」。孔子以「堯舜禹湯」與「文王」和「周公」為榜樣培養的君子「儒士」，是文武全才，有雅量氣度，有安定與說服人的能力而為人所需的人，特徵是以正壓邪、文質彬彬。

如此儒士道術在身，仰不愧天，俯不祚人，窮不移志，富貴不淫，威武不屈。這絕非西方始於哲學沉思和科學實證的倫理學知識所能培育出來的人，其仁義道德品行，內在於心，外在於行，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方式，先使身心和諧，繼而使家人和睦、國家長治、天下（世界）太平。這是一個不出家的修行者，在尊卑有序的父子、兄弟、親鄰、夫妻、官民、君臣關係中愛心待人，各盡其責地展示在禮樂教化中呈現出來的寬、敬、誠、廉、明、正等品性行為。做公民、基督徒、和尚、道士，沒這麼高的要求，惟有在禮之仁義大道的原則指引下，在禮儀、禮節、禮俗的細微瑣事中做家人、臣民、天地人，才能修得出具體細微的人品。在修君子儒道（術）品性如此細膩的儒士，「朝聞道，夕死可矣」。

儒家「天地人和」之道，實乃孔子整理《易經•系辭》指出的「太極」之「陰陽道」：人人都在與自然（山川河谷等）、與他人（父母、妻兒等）關係的合作中，畫自己的圓。儒家是在宗族制度解體與小家庭和平民有了名字的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背景中，在與墨家、法家等治國道術競爭中形成的制約君權的師權力量，通過孔子與顏淵（回）行走出來的「克己復禮」正道，即使被逼而在陳國、蔡國陷入絕糧境地，兩人也守道不移。春秋各國諸侯敬孔子卻不用其學，如果孔子當時適應現狀修改了其為官之道，秦漢統一後也就沒有「天地君親師」的獨立的師權了。秦始皇實行中央集權制度之後，儒家經由董仲舒改良儒學，摻雜道家，陰陽家等思想，形成天人感應的「天道皇權•三綱五常」新儒術並被後代承傳。

從孔子到董仲舒，儒家堅守約400年的君子儒修養傳統，終於從百家爭鳴中獨領風騷，由一家之學，在漢武帝以後成為國教。東漢末年起，儒家和國家一起內亂，直到隋唐近400年，中央集權制再度統一中國，傳承孔子「忠恕」之道、教導戰國時期君王實行「王道•仁政」的孟子的儒學，經韓愈承傳復興，成為唐朝儒家道學主流。唐朝儒生秉承「有道入仕，懷道退隱」原則，以「大、剛、直」的修為，養「浩然之氣」，所以有唐太宗到唐玄宗的大唐盛世。但大唐衰亡之後，中國再度陷入370年的長久分裂，兩宋儒家再度改良，吸納道教太極、佛教禪宗的文化內容，發展出進一步擴張父權、君權、夫權的程朱理學。從兩宋到明清，完全科舉制度下的平民儒生主導國家，儒教知識化，社會女人化、男人兒童化。戰國和秦朝之交埋下的小人儒種子終於在宋朝以後破土成樹，枝繁葉茂地埋葬了兩宋、送終了明朝，最後借中華民國「科學」和「民主」西化藍霧煽動和誘逼農民，在血光中舉紅旗創建共產極權專制的山寨部落，以人為質，禍害中國61年。

總之，儒家禮教是基於「天地人」之三道，行「仁義禮」之儒術。儒士不入廟宇、道觀、教堂，就在履行為人職責的生活之旅程中，見賢思齊和見不賢自省中成為一個高潔之士。這非常不容易。兩宋儒家理學，空談「存天理，滅人欲」，日趨禁錮女人。共工中國61年婦女解放和文化革命，儒家完全潰敗而無力抗爭。

沒有儒家師生承傳由家庭而社區、職業、朝庭的炎黃子孫•華夏族人，無論在山林的廟宇、道觀、洞天，或城市的教堂、辦公室、監獄，身心都很難和諧。即使如劉曉波那樣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得到之際即悵然若失，最後依然虛無。循儒家仁義道德之禮教修行，才是紅塵中正常的國人，才能發揚人性、完成人格。

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活在中國，好人猶如印歐人，壞人好似德俄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