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市領導派來的，案子辦錯了我不怕！」
8月19日，燥熱。北京的空氣異常沉悶。
我身著T恤短褲在電腦前整理資料。下午5時，敲門聲響起，操著京腔的人說他們是搞人口普查的。妻子李瓊打開門，七八個大漢立即蜂擁而入，問清我的身份後，一領頭的厲聲道：「把他銬起來！」一身穿白T恤和黑T恤的人扑過來，使勁朝後擰我的手。左手一陣劇痛，虛汗直冒，我奮力掙紮著。擰傷我左手的「白T恤」只好朝前銬住我的雙手。我提高聲音問：「你們到底是什麼人？」一渭南口音說：「警察！」「警察抓人也應先出示你們的證件啊！」
「白T恤」遞上警官證。我這才知道，此人是陝西渭南市公安局臨渭分局的王鵬。
在王鵬出示警官證的同時，他的同事劉延欣出示了自己的證件。「領頭的」也說：「我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刑警隊的陳旭，來協助他們執行任務。」
「這裡是八寶山派出所的轄區，朝陽區的警察怎麼跑來協助？」 在政法部門呆了十多年，我知道，跨區辦案需要當地派出所的配合。我懷疑他們是違規操作，利用關係辦人情案。
陳警官支支吾吾地答道：「只要是北京的警察都可以協助。」
「但根據規定……」我還要提出質疑，王鵬高聲喝道：「閉嘴！搜查了。」
搜查前，臨渭公安分局刑警大隊副大隊長朱福利想把我帶走，我堅持：搜查我必須在場。他們只好把我留在現場。
翻箱倒櫃的搜查在三小時後結束。王鵬要我在一張事先列印好的拘傳證上簽字。我很疑惑：「拘傳證上怎麼沒有我涉嫌什麼罪名？」王鵬答道：「非法經營！」
夜幕完全籠罩了京城時，7個警察抱著我的筆記本電腦和《大遷徙》書稿及上網卡、優盤等戰利品，將雙手緊銬的我塞進警車向朝陽區方向馳去。
當晚，臨渭的警察們飯飽酒足之後，將我帶進審訊室。我撫著傷痕憤憤地問：你們如此下狠手，把案子弄錯了怎麼辦？
劉延欣得意地答道：「我們是市領導派來的，案子錯了我不怕！也不會負責！」這位快言快語的老兄在渭南審訊時還「威懾」我說：「現在的科技多發達呀，你住在哪裡我們通過你的手機就查到了。通過電話監控我們知道你在寫書，你把書拉到渭南我們知道，你跟誰聯繫我們也知道。當晚為什麼沒有對你們動手，是想看你們把書究竟要拉到哪裡……」
那一刻，公民的通訊、出版、言論自由被人偷窺侵害後的憤怒包圍著我。
不過，我很快就平衡了：想想這些人也挺可憐——我是身軀失去了自由，他們卻是靈魂失去了自由……
「頑固不化，到渭南有你的好日子過！」
一本放在網上半個月只有10餘人點擊過的《大遷徙》引起了渭南官方的高度惶恐，我因此成了渭南近年來少見的要犯——臨渭分局法制科長馮林審訊時特別加重語氣告訴我：「你的案子是一個特大要案，局裡為你成立了‘8.9’專案組」——我數過，光審訊過我的專案組成員就有17人，除該局王副局長、朱福利、馮林等領導親自出馬外，還從各派出所抽來了辦案骨幹，就在我離開臨渭的前幾天，專案組還在補充人，加上外圍調查，這個專案組至少有25人左右。朱福利說：辦殺人案我們都沒有這樣重視過。「8.9專案組」成立後，該局兩次派人到我曾經工作過的平昌縣教育局、達縣監察局、檢察院、達州市檢察院等單位蒐集我的材料。有人說我有正義感，辦案人員馬上斥責，「你這樣說，他還是個好人？」
疲勞轟炸、輪番延時審訊是他們最常規的戰術。警察們很有心計，他們知道，進臨渭看守所後，牢頭逼著彎腰95度擦地時我腰椎間盤突出症復發。他們也知道，我關押在看守所，每天6點到12點左右是勞動時間。所以，他們總是在我勞動得筋疲力盡時的11點或午後1點左右前來提審我，一審就是5至7小時，好幾次中午飯都是在審訊室吃。107號監舍的獄友們很奇怪，「老謝，犯啥案子了，每次過堂（提審）都那麼長的時間？」特別是9月8日至13日，專案組換了三撥人連續數天這樣幹。那段時間，我每天勞動和受審的時間總在十二三個小時。每天，雖然不斷改變坐姿，但腰椎仍疼得我滿頭大汗，衣服總是被汗水濕透。
