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自殺引關注

章天亮： 中國現在瀰漫著一種仇富和仇官的心態。當然我們不能說每個官員都是貪贓枉法或者橫行霸道的。但是大部分官員給老百姓留下這麼一個印象，所以這樣的消息對很 多人來說，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人是不是貪贓枉法，然後懷疑做了什麼壞事，現在肯定是什麼事情敗露了，然後他就自殺了。這是很多大陸民眾本能的反應。這個可能是老百姓關注的一個原因吧。

記者：據官方的數據，中國的自殺率大概是萬分之一，中國的心理學家說官員的自殺率遠遠達不到萬分之一，所以說自殺並不是一個共性的現象。請孫教授談一下，您覺得政府官員的心理壓力跟一般老百姓比是大還是小？

孫延軍：應該說比一般老百姓要大。因為政府官員競爭它這個位置就不容易，在競爭過程中肯定有許多不規範的地方，不符合法律和制度的這種遊戲規則。為了保住這個職位，他們要站好隊，還要遵循官場的遊戲規則。

記者：孫教授能不能給我們解釋一下，中國政府的官員通常心理壓力還有什麼別的問題嗎？

孫延軍：當然有。因為整個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已經發生了畸變，追求的價值層級特別低，按道理說人類的價值體系是十分豐富的，而且在上面有終極信仰，在下面有一定的物質追求。現在它把極端的功利主義、極端的物質追求和享樂，作為最終極的追求，這就很危險了。在他的心理出現壓力的時候，在他的行政工作和生活中出現挫折的時候，他沒有釋放壓力的途徑，沒有超越壓力的境界和手段。

記者：據我所知，在1949年之後，中國官員自殺的最高潮可能是在文革期間。現在的情況是不是和當初的情況有點不一樣？章天亮先生？

章天亮：是的，我想在文革期間的話，主要是在政治上站錯隊了，在所謂的路線鬥爭中站錯隊後，就是變得沒有任何希望了。但是那個時候主要是政治原因。現在的原因就比較複雜，他一方面為了保護自己的職位，政治上要跟對人；其次還有很多經濟問題，因為現在很多官員想要保住自己的職位，他就必須要給各級領導送禮。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官員在政治問題跟經濟問題兩方面都不能出問題，只要有一方面出了問題，被發現的話，他們的情況就比較危險。

記者：孫教授能不能給我們分析一下，現在這個現狀是不是容易出現心理問題這麼一個時期？

孫延軍：對。主要問題是由政治秩序不合理引起的，從上到下整個社會風氣敵視，互相仇視，缺少寬容和善意的途徑和手段，也沒有很好的追求，自然就容易出問題。

記者：有一個中國的官員曾經跟我說過，最大的問題是，心裡面想的和嘴上說的，和實際行動做的完全是不一樣的。這個會不會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呢? 章天亮先生？

章天亮：這個實際上就是一種人格分裂。就是像前一段時間逮捕的深圳市的市長許宗衡，他就說他要做一個最清廉的官員等等。他的講話，常笑著講個人操守講的非常的好，但是實際上他所做的和所講的是完全相反。當然我覺得中國很多官員對這種情況已經習以為常了。除非是那些非常認真非常較真的人，他們有可能會產生這種良心上的拷問。

記者：中國官方調查說，自殺的這幾位官員主要是工作壓力太大。我想問孫教授，通常我們怎麼解決這種壓力過大或者產生抑鬱症的問題？

孫延軍：在一個正常社會狀態下，這個問題應該是比較好解決的。主要是，第一從價值觀和人生境界方面入手；另外有一些具體的方法去擺脫這些壓力。

記者：那麼在中國是不是比較困難？尤其是官員心理有問題找誰去說？

孫延軍：沒有辦法。這個社會體制本身有問題，因為整個社會缺少寬容和理解，一旦出了一點問題，那就可能馬上被這個社會排擠到最底層去。

章天亮：對。其實有一個講法就是說他們因工作壓力太大所以產生抑鬱，我覺得這種說法是一個比較可笑的說法。因為實際上中國的官員的比例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所 以他們這種壓力不是來自真正的工作上的壓力。他們主要就是做了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沒有辦法跟別人說。因為一般來說，如果要看心理醫生的話，他都是需要傾訴，心理醫生主要是傾聽， 然後根據你的問題給你提供一些建議。但是中國的官員做的事情主要是違法，比如二奶需要買房子，還有錢不夠，或者他沒有辦法跟老婆去商量，或者他沒有人可以 商量這個問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產生心理壓力。

記者：謝謝兩位。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記者石山邀請在美國的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教授孫延軍和專欄作家章天亮討論最近多名中國官員自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