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奇人 張伯駒(圖)

自打反右運動一起頭兒，父親（即章伯鈞）就開始琢磨著反右的結局和自己的下場，甚至在毛澤東還沒想好怎麼處理他的時候，他就在家裡把自己處理了一回——讓警衛秘書王鎖柱把家中所有的工作人員召集到東客廳，請他們圍著平時吃飯的圓型大餐桌，一一坐下。
父親客氣又鄭重地對他們說：「你們大概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我現在犯了政治錯誤。所以，請你們不要再叫我章部長了，可稱我先生，也可直呼我的姓名。」
坐於一側的王秘書趕緊聲明：「在我們沒有接到正式通知以前，大家都必須繼續稱呼您為章部長。」
此後，父親不止一次地對家人說：「我們準備過老百姓的日子吧，回桐城老家更好。」

1958年1月底，父母雙雙獲得「又劃又戴、降職降薪」的處理。好像上邊對父親特別寬大，在撤掉交通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光明日報社長等九個職務之後，特意保留了「全國政協常委」的職務。在由行政三級降至七級後，又特別保留了四合院、小轎車、司機、警衛、廚師、勤雜、秘書。國人社會地位的尊卑，往往集中展示於權力所給予物質待遇之厚薄上。父親既受政治貶損，又得生活厚待。如此發落，大大出乎承受者的預想。

斗轉星移，歲月悠悠。慢慢地，父母開始咀嚼出那帽子的沈重和帽子底下沈重的人生。首先便是與中國歷史同樣淵遠流長的世態炎涼。親近的、親切的、親密的，一個接一個地疏遠、疏隔、疏離了。而且，越是親近親切親密的，就越發地疏遠疏隔疏離。諸如，二十年代一起參加北伐戰爭的老友，三十年代共同發起「國民黨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人，四十年代參與籌措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民盟元老。好像他們當初當年當時結識章伯鈞，便是一種錯誤。唯有1957年的政治風雨，才撥正了他們所在黨派以及本人生命之舟的航向。看著他們批判自己的那副痛心的樣子，父親也跟著替他們心痛。

一日，戴帽的母親到農工黨北京市委會去參加政治學習。在回家的路上，大老遠便瞅見個老熟人。這也難怪，五十整的年紀，眼神正好。老熟人是民盟中央的副秘書長，叫辛志超。他不僅和父親、母親熟，而且和我姐、和我也熟。我家的門坎兒，他是跨進跨出的。每每在與父親談正事之前，都要給我姐妹倆講上一段故事。故事多半說的是燕都舊話，再與那滿嘴的京腔京韻相搭配，我倆聽得津津有味。民盟中央的人，從瀋鈞儒開始往下數，來家裡開會、談事、作客、聊天的，不下幾十個。要論個生熟咸淡，眼下這位離母親不遠的人，得算在十名以內。所以，我很能想像母親認出他時的那股衝動、那般欣喜及那份熱情。

母親揮動著手，向他飛奔過去。辛副秘書長停住腳步，四下裡張望。當他那雙近視加老花的眼睛透過厚重的鏡片，終於辨清來者為何人的時候，即毫不猶豫地轉身180度，快速消失在人流中。

母親傻站在街沿。她對老熟人或許有很多的話要說，或許只想問聲好。她有如一個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回到家中眼淚便扑簌簌地滾落出來。在父親的詢問下，母親講述了街頭剎那間的經歷。

站立一旁的我，簡值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辛伯伯，怎麼會不理我們的媽媽呢？」我為如此熟識的人能做出如此絕情的事而憤怒。心底還有一種母親受辱自己也跟著受辱的感覺。

母親為自己的不識時務、不通人情而悲哀，不禁嘆道：「解放前看的《紅樓夢》和解放後讀的馬克思，都算白費了。連熟識的人才專做絕情事的起碼常識，都沒能學到手。」

父親則勸母親心放寬些、看得開些，語重心長地說：「大到一個政黨的背信棄義，小至辛志超的躲避奔逃，自古就是中國官場的傳統。」不過，父親也從中預見到自己的未來，必是孤獨自處的末路。除非欽定的章羅聯盟和反右運動被欽定者推翻，而這個「推翻」又是根本不可能的。

憂心忡忡的我問道：「爸，人當了右派，怎麼別人就不理睬了？日子也難過了？」

我的問話，使父親激憤起來，滔滔不絕：「只有在中國當右派，才是這個樣子。小愚（我的乳名），你哪裡曉得——在西方，右派也是很體面的。議會裡，還有他們的席位呢！與左派僅僅是表明政見之不同罷了。議論國家大事的時候，左派、右派、中間派各自發表看法，陳述主張，申明立場。因為各派所持立場、主張、看法不同，它們之間勢必要有激烈的辯論、爭執以及相互攻擊。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政治現象，並受法律保障。西方國家的官方政策，往往也都要經過這些辯論、爭執和攻擊的考驗或矯正。現在，老毛把右派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劃了個資產階級成分。那麼，左派與右派便不屬于思想差異，而視為革命與反動的政治對立了。在我們這個國度，誰一旦成了統治者的政治對頭或被看做思想異端，日子就很難過了。國家、權力、輿論、黨派、社會、朋友、甚至家庭，都會糾合成為一股力量，不斷地打擊、迫害、除滅這個對頭和異端。在這個問題上，我原以為新社會要比國民黨做得好一點。現在看起來，和過去沒有太大的不同。」我自幼就愛聽父親說話。因為他說的，和報紙上登的、收音機放的、課堂裡講的，都不一樣。他不從屬於別人，他只屬於自己。