威脅逼供是他們的另一個「常規武器」。早在北京時，辦案人員就威脅，「頑固不化，到了渭南有你的好日子過！」
儘管我在北京市朝陽區公安分局刑警隊時就講清了問題，但朱福利、王鵬、劉延欣、馮林等人仍逼我交代諸如「你給火花雜誌社的領導送了多少錢」、「你在移民那裡收了多少費」等問題。我解釋不可能存在這些問題，他們就說我是花崗石腦袋，不老實，是狡辯。
劉延欣警告我：「頑固不化只有死路一條，本來在北京講了就不會到渭南了，折騰到渭南來了你還要頑固，就真的只有到監獄了！」
法制科長馮林說：「根據你的案情，最多判兩年不得了，再頑固，你的下場就難說了！」
有一天，正審訊，朱福利跑出去溜躂，留下劉延欣一個人在那裡給我「過堂」，後來，朱福利進來煞有其事地說他已掌握了我的犯罪事實，說我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我也煩了，高聲道：你說的問題劉警官早就記錄在案了，你還來訛詐，你把棺材抬來看我流不流淚！
在他們的招數中，對我最致命的是人格歧視和侮辱。剛進臨渭看守所，我50年從未改變過的「自然髮型」被他們推成光頭，朱福利來提審時非常得意地「欣賞」著我的「髮型」，然後拿出相機強行從各個角度給我拍照。在他啪啪按下快門時，我昂起頭告訴他，未經我的同意，是沒有人能讓我感覺卑微的。你的行為只能使我想起關塔那摩監獄的虐囚照片！
人格歧視不僅僅只是拍光頭照。9月13日，馮林帶著數人到臨渭看守所給我「過堂」，我要求他們出示證件，馮林鄙視地冷笑道：哼，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也不看看自己是坐在什麼地方，還要看我們的證件！
執法者是不應對嫌疑人進行人格歧視的，我當即還擊：「我們的確身份不同，但我們的人格是平等的，總有一天，我們會以平等的人格站在上帝面前進入墳墓！」停了停，我再次提醒他，「辦案出示證件是你們應該進行的程序。」馮林見自己的人格歧視沒能鎮住我，只好出示警官證。
從一開始，專案組就頻繁使用暴力「破案」。被擰傷的胳膊腫得老高，連脫衣服都非常困難，期間，我十多次向朱福利、王鵬要藥，但他們總是置之不理。8月23 日，在將我從朝陽看守所押往北京西客站時，他們還強行把我的手反銬起來塞進車裡，手銬麻木了，我多次求他們松一下銬子，均被拒絕。到了西客站，朱福利和王鵬將我從一個候車廳推到另一個候車廳，又從另一個候車廳把我推向下一個候車廳，想以這種示眾的方式逼我就範。我不服他的「游廳示眾」，告訴王鵬，他的行為使我想起革命先烈的《帶鐐長街行》。見王鵬冷笑，我又說：「一個人無論淪落到何種地步，身上那個堅強的捍衛者不能丟———那就是良心。作為警察，你有良心嗎？」王鵬發怒了，更起勁地折磨我，他一會兒把我銬在門上，一會兒把我銬在椅子上，臨上車時又來反銬我。我發腫的胳膊和被銬紫的手已不能承受反銬之痛，我求他們不要反銬，我不會跑，但朱、王二人要我配合他們執行公務。我說，執行公務也不能泯滅人性呀！王鵬要我少囉嗦，說著又要來反擰我的手。我急了，高聲道：你們已弄傷了我，再來反銬，我就是撞死在牆上也不會跟你們走！王鵬問：你想威脅我？我說：絕不是威脅，不信試！說著，朝牆壁跨了一步。朱福利見我認了真，忙拉住我說，我倆一人銬一隻手總可以吧。
沒有能反銬我，王鵬心存恨意，候車時，他滿眼凶光地盯著我，為了教訓這個沒有職業道德約束的「勇士」，我也用鄙視的目光對視著他足足有十多分鐘。朱福利見狀過來解圍說：老謝，到渭南後我們好好談談吧。我說，可以，但你不要把那些有暴力傾向的警察帶來！這樣的話使王鵬更加恨我，在車上，他裝著伸懶腰故意用肘來砸我受傷的胳膊，疼得我冷汗直冒，他還惡狠狠地罵我，「你想找死呀！」
