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十年前的「十一」(圖)

2010-09-29 15:48 作者:李慎之

一九四九年「十一」以後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以整版的篇幅發表了胡風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自己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後，他竟被毛澤東御筆欽點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後，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後的昭雪平反。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後，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範」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份子」。而「右派份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稱右派份子不過是稍示客氣而已。「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

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十一」。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週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麼活動了，晚上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後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跡。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這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台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人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焰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覆，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起來了。為準備這次大慶，據說就花掉了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這樣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兒。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觀看慶典的民眾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然而最重要的史實都被掩蓋了，埋藏了。

五十年前,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後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而要「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是未完成的革命的繼續。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不提至今無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三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裡來了。

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衝擊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剛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料在六月份就發動了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份子。

然後，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戎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後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

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口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毛澤東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澤東後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筑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的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衝開了一個缺口，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為體制實質上並沒有變化，意識形態並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後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癒，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

鄧小平衝破毛獨裁而確立的改革開放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卻是無可饒恕的罪過。我還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

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說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民主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份子從此幾乎消聲匿跡了。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騙騙人的空話而已。這就是為什麼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於蹭蹬不前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後，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軼事，缺乏理論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週年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

五十年間民族的大災難、大恥辱統統不見了。這些大災難、大恥辱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謂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是何等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袖」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1999年不但是「十一」五十週年，也是「六四」十週年。為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並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眾一事與打砸美國大使館這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卻只是師毛澤東「氣可鼓而不可泄」，「個人崇拜人人都可以搞一點」的歪理邪說，以大搞排場來震懾天下耳目，以為這樣就可以「安邦定國」，全然不顧其結果只能是事與願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週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並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瞭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瞭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並不相信法輪功，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不是有信仰自由嗎？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麼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麼令人難以滿意，我還是抱著千家駒老人八年前在蘇聯瓦解後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願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暴力革命了。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過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二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之後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於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權，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衝擊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准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聖之時者也」。

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裡，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後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後歸於空幻的夢想呢？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屬稿，十月九日完稿

本文刊於香港《動態》2000年5月號，日本《百年》第8期2000年3月

根據《李慎之文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