或許因為情緒激動，父親說話的聲調越來越高。母親不讓父親繼續往下講，打斷他的話頭：「當著孩子的面，不要說這些，而且一句一個共產黨，一句一個老毛。從前你可以這樣說話，現在你是右派，再不可以這樣講了。你在家裡講，萬一傳到外面，人家真要說章伯鈞反動到家了。雖然我們看不慣黃炎培，兒子劃成右派，自己跟共產黨反倒更加親近。但是你也沒有必要和過去一樣傻，把所有的想法都說出來。」

我知道母親「訓」父親，是因為母親疼父親。特別是在眼下，知他疼他的人沒剩下幾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整天整天的批判大會，父親就像吞大魚大肉一樣，全部嚥下。而母親這番雨絲風片般的「訓」，對父親來說，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碟清炒苦瓜。父親聽完「訓」，一不反駁，二不申辯，三不堅持。自己一個人回到書房。我也緊跟著進去。當父親坐在寫字臺前的皮轉椅上，他的臉色分明陰沉了許多。俗話說：樹怕剝皮，人怕傷心。我在想，社會上已經失去「面子」的父親，是不是覺得在家庭裡開始失去「裡子」了。父親失去的再多，哪怕父親在外面的存在等於零，那他也是我的爸。我一聲不吭，站立在父親的身後。父親也一聲不吭，雙手交叉於胸。他的外表是平靜的，然而心裏必定很難受。六十多個年頭的人生，在心窩子裡一次次跌宕翻騰。

父親面對政治壓力和應付社會環境的唯一選擇，是獨處，也只能獨處。假如他是個埋頭做學問的，面壁數十載，獨處一輩子，也算不得什麼難事。偏偏父親從中國私塾讀到柏林大學，也沒能塌心做學問，而是起勁兒地搞政治。搞政治可不能清靜，得參與，得活動，得鬧騰。開會，講演，結社，遊行，擬指示，呼口號，寫文章，直至發動戰爭（可惜父親的本質是書生，他搞的政治始終未能上升到拿槍桿子的高級階段）。父親以此為生活，以此為追求，以此為樂趣。如今這種生活、追求和樂趣，給撅折掐斷，戛然而止了。這番光景，好似一個有名氣的演員，戲唱得正帶勁兒的時侯，被轟下了臺。令其振作、陶醉和亢奮的鑼鼓，絲竹，燈光，油彩，底班，龍套，跟包，觀眾，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現在一大早起床，父親不必忙著漱洗用餐，既沒有機關讓他去上班，也沒有單位請他去講話。上午到下午，父親不必忙著東奔西跑，既沒有事情等候他處理，也沒有會議需要他參加。從早到晚，父親不必忙著前庭後院的穿梭，既沒有人按動大門的電鈴，客廳裡也沒有響動的電話，書房裡更沒有擺放好的文件、報告、公函、書信，亟待拆閱。父親全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從洪秘書手裡接過當天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厚厚一疊，他的眼睛像架掃瞄器，用不了多大功夫，就都「掃」完了。唯有每日分三版的16開大小的《參考消息》，讀得仔細，看的時間也最長。

父親說：「只有‘參考’上，還有一點消息。」有時侯《參考消息》送進門，正巧父親要去方便。他能拿著它，在衛生間裡呆上幾十分鐘。要不是母親催我也叫喚的話，不知他坐在馬桶上還得看多久。老實講，能得到這一點消息，也來之不易。因為父親在必須接受右派帽子時，向中共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唯一請求，就是希望今後自己能夠繼續看到一份《參考消息》。

把看「參考」的事做畢，父親也就終日無事可做了。在以往雜亂忙碌辛苦勞累疲憊困乏的時侯，他多麼嚮往安寧清靜恬淡閑適的日子。現在，他嚮往的日子來了，卻沒能給自己帶來安寧清靜恬淡閑適。1957年以前，那時事情再多工作再忙，父親每隔一、兩個月要抽出一天的工夫，把全家帶到郊外去散心。香山、頤和園、十三陵是常去之地。現在，每天都可以搞郊遊，父親卻呆在家裡，不愛動彈。說來也是，父親乃職業政治活動家，現在打發他去過既無政治、又無活動的生活，他渾身上下能得勁兒嗎？父親常一個人獨坐書房。黃昏時分，書房內一片幽暗，他也不開燈，淒敗之色在臉上盡情地鋪展，猶如把自己自覺地放逐在大漠之上，而四顧茫然……