本來，「處於憂患，不需要飽餐。」但我有低血糖病，一餓就心慌發抖，非常難受。對我的情況已瞭如指掌的渭南警察們故意六七次以餓飯的招來治我。8月19日，朱福利等人銬住我後，妻子給我餵了一小碗飯，當晚和第二天早上，被審了一整晚的我沒有吃成飯，中午關進朝陽看守所時，我低血糖病發作，渾身發抖。監室的牢頭見狀，以為我害怕，忙安慰說：「老謝別怕，我們不會打你……」
蒙冤30日，在最深重的苦難中，不管專案組怎樣折磨，我都沒有怯陣示弱，沒有嘆息、呻吟，更沒有哭泣和眼淚。但那個黑黢黢的冷饅頭卻成為了我魂牽夢繞的痛，一想起它我就會淚流滿面。那天，「過堂」回到號子裡已是晚上7點多，吃飯時間早過，犯人們都靜靜地在「坐板」（端坐反思）。我也坐上去，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爬過來悄悄問：「謝叔，又沒有吃飯吧？」我點點頭。小男孩從褲包摸出一個饅頭說：「我就知道他們沒有給你吃，晚上一人兩個饅頭，我給你留了一個。」我滿懷感激地接過饅頭，一口咬下，忍不住熱淚盈眶。但我覺得男人不應有淚，更不想讓犯人們看到一個檢察官、記者軟弱的淚水，於是，我回過頭趴在牆上才一任那難抑的淚水落下……
「以檢察官同警察進行業務競賽的心態度過冤獄30天」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17日被釋放後，在首都機場，有記者問我是怎麼度過這30天的。我告訴他們：「我是以一個老檢察官同一群警察進行業務競賽，以一個記者與腐敗勢力較量的心態度過這冤獄30天的。」
我很自豪地說：不管是作為記者還是檢察官，我在冤獄裡的表現為都無愧於這些職業。
對製造冤案者，我主動出擊。我向審訊者舉報說，「執法」不能看人說話。你們不能只查我的非法經營，你們渭南的非法印刷品比比皆是：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編印的《市民文明教育讀本》，定價20元；渭南市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編印的《市民道德規範手冊》，定價25元；渭南市委依法治市辦公室編印的《「五五」普法學習資料》；渭南市委辦公室編印的《渭南市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學習資料選編》；渭南市衛生局編印的《健康教育知識手冊》；渭南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編印的《調研與發展》,定價18元；渭南市委政策研究室編印的《渭南解放思想50例》，定價15元；渭南市政府原副市長侯振斌編印的《創業》等十幾本書都沒有書號，沒有出版社、沒有印刷廠。
離開渭南那天，我還專門對審訊過我的小徐說：舉報的事我今後會向你要結果的。他笑笑回敬道：先把你的事說清楚吧。
我「非法經營」的案子其實很簡單：3年前，利用節假日，我6次到渭南採訪，寫成35萬字的紀實文學《大遷徙》。《火花》雜誌社同意讓我以增刊的形式出版，在經歷了賣書、找大款捐款出書、移民代表籌款印書將書贈送給移民等籌款方式後，我墊支13萬元於6月26日將印刷的2萬冊《大遷徙》運到了渭南。為了讓接受此書的移民知道贈書的價值，書上印了50元的價格；為了在移民代表處收到他們同意為我籌得的印刷費，我製作了一張後來並未使用的「領條」；為了要回被查收的書，華陰移民代表董生鑫說過他的書是寫條子從謝朝平處賒來的——此話成了渭南官方決定偵辦此案的重要證據支撐。