年輕的我很難體會出父親內心的複雜感受，但我發現自己的日子過得也不痛快了。填好的入團申請書，被告知作廢。政治課老師拿我的思想小結或學習心得作為批判材料，在全班散發抖落。班幹部和積極份子都不怎麼搭理我；幹部子女身份的同學把我從圈內踢到圈外；出身不好的同學又不敢把我從圈外劃入圈內。一個先是團支部書記後當上學生會主席的同學，時刻用批判的目光打量我，並抓緊一切可以抓緊的機會，隨時向我發動攻擊。站在學生官兒的位子上，她的每次行動又總能糾集到同夥。一旦我陷入挨批的處境，就覺得自己也當上了爸。這時我心裏也著實納悶兒：本是眉清目秀的少女，只要懷上一顆革命的心，怎就窮凶極惡起來？下午自習課後的自由活動，是我最難挨的時光。看著同學三三兩兩的閒聊天，拉幫結夥的搞活動，就好像一支行進中的浩蕩隊伍單把我拋撇在外頭。我孤零零地佇立於操場東頭的老楊樹下，看著漸褪的夕陽，即使什麼都不想，只要鼻子一酸，那眼淚就流成了行。為了排遣空虛，我能借個藍球，一口氣玩它幾個小時。

我的同學、已是北京青少年業餘體校籃球隊員的洪鈐，瞧我投籃的興致如此之高，便對我說：「你那麼愛好體育，找個機會我推薦你去業餘體校學打藍球吧？」

我回家把這事兒跟父親說了。父親這下可找到一個分析事理的機會。他口若懸河地講起來，認為洪鈐的通脫，更多地是接受了其父洪深的影響。然後，告訴我戲劇家洪深出身官宦門第，且畢業於哈佛。再後，又向我講述了其父洪述祖因宋教仁一案，而如何改變了兒子的人生道路。最後，父親建議我去看看曾樸的《孽海花》，說那裡面影射了許多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很有意思。由此，我發現講些自己的事，居然能引起父親的話頭。他，真的寂寞。

時間一長，我打球的熱情開始消衰，決定不再去體校。下午放學回家，把功課做完，就和父親一樣地無事可做。東翻翻，西看看，從北客廳遛到南書房，又從東客廳逛到西臥室；再不，打開收音機，從孫敬修娓娓道來的童話故事，一直聽到鬥嘴架勢的歌曲《社會主義就是好》。

無事可做的父親看不慣無事可做的女兒。他問：「你的心上是不是長了草？能不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

人可真是個複雜的東西，像父親僅在1957年一個夏季，就能給官方提那麼多條的批評意見；而我跟他生活了幾十年，除了以疑問句方式批評我「心上長草」之外，至今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父親是否還教訓過我什麼。

為了能安安靜靜地做成一件事，我向父親鄭重提出要學書畫。理由是：「如果我不學的話，將來你死了，你買的那麼多的字畫由誰來欣賞呢？」聽後，父親大驚大笑亦大喜。精神之振奮，情緒之昂揚，活像當天我要給他做大壽。

父親立即張羅起來。首先讓母親把她的西書房騰給我，然後給我送來文房四寶、鎮尺印泥、碑帖、畫譜。他自己充當搬運工，不叫洪秘書插手。什麼康熙時期造的墨，給乾隆爺進貢的紙，紫檀的筆架，端溪的硯臺，還有祝允明、文徵明、吳昌碩、金農、鄭板橋、吳大澂、康有為等人，以及我當時就認不得、現在也記不起的許多名家寫的立軸、手卷、冊頁。父親每搬來一樣寶貝，都要數落給我聽，抖落給我看。
見他兩手灰塵一臉汗，我心疼得叫：「爸，別搬了。」他卻樂此不疲，止都止不住。

母親被父女倆昂揚的熱情所感染，也陪著我們高興。可一旦發現父親有時亮出的寶貝是她壓根兒沒見過的，便有些憤憤然，對父親說：「你這個老頭子！居然藏了這麼多好墨好紙。我給你抄了多少稿子，替你寫了多少書信，你都不把好紙好墨給我，現在小女兒只說了一聲要學書畫，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把好東西都擺出來了。」
母親說這話，最初只是嗔怪，後來她還真的嘔了點子氣。父親趕緊陪笑。

繼而，是關於請誰來當我的老師問題。

父親說：「教你寫字的人不用請，你媽就是最好的老師。」

母親的書法特棒，這是黨派圈內眾人皆知的事。抗戰時期「民盟」給中共中央的一些信函文件，就是母親用正楷謄寫的。她正經八百一手顏體楷書，連周恩來都知道。五十年代初國家決定在天安門前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母親接到被聘為紀念碑建築委員會的委員通知。她大惑不解：自己不是建築家，又非美術家，怎地成了委員？後來遇見周恩來，周說是他提名的，說：李健生懂書法，對碑文的設計可以出些力。

母親從如何握筆提腕運氣開始教我練字，讓我從篆隸練起。挑了一本鄧石如的《石鼓文》冊頁，叫我天天臨摹、反覆書寫。說什麼時候練熟了，寫得像個樣子，才能歇手。我愛練字，更愛父親給我佈置的書房和他給我的每一支筆、每一張紙、每一塊墨。每天做學校老師佈置的作業之前，先練字。母親不怎麼看我寫，寫完後她用硃筆批閱。整個字都寫得好，在這個字上勾個大圈圈；字的某個局部寫得不錯，就在這個局部畫上小圈圈。一張大字經母親的批閱，變得像人工繪製的地圖。

父親則是個持久的看客，我只要展紙提筆，他便在我身後走走停停、停停看看。管我寫得好歹，父親是一概欣賞。他在不停地誇獎我的同時，還不斷地自責，說從小沒有把字練好，現在眼瞅著女兒超過了自己。其實他的自責，仍舊是對我的欣賞與疼愛。在我寫字、母批字、父看字的工夫，我們忘記了各自的不幸和共同的寂寞，一起感受著快樂。尤其對於父親來說，無論是給我佈置畫室，還是看我練字，都是他枯寂生活中的甘泉豐草，潤澤著他的心田。

誰來教我畫畫兒呢？父親決定給我找最好的國畫老師：「你看，陳半丁怎麼樣？」
我說：「當然好啦，只怕太高，我夠不著。」
父親笑了，說我傻。因為投師皆投於高門之下。

父親把洪秘書叫來，讓他與陳半丁聯繫，問問：這個星期天陳半老是否住在西四？上午可有空暇？章某人想帶著他的女兒登門拜訪。不一會兒，就有了回話兒，說半丁老人非常歡迎章先生和女公子。
聽到這「非常歡迎」四個字，父親實在舒心。
我問：「咱們去之前，幹嘛要打聽清楚陳半老住不住在西四？」
父親答：「他有兩個家。」
我後來才弄懂父親說的「兩個家」，是個啥意思。

陳宅，是一所很普通的四合院。陳半丁，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面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面如銀盆，目如朗星」，是評書裡形容男性的慣用詞語。我覺得把這個慣用詞語套在他身上，「銀盆」略有些過分，而「朗星」卻很是得當的。

沙發前面的茶几上，擺著用玻璃杯沏好的兩杯熱茶，這顯然是給我們的。望著杯子裡尖細的茶葉載沉載浮和澄清的茶水染綠染濃，我怎麼也沒有想到杯水之間，能呈現如此的清幽和美麗。它的誘惑，簡值有如餓漢面對著一道美食。實在忍不住，自己先就喝開了，一口、兩口、三口，直至喝乾，然後興奮得對父親叫嚷道：「爸，我喝的這是什麼茶呀！會這麼香？」
陳半丁說：「這茶叫洞庭碧螺春，是我特意給你們預備好的。」

父親見我如此牛飲，便道：「陳半老，請莫見笑哇！我不懂茶，更不知品茶為何事，一家人每日下午喝一道紅茶罷了。」
父親細細啜飲，對茶味的醇和與茶香的綿長，讚不絕口：「這裡的茶，讓我想起‘佳茗似佳人’的詩句和因喫茶把家產吃空的故事了。」

從這話裡，我能感受到父親因獲得碧螺春規格的禮遇而產生的快慰。父親曾說過：如到別家作客，從外國人給你預備的杯盤刀叉和從中國人為你沖泡的茶水裡，大半能判別出這家主人對你歡迎和尊重的程度。

父親問陳半老最近在做些什麼，陳答：「我在大躍進。」
父親困惑不解：「畫家怎麼大躍進？」
「畫家的大躍進，就是把畫越畫越大。」陳半老從沙發上站起來，指著自己的畫桌說：「這張桌子夠大了吧？不行，不夠大，要畫更大張的，我就挪到地上畫。後來，這樣畫也不行了，要求畫更大更大張的，我就搬到院子裡畫。」

講到此，他把我們父女帶至客廳門口，讓我們目測這所四合院的庭院橫有多寬，豎有多長。父親聽得直搖頭。
陳半老說：「因為大躍進的緣故，我也是第一次知道這個院子的尺寸。躍進到最後，院子有多大，我的畫就有多大了。」
爸又困惑不解了：「這樣大的畫，該如何畫呢？」
陳答：「脫了鞋，站在紙上、蹲在紙上或趴在紙上畫。西南角畫它一棵松，東北角塗它一架籐，松枝旁邊添石頭，藤蔓底下開菊花……。至於這幅畫的全貌，我也難知。因為畫完以後，我家無法張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懸掛這樣的畫。」

一陣閑談後，父親將女兒想學畫的事說了。
陳半老一口答應收我為徒。父親向陳半老請教，畫壇收徒有何規矩及禮儀。陳半老說：「你家是下午喝紅茶的洋派，那些規矩就免了。」
我問陳半老，今後是怎樣個教法？答曰：「畫好一張或數張，拿來我看。」

在歸途，興致不減的父親還帶我到西單商場的舊書店逛了一圈。回家見到母親，我還沒來得及說個子丑寅卯，他老人家便搶先一步「報導」。我很知道父親足足高興了一天的原因是什麼——陳半丁沒把他當右派。

父親自己也看出來，要陳半老一枝一葉、一山一石地教我這個一竅不通的學生，幾乎是不可能的。他決定重新物色個更加適合於我的老師。這時，父親想到女畫家潘素。

我問：「誰是潘素？」
「張伯駒[1]夫人。」
「誰是張伯駒？」
父親說：「此人大有名氣。他的父親張鎮芳，曾當過直隸總督和河南都督。他本人入過軍界，搞過金融，最後成名在詩詞文物。你看的舊小說裡，形容才子不是常用‘詩詞歌賦，無所不曉，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嗎？張伯駒正是這樣的人。他與張學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稱為‘民國四公子’[2]。家中的收藏，多為罕見之物，那是他用大洋、金條、首飾乃至房產換來的。別看爸爸有字畫五千多件，即使都賣掉，也未必抵得上他的一件呢。」
「真的嗎？」我不是不相信父親，而在是我的腦袋裡，想像不出有什麼東西能這樣地值錢。
「你從小背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吧？」
「這是李白的詩。」
「張伯駒就藏有李白的真跡，叫《上陽臺帖》。他把這個帖送給了毛澤東。」
「你的羅伯伯（指羅隆基）不是常愛嘮叨‘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麼？這詩句是誰寫的？」
「杜牧。」
「對，張伯駒就收有杜牧的字。」
「你知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名句吧？」
「它是范仲淹《岳陽樓記》裡的，我們中學的課本裡有。」
「張伯駒藏有范仲淹的手卷。」……