使渭南官方下決心偵辦此案的另一個證據是火花雜誌社的一紙「緊急通知」和以我的名義寫給專案組的一封信。5月21日，火花雜誌社給我出了一份題為「關於同意出版《大遷徙》的函」，此函主要講了三點：一是同意以增刊的方式出版《大遷徙》；二是准印1萬本左右；三是印刷費自理。8月15日，火花雜誌社抵擋不住臨渭專案組的步步緊逼時，曾讓我簽了一封以我的名義寫給臨渭專案組的信。那信的意思是：火花雜誌社只同意印500本增刊，是我擅自印了2萬本。8月17日，雜誌社又給我送來一個以5月24日的時間簽發的緊急通知說：原來印1萬本《大遷徙》的函件作廢，只能印500本，否則，責任自負。
案情由此複雜起來，渭南官方如獲至寶，將董生鑫的那句話和火花雜誌社的函件作為了讓公安對我立案的主要證據支撐。
8月19日，在抓我時，當知道「緊急通知」是兩天前雜誌社才送給我的時，正搜查的王鵬大驚：「什麼，兩天前才送來的？」他們知道：一個支撐專案組進京抓要犯的證據基礎坍塌了。
本來，若是走錯方向，停止就是進步。但他們已停不下來——就這樣回去在派遣他們的人那裡交不了差，自己也丟不起這個臉。於是，他們仍把希望寄託在移民代表董生鑫那句「書是寫條子從謝朝平處賒來的」的證言上。
他們不相信我不想賺錢盈利。我明白他們的審訊意圖：根據刑法要懲罰非罪行為，必須具備主觀的惡性要件，即非法經營罪在法理上必須具備經營人是明知的，並且具有主觀的盈利意圖等要件。
我反覆給他們解釋：開初是想把書賣給移民賺錢，但移民代表說賣書政府會說我們亂收費，並提出找大款捐資出書，後來移民代表說他們籌資印書將書贈送移民，我想賺錢的想法便破滅了——因他們只同意籌印書等基本費用，我還能從哪裡去盈利？
在追問「非法盈利」主觀故意的同時，專案組費很大功夫追查「巴掌大一個紙條」——那是我6月26日把書運到渭南時，因想到把這麼多書交給幾個移民代表，他們今後還要給我印書費，應留個字據，便用一整張紙製作了一個領條。領條上有應將多少錢交給某某的字樣。當天下午很忙，這個領條並未使用，放在賓館的桌上不知被誰拿去並裁成了「巴掌大的紙條」。為這個紙條，幾撥專案組都沒完沒了地推斷：「沒有盈利的目的為什麼在書上印50元的價格？不想收錢為什麼制那個領條？」
我苦笑著一次次口乾舌燥地給他們講標50元是為了在贈書時使受贈者知道書的價值，那個領條被誰拿走了我真不知道。
審不出盈利問題，審訊者又追問我的創作動機，「你寫書的目的什麼？」
我不加思索地答道：庫區的移民太窮太苦太可憐，渭南個別官員太貪太腐敗太可恨。我想記下移民的那些血淚史，也想披露那些貪官的腐敗史，讓上級領導看到後好解救可憐的移民，懲處個別官員。
「你不怕你的書會在庫區引起不穩定？」
祭出「穩定」的大旗打壓不同意見者是渭南不少官員的絕招。我沉著接招，「長期來，移民正當合法的權利表達被一些人以維穩的名義加以排斥，將公民正當的利益訴求與表達視為不穩定因素，一味以穩定為名壓制合法的利益表達方式。結果，只會積聚矛盾，擴大衝突，使社會更不穩定。」
審訊者反唇相譏，「你的《大遷徙》到了移民手中庫區就穩定了嗎？」
我避開他的譏諷，「維權才是維穩。把庫區的土地問題和資金問題解決了，庫區移民的權利真正得到維護，庫區也就穩定了……」
大凡一個人精神痛苦到了極點就會產生一種嚴肅的力量，使旁人望而生畏，很多時候，審訊我的警察都會在我講出這樣的話後沉默。
有時，因指責渭南個別權貴操縱司法辦政治案件等問題，我會同審訊我的人吵起來。一次，我對一王姓警察說，你們是人民的警察，不是官吏的家丁，你們衝著移民，衝著舉報涉嫌貪腐官員的群眾，衝著新聞媒體「使勁」，把不聽領導「指示」的人都監控起來，把敢於披露領導醜事的記者抓進監獄，你們將使廣大群眾對法律失去信任，進而失去對黨和國家的信任。
王警察說我太高估自己，像你這樣一個人，市領導犯不著操心來整你。