父親一路說下去，我聽著，聽著，彷彿覺得他不是在陳述某個事實，而是在編造一個神話。這個神話王國，該是什麼樣子的？想必張伯駒是風流倜儻，器宇軒昂；想必他家是墨香四溢，金玉滿堂。
可父親又說：「我們去他家，這些東西都看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張伯駒把這些最好的藏品，捐給了國家。我們只能見到文化部長瀋雁冰發給他的一張獎狀。」
父親認為：張伯駒此舉雖行於一時，其事卻足以傳後。

我繼續追問：「爸爸，那張伯駒曾經擔任過什麼職務？或做過什麼工作呢？」
父親笑了，說：「他曾是鹽業銀行的董事。其實公子哥兒，就是他的工作。」這個回答讓我吃驚不小。
父親隨即解釋：「別以為說個公子哥兒，就等於游手好閑啦。小愚，你要知道中國文化很有一部分，是由統治階層裡沒有出息的子弟們創造的。張伯駒就在玩古董字畫中，玩出了大名堂，有了大貢獻。」

經過洪秘書的聯繫，與張氏夫婦會面的時間定在週日上午。如果說，頭回去拜望陳半丁是懷著尊敬和不安的話；那麼，我這次去拜望則是揣著興奮與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門，張宅位於什剎海。兩地相距不遠，我們還是驅車而往。老「別克」小轎車馱著父親和我，慢慢駛出慈慧殿，經地安門，向西拐入前海西街。路過一座王府式的堂皇建築：高高的灰牆緊鎖園內的美景，大門正面精緻壯觀的影壁，足以顯示出主人的尊貴地位與煊赫身份。「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司機告訴我們：「郭老（沫若）搬到這裡來住了。」

父親聽後，默不作聲。我知道，這個從1926年留德歸來便相識，一起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一道流亡日本，搭檔數十載，合作默契的朋友，如今已形同陌路了。

車繞過銀錠橋，便是後海。岸邊的垂柳在風中搖曳，蕩漾的湖水在陽光下閃亮。這兒像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據說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銀錠觀山」。老「別克」在一扇朱漆斑駁的小門旁邊停下。

警衛員按按電鈴，沒有響動；拍拍門環，無人應承；再伸手一推，那門便開了。我心想：家藏豐厚的張伯駒，不設門房罷了，怎地連大門也不關？

跟著父親走進去，發現這座宅院不大，也不規整，既非中規中距的四合院，也不是錯落有緻的小洋房。小院地勢挺高，座北朝南。進門是個小天井，東頭有個門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間起脊北房，西邊是一間偏廈。南頭，一張石桌兩個石墩依牆而立。東牆，挖了個月亮門，門裡另立一棟小閣樓，高高在上，並以石階將閣樓與北面的正房連接起來。院子裡，有幾棵桃樹，還有一棵大芭蕉。看來，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設定的。

一位四十來歲年紀，身著藏青色華達呢制服的女士從北房快步走出。她體態豐盈，面孔白晰，雙眸烏黑，腮邊的笑靨，生出許多嫵媚。惟有開闊而優雅的額頭上，刻著光陰碾過的印痕。

「章部長，歡迎您光臨寒舍。」雖然說的是北京話，卻帶著吳音。溫聲細語，吹氣如蘭，而這恰與她的端麗玲瓏的容貌相配。我斷定，她不可能是別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著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著我，還沒等爸介紹，便說：「這就是女公子吧？」接著，把我們引入了北房正廳。
她見廳內無人，即轉向西側的裡屋，喊道：「伯駒，章部長來了。」

與正廳相連的西側裡屋，是畫室。張伯駒穿著古銅色中式夾襖，站在闊大而周正的畫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傾，雙手背在腰後，眼睛半開半闔地打量著鋪展於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畫作。聽見夫人的喊話，他不緊不慢地離開畫室，跨進正廳，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父女，並用手勢招呼我們坐下。

與陳半丁的熱情相比，張伯駒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親發問，他作答，且措辭簡短。倒是滿臉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許多話。夫人的巧於酬酢，越發地顯出張伯駒的閑散平淡。父親是第一次登門造訪，西服領帶，高車駟馬，極其鄭重。而張伯駒似乎就沒把父親當做貴客、遠客或稀客。好像我們這一老一少，是三天兩頭來這裡串門聊天的。

父親很快與張氏夫婦切入正題，說：「我這個讀高中的女兒，想學點國畫。不知潘先生可願收這個學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語幾句，爾後一團和氣地說：「既是章部長的女公子願意向我學，我自然也就願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個章部長，彷彿不知中國有反右，不知父親是欽定天下第一右派。