釋放後，從網上知道，9月13日，臨渭檢察院已因證據不足，未批准對我逮捕。然而，就在那一天，專案組的馮林科長卻帶著數人對我進行了最後的決戰。我非常理解地對他們說：我知道案子現在已進入臨界點，你們「辦」不了我，你們在上司那裡交不了差，市裡也就不會給你們撥那筆專案經費，有什麼就問吧！
在諸多問題上沒有能抓住我的「軟肋」，審訊者們開始把訊問重心轉向印刷環節。那天的審訊進行了7個小時。審訊結束時，幾個審訊者都說：對你的頑固不化和詭辯我們早有思想準備。
其實，說我頑固的還不只是馮林。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頑固。9月17日那天，是專案組拘留我的最後期限——要麼將我無罪釋放，要麼宣布對我逮捕。當時，我都有些鐵心了，我早就預料：渭南一些官員不會讓我無罪走出渭南的。所以，17日那天，估計公安會來向我攤牌，於是，我準備在他們給我簽字的逮捕證上寫上幾句話——
總有一天，歷史會審判炮製這張逮捕證的人，利用司法之手辦政治冤案的腐敗權貴和家丁一定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但當我走進審訊室時，才知道不是警察來讓我在逮捕證上簽字，而是臨渭檢察院的同行來找我錄口供。
當天下午兩點，監管幹部又叫我的名字，說要釋放我。
被釋放的我並無自由，公安局王副局長說他們已給我準備好了機票，晚上回北京。到了機場，他又問我要機票錢，我說：我不會給你錢。首先，我是你們無故抓過來的，回去應你們出錢；其次，我現在並無自由，你們是遣送我回北京，所以這個錢應你們出；第三，你剛才說你們為我準備好機票，現在又出爾反爾，有損你的形象……
王副局長說我摳門。我說，剛才出來時，我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所有的衣服和800多元的卡都留給了號子裡的人。
王副局長見我太囂張，話中有話地說，你現在是取保候審，今後如果我帶隊來偵查你的案子，你能配合嗎？
我答道：我現在就可以配合你，馬上送我回號子吧，我願意把你的牢房坐穿！
王副局長指責我頑固。
頑固的我卻「敗」於了我的同行。14日，我終於見到了臨渭檢察院審查監督科（批捕科）的李全文、馮亞平兩位科長。二位很和藹，提出的問題卻比專案組的問題難回答——在專案組，我從未超出三秒回答問題，而對兩位同行的問題，我卻常常要借喝水之機三思之後才予以回答——他們的問題大多是推理或業務方面的。
最後，李、馮二人終於利用我法律的盲點把我引入了「認罪」之途。他們拿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說：只要在印刷環節違規，就要以非法經營論處。把在火花雜誌社換函件未果的經過講清後，我說我為自己過去沒有搞清印刷的規定就去印書的事深感後悔，表示如果在這個環節上出現的瑕疵需要我承擔責任，在沒有渭南權貴干預的前提下，我願意接受司法機關的公正處理。兩位同行建議我給檢委會寫封信，爭取檢察院的不批准逮捕。
我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在給臨渭檢察院檢委會的信中寫下了前邊的話。
三天後，檢方發言人在通氣會上表示，「犯罪嫌疑人謝朝平對自己的非法經營行為有了深刻認識，並表示真誠悔意。」
「關中連夜雨，疑是親人淚」
我並非感情脆弱之人——儘管以前看到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之類的災難，我會為受苦的百姓默默地流淚，但我絕對不會失聲痛哭。這次，當災難降臨到自己的頭上時，我一下變得脆弱。一提起我的親人和那個饅頭，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有句古詞說，嘗盡了辛酸始曉憂傷能損壽，說什麼離別須知心慈莫思親。但感情脆弱的我在看守所的30天裡，卻經常思親。我老想起去世已久的父母，在心裏默默地對他們說，父母雙親，兒子出事了，今後不能到你們的墳前上香燒紙了，原諒兒子的不孝吧……