父親問潘素：「小女該如何拜師？」
沒等她回答，張伯駒把手一擺，說：「不用。」
「小愚，快，快給老師鞠躬吧！」
父親令下，我立即雙腳併攏，雙手垂直，向初次見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問：「潘先生，我什麼時候到您這裡來學畫呢？」
聽了我的問話，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邊，兩人又在低聲交談。父親大概以為他們有什麼不便之處，就主動開口：「貴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車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剛才的情形一樣，沒容夫人說話，張伯駒把手一搖，說：「不用，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們誤會這「不用」二字的意思，連忙帶著歉意和解釋的口吻說：「有個中央音樂學院彈古琴的學生，也在跟我學畫。他叫李泠秋（又叫李祥庭，後改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紹來的。我在與伯駒商量，是將你們兩人合起來教，還是分開來學。伯駒的意思是分開好。」

事情談妥：我隔周來一次，時間定於禮拜天的上午。那位音樂學院的學生也是隔週一次，時間也定於禮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別強調：如果我是本週日來學習，那麼就讓彈琴的孩子，下週日來。

心願了卻，心情便放鬆了，驀地想起那些名貴得令人頭暈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張口結舌的捐獻。我坐在太師椅上，環顧四壁，很想找到父親說的「獎狀」。牆壁張有潘素新繪的青綠山水，懸有張伯駒的鳥羽體詩詞，還有日曆牌，就是沒有嘉獎令。也許，它被置於臥室，畢竟是耗盡一生財力、半輩心血之物，彌足珍貴。

一會兒，父親起身準備告辭。我向張氏夫婦執弟子禮。然而，我禮畢抬頭之際，眼睛向上一瞥，卻發現「獎狀」高高而悄悄地懸靠在貼近房樑的地方。「獎狀」不甚考究，還蒙著塵土。這不禁使我聯想起另一位頗負盛名的文人柳亞子來。父母曾帶著我去他家吃晚飯。從黃昏到夜深，我不記得大人們喝了多少壇紹興老酒，說了多少古今閒話。我只記得：他家大客廳裡有四幅用金絲絨裝幀的、與毛澤東等人唱和的詩詞手跡。這兩個文人做派很不同：一個把極顯眼的東西，擱在極不顯眼的地方,浪漫地對待；一個將極重要的物件，作了極重要的強調，現實地處理。

此後，我每半月便去張伯駒家學畫，從臨摹開始。在一點一滴的臨摹中，潘素向我講述國畫的基本法則與技巧。在教學的時候，張伯駒不進畫室。他做自己的事；沒事，就閑坐在客廳。他家不像我家有那麼多報刊雜誌，似乎只訂有一份《北京日報》。而且，張伯駒看報，再大的新聞、再長的文章也是一晃而過。

我把第一幅完整臨摹老師的山水習作，呈上。潘素仔細看後，連呼：「伯駒，你來看，這孩子畫得蠻可以。」
張先生聞聲進來，瞧了瞧，點點頭。他沒有妻子的那份激動、那種肯定。

我每畫完一張，潘素看後，都要拿給張伯駒過目。潘素總說我有慧根，好教。張先生總是點頭而已，既不誇獎，也不批評。
他的模糊態度，叫我忐忑不安。忍了好久，我終於開口了：「張伯伯，我的習作您也看過不少。能說說嗎？」
張伯駒對我說：「你的每張習作都有進步，足見你的用功、用心和接受能力。一個人即使聘請再好的老師，若無這些條件，是學不了畫的。但是藝術和其他門類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能傳授的。她（指潘素）當老師，僅僅是向你講解一些繪畫的規則、技法罷了。拿作詩填詞來說，也是一樣。老師只能講些格律音韻，或者告訴你，什麼樣的詩才是好詩。至於能否畫出一張好畫、寫出一首好詩，那就是學生自己的事，要看他的修養、悟性和創造力。」

我與張氏夫婦混熟了。潘素不讓我稱她為先生，於是，我一口一個地喊著：潘姨，潘姨。說來，中國的稱呼也怪。人的稱謂變了，人的關係跟著也就變了。我和潘素是融洽的，而我和潘姨是親熱的。除了授課，我們還說閒話；後來，除了說閒話，我們還說私房話。潘姨說我不僅懂畫，而且懂事，她喜歡懂事的女孩兒。

在張伯駒面前，我保持著敬重，但不再拘謹。我漸漸發現，在授課之後張先生時不時地要和我閒聊一陣子，談棋、談詩、談字、談戲，其中尤喜談戲。孟小冬的名字、余叔岩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裡知道的。他是河南口音，標準中州韻，話又說得極專業，很多地方我聽不大懂。可我從不打斷他的話頭，也不發問，更不會對他說：我聽不懂。我自己常納悶兒，一位飽學之士，怎麼能和一個毛丫頭聊天呢？琢磨來，琢磨去，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在「三面紅旗」「大躍進」「政治挂帥」、「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時代烈焰之中，還有我這樣一個女學生跑到冷落的宅院，去聽被時人冷落的老話、舊話、無用之話。這情景多多少少也能牽動出他的熱情。另一方面是出身，修養，稟賦，學識，品行，愛好，趣味等諸多因素在他身上融合而成的文化自豪，使其自覺不自覺地要充任一個文化的傳播者。而後者的成分可能更多些。

漸漸地，我看出這對夫婦相處，是完全以張伯駒為軸心的。一位與之相熟識的老中醫告訴我，潘素對張伯駒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什麼都依從他，特別是在收藏方面。解放後張先生看上了一幅古畫，出手人要價不菲。而此時的張伯駒，已不是彼時的張公子。他不供職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而所擔任的北京棋藝社理事，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會理事，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中國民主同盟總部文教委員等等，皆為虛職，並無實惠。潘素作為家庭主婦，支撐日常生活的諸多開支，應付昔日名門的瑣細關係，並將家裡家外維持在一條不低的水平線上，就夠她操心費勁的。每月不僅把所有的工資花光，而且尚須從「家底兒」中掏點出來，以為貼補。今非昔比，丈夫相中的古畫雖好，但想到現實的經濟狀況和未來漫長的生活之需，潘素有些猶豫。張伯駒見妻子沒答應，先說了兩句，接著索性躺倒在地。任潘素怎麼拉，怎麼哄，也不起來。最後，潘素不得不允諾：拿出一件首飾換錢買畫。有了這句，張伯駒才翻身爬起，用手拍拍沾在身上的泥土，自己回屋睡覺去了。

一個晴朗的週日，我向潘素學習「淺絳」。畫得正起勁，張伯駒把妻子叫出去，耳語幾句。沒過多久，張伯駒又進來，又看看我倆。不大功夫，張伯駒再進來，再看看我倆。如此往複數次。
我問：「潘姨，張伯伯有事嗎？」
「就是有事，他才這個樣子。」
「那您和張伯伯去辦事吧。今天我就學到這裡，告辭了。」
潘素笑道：「什麼事呀，是你張伯伯叫我們吃飯去。」
正說著，張伯駒又進來。潘素邊看表，邊對他說：「剛十點多，還早。」
「走。」張先生聲音不大，可語氣堅定，一點沒商量。潘素忙著收拾畫具，儘管嘴裡還在嘟囔。

張宅沒有電話，我無法把要在外面就餐的事告訴父母了。心想，反正時間還早，等我飯畢歸來，可能家裡的菜還沒做得呢。順便說一句，1957年前，父母公務繁忙，飯桌上即使見不到我們，也極少問及。自戴帽後，骨血之間，親情大增。別說是吃飯，就是佐以餅乾或麵包的午茶，父親無論如何也要等我放學回來。「小愚兒，快來喝熱茶，我和老媽媽都在等你呢！」第一次聽父親這麼說，讓我好感動，也好感謝「反右」。

我們師徒三人，從細窄細窄的煙袋斜街穿出，沿鼓樓大街向南走去。我以為不過是在這條北城最熱鬧的街上找個飯館，就近而餐罷了。可看張伯駒雙手背在身後目不斜視，大步疾行的樣子，似乎眼中早已有了就餐目標。我們走過地安門南大街，又走過景山東街。張伯駒遠衝在前，像只領頭羊，潘素和我則緊緊尾隨於後。天氣轉暖，太陽高懸，幸好我穿得不多。

體態豐腴的潘素，掏出白手帕擦去額角的汗珠，對我說：「只要上街，你張伯伯就是這樣走路，一個人像在打衝鋒，不管別人。」
「我爸走路和張伯伯一個樣兒。有一年春節全家逛廠甸的書肆，我爸帶著警衛員把我和媽媽甩出半里地遠，害得我們母女啥也沒看，只顧拉直脖子，活似兩隻呆頭鵝。四隻眼不停地搜索前方，生怕兩下走岔了。回到家裡，我媽大大發了一頓脾氣，說今後不再與他同行。我爸二話不說，滿臉陪笑。我媽回到寢室，他跟到寢室；我媽躲進書房，他跟到書房；直到消氣為止。」潘素聽了我這一番話，略感自慰。原來天下男人的許多毛病，是一個模子「磕」出來的。

我們三個人，繼續南行。我忍不住問：「潘姨，咱們這是去哪兒呀？」
「去歐美同學會（曾改為政協的文化俱樂部），你張伯伯喜歡吃西餐。」

從後海到南河沿，我掐指一算，至少五站路的里程。旁邊就有通往目的地的公共汽車，咱們幹嘛不坐車？我心裏這麼想，嘴上可不敢說，乖乖地跟在張伯駒的身後，走著，走著。

阿彌陀佛，終於走到了。我們剛踏進門，歐美同學會西餐廳的男侍便迎了上來。看來，他們都認得張氏夫婦。在吩咐幾句之後，涼菜、湯菜、熱菜、麵包、黃油、果醬依次端上。
這裡，也是父親常帶我來的地方。每次在點菜前，父親要問我和姐姐：「想吃點什麼？」
我便舉著叉子，高叫：「冰淇淋！」

可眼前的張伯駒，沒有問我想吃什麼。在小心翼翼中，我吃完屬於自己的那份西餐，並恭敬地向他倆道謝。

三人剛走出歐美同學會的大門，張伯駒立即對我說：「小愚，你趕公共汽車回家吧。」
我問潘素：「那您和張伯伯呢？」
「張伯伯要走回去。」

我坐上了公共汽車。隔著玻璃窗看見他們夫婦在便道上，一前一後地向北走著。張伯駒的鬢髮在正午的陽光下，呈現出近乎透明的色澤。坐在汽車裡，我感到了累，小腿酸，腳板脹。仍在徒步而行的人，不覺得累嗎？——看來，喜好與興致對張伯駒真是個極其頑強的東西。