在看守所裡，我也會經常想我的兄弟姊妹及我的孩子、侄兒侄女們，也經常想念我的老師、同學、朋友，還會想起我作品中那些移民。但在所有的思念中，最強烈的那份思念還是對我的妻子李瓊。她和我是小學的同桌，十多歲便離家到遠處的達縣工作，我們從此失去聯繫，結果，後來還是我「把她的長發盤起，為她做了嫁衣」。婚後，特別是2005年隨我「北飄」後，我們相依為命的依戀和少是夫妻老是姅的情感愈來愈濃。
8月19日那天，臨渭警察闖進我家時，妻子一直站在我的身邊，她怯怯地問：「老謝，為什麼呀？怎麼辦呀？」看他那驚惶的樣子，我知道她的身體和內心都在顫抖，她需要我的保護和安慰，然而，在這群因持有渭南權貴上方寶劍而強硬得有些野蠻的警察面前，我已是一隻被縛的羊（我的屬相真的屬羊），自身難保，怎能顧及到她。那一刻，我心急如焚。
當晚8點多，警察們將我押進電梯時，妻子追了出來，我這才想起應吩咐她兩句，我站在電梯裡邊大聲說：「老李，注意自己的身體，注意安全！」仍是一臉怯弱惶恐妻子也在電梯外朝我喊著什麼，但我沒有聽清電梯就關上了，就在電梯門關上的那一瞬間，我看清了她那幾乎是包含了人世間全部焦急、憂傷、絕望的目光……
一個帶我走向不幸的電梯成了不詳之物，從看守所回京後，我和妻子都再也不乘那個警察抓我時乘的那個電梯。接著，我和妻子搬離了警察抓走我的那個傷心之地。
夫妻真的是有心靈感應的。21日，北京暴雨，我在看守所的監舍裡望著鐵窗外的大雨發呆，突然，我覺得妻子就在外邊，當時不由急了，在心裏反覆念叨：老李，下這麼大的雨，快回去吧！小心淋病了！從臨渭看守所回北京後，妻子講，那天她真的在朝陽看守所外邊，在瓢潑大雨中繞著看守所的圍牆邊走邊用四川話大聲喊：「老謝，你在哪裡！」三個多小時，渾身淋透了她不顧，聲音喊啞了她不管，只是木然地一遍遍呼喊著她的「老謝」。
後來，妻子同女兒兩次到臨渭探監，均被看守所拒絕。於是，母女倆只好在門縫裡朝裡張望……
幾天後，妻子寄來了衣物，我一見包裹上那熟悉的字，一下拿過來抱在懷中。此後，我天天晚上都用寫有妻子名字的包裹做枕頭睡覺。
被抓去渭南後，不知是蒼天憫人，還是菩薩有靈，那幾天，渭南天天晚上下雨，嘀嘀嗒嗒的雨聲使我久久難眠。爬起來朝窗外張望，很快吟出一首詩來，其中兩句是，「關中連夜雨，疑是親人淚。」
為寫書坐牢，特別是在自己作品描寫的地方坐牢，更是容易觸景傷情。每當此時，我會在心中問：庫區我採訪過的移民們，你們知道我在臨渭坐牢嗎？你們也在想我嗎？
事實上，移民們也在想念著我。出獄那天，華陰的移民代表董生鑫打來電話，說：「你出來了？我們好幾百移民正準備這幾天來臨渭探監呢！」老董在電話中告訴我：9月2號那天，他按照公安局的要求，去華陰市良方區村民陳思忠家收剩下的二十幾本書時被4個人打成輕傷。
感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老董不得不離開華陰去了武漢。他所在的鄉政府也要求他，短時間裏不能回到渭南。老董說：「他們主要怕記者採訪我。」
從媒體的文章裡我知道，我出事後，董生鑫給渭南市委書記、市長寫信、發手機簡訊，要求相關部門放人並退還雜誌。但那是根本就是他的妄想。
老董還告訴我：大荔的移民代表馬連保也被嚇跑了，「公安要收拾他。」老董說，「我們不怕他們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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