回家即對父親描述了這頓拉練式的西餐。父親聽後，大為不安。說：「事情被顛倒了。學生居然吃起老師來了，該請客的是我們。」
父親決定讓廚師備上一席佳餚，回請張氏夫婦。我家的這位大廚師姓梁，東興樓出身，是高崗出事後調到我家的。他平生所好，就是京戲。聽說來客是名票張伯駒，便發誓要拿出真本事。再者，我家好久沒請客，作為掌灶的他，早就手痒難耐了。

一個週末的下午，父親叫司機用車把張氏夫婦接到家中。張伯駒穿的，還是那件中式舊夾襖。一襲剪裁得體的黑絲絨套裝，將潘素的白晰嬌好，映襯得分外動人。離吃晚飯的時間尚早，大人們開始閑談。由於我是名正言順的學生，自可一側旁聽。況且聽大人的談話，自幼就是我的癖好。

在一番寒暄和閑談之後，父親拿出張大千的畫，請他過目。
張伯駒比較欣賞其中的十二幅黃山山水圖，說：「東西不錯。雖然屬於大千的早期作品，但構思、布局別具匠心。筆法也很空靈。」張伯駒又轉身對我說：「小愚，你在家要跟著父親多看。因為繪畫作品的真價，不是從認識、而是從直觀得到的。」

藏品受到肯定，父親的臉堆滿了笑，別提多高興了。他告訴張伯駒：「我主要是藏書，其次才是藏畫。買書畫的目的，也很偶然。是因為（19）49年從香港初到北京，就在馬路上看到一車車的線裝書送往造紙廠，心疼得不得了。於是乎，趕快把情況告訴了鄭振鐸，請他制止這種行為。西諦回答說：‘文物局要辦的事太多。這樣的事，一時顧不過來。伯鈞，你發動黨外的朋友，大家都來收藏一些吧。’這樣，我除了日常開支，所有的錢就都用來買書、買畫。健生也很支持。」
「書畫還算幸運，另有一些文物想要保存下來，恐怕就困難了。」
「你是指城牆，大屋頂和牌樓吧？」父親問，張伯駒點點頭。
父親慨然道：「對中共的某些領導人而言，他們沒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這樣一來，從昨天延續到今天的許多偉大之物，如城牆、牌樓，自然也就不屑一顧了。」

談到當代畫家，父親用請教的口氣問張伯駒：「你覺得劉海粟的畫，水平如何？」
「他和謝稚柳，都不錯。」
父親說：「我也覺得他的畫很好。劉海粟[3]和朱光潛[4]，一個是畫家，一個是學者，兩個都是我們安徽人。解放前，他們就已經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後，因為政治歷史問題，兩個人都抬不起頭。連人都不好做了，還怎麼做畫，做學問？（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國的時候，跟他談了談楊嘯天（即楊虎）[5]的問題。我聯絡任公（即李濟深）和其他幾個黨外人士願意做擔保，希望能把他放出來。那次是全國人大代表團，走訪的國家特別多。日程排得滿滿的，幾乎沒有私下交談的時間。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國後，再找專門的時間，約上羅瑞卿一起討論這件事情。我打算在談楊虎問題的時候，也反映一下劉海粟和朱光潛的處境。有政歷問題的高級知識份子，到底應該如何對待？怎樣使用？中共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黨外人士能否坐下來，共同研究研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關係到人的後半輩子，關係到中國的藝術和學術發展。」
「後來呢？」張伯駒關切地問。
「1957年春，我們這個人大代表團才回國。回來就是整風，接著便反右。我失去了說話的資格，替誰都講不了情。我現在和今後的情況，可能比劉海粟、朱光潛還要槽糕。」

而後，他們話題又不可繞避地轉到了「反右」。

父親說：「共產黨可以不需要我們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學家、藝術家。1956年因為文化部和中國美協有輕視國畫的傾向，我聯絡努生（羅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濟深），向周恩來反映了這個問題。後來又與葉恭綽、汪慎生、王雪濤、徐燕蓀等人，一道發起成立北京畫院，為的是把國畫創作和研究獨立出來。結果凡是與此事有關的畫家，除齊白石外其餘一概劃為右派。葉譽虎（葉恭綽）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畫院當院長的，不想也給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劇院的葉盛蘭，葉盛長兄弟、李萬春等人，也因為參加農工（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或參加農工組織的鳴放座談會，也都劃了右派。總之，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難消卻。但我很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你捐獻了那麼多有價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沒有起到作用？」

張伯駒擺擺手，打斷了父親的話頭：「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講這些話。你是個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麼，我這個不懂政治的人劃成右派，也就不足為怪。再說，右派帽子對你可能是要緊的，因為你以政治為業；這頂帽子對我並不怎麼要緊，我是個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書畫。共產黨用我，我是這樣。共產黨不用我，我也是這樣。」

那時，到我家做客的，已多為同類。無論是博學雄辯的羅隆基，還是北伐名將黃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劃右」，不是憤憤不平就是淚流滿面。沒有一個像張伯駒這樣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會主義政治課教給我們對待挫折的一句豪邁的話語是：「跌倒了，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可跌倒了的張伯駒，怎麼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沒跌倒，所以，張伯駒不必「爬起來」，而我父親，羅隆基，黃琪翔，就要「爬起來」，他們自己也很想「爬起來」。
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讚道：「張先生，真公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