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時代的英勇記錄(組圖)
——記《星火》反革命集團案
北大烈女林昭之所以被捕並判刑二十年，研究林案的人都知道，案底並不在右派身份，而在於一份秘密刊物《星火》。
一九六○年元月，《星火》第一期在甘肅武山油印三十餘份，第二期已組稿，但未及印出。六○年九月，該案因兩名告密者發於天水，列為全國「第四大案」，定性「反革命集團案」，四十三人被捕，其中大學教師一人、研究生一人、大學生十二人（其中蘭大八名）、幹部三人、農民二十五人；判刑二十五人。六八年林昭遇害；七○年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武山縣委書記杜映華同時殉難。
八○、八一年，《星火》全案獲得艱難平反，但不可查閱檔案，「案犯」無法獲悉判決的依據。今年二月，《星火》惟一女犯譚蟬雪（1934─ ）在香港出版《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天馬出版有限公司），五十年前的「第四大案」終呈於世。前北大教授錢理群序言：「這本拿在手裡都會顫抖的好沈重的書，我們將如何面對呢？」
譚蟬雪，廣東開平人，職員出身，五○年入廣西革大、後留校，再入越南留學生中文專修學校、桂林文化館，五六年以調干生入蘭州大學中文系，五七年劃右，被稱「蘭大林希翎」，是《星火》組織重要成員，六○年六月因偷渡香港未遂被捕，旋因《星火》案判刑十四年；七三年底出獄，進酒泉「二勞改」安置性小廠；八 ○年平反，任教酒泉師校；八二年調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員；九八年退休，定居上海。
星火案主要「案犯」（除林昭外）
張春元（1932─1970，《星火》核心），河南上蔡人，四八年底參軍，志願軍坦克兵，王首道小車司機，五六年蘭大歷史系調干生，右派；五九年六月號《電影文學》發表張匿名作品文學劇本《中朝兒女》，應邀出席長影新片攝製計畫會，天水馬跑泉公社黨委聞訊致函長影，揭露張右派身份，拍戲作罷。六○年七月被捕，八月十日越獄，六一年九月六日再捕歸案，押於天水三監，上手銬腳鐐；原判無期，七○年三月處決於蘭州。
杜映華（1927─1970），甘肅隴西土店子村人，隴西師範學生地下黨，歷任中共漳縣副書記，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城關公社第一書記，五九年劃右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六○年二月被捕，七○年與張春元同在蘭州被處決。
胡曉愚，九江人，北大化學系研究生，留校助教，五五年調蘭大，化學系講師，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為蘭大教授。
顧雁，上海人，北大物理系畢業、蘭大物理系研究生，右派，判刑十七年，服刑青海，平反後任教蘭大，八五年教授，後調科大物理系。
苗慶久，北京人，出身地主，公安司令部邊防保衛局中尉，五五年考入蘭大物理系（調干生），右派，判刑二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高級教師、校長、廠教辦主任。
向承鑒（1938─），江西武寧人，五六年考入蘭大化學系，右派，判刑十八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教導主任、校長。
何之明，長沙人，五六年考入蘭大物理系，右派，判刑十五年；平反後分配蘭州連城鋁廠中學任教，八二年定居美國。
楊賢勇，四川人，五五年蘭大中文系調干生，右派，判刑十年；平反後分配蘭州三十四中，高級教師，二○○五年病歿蘭州。
被判刑十年以下者：孫和，上海人，陳德根，四川達縣人，賈啟賢，農民基層幹部。梁炎武，北大助教。羅守志，甘肅人，武山縣委農工部長。胡學忠，武漢人。田昌文，武漢人。謝成，隴西人。
幾位受牽連者如下：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馮涉筠關押近一年，無罪釋放後蘭大拒絕接受，四處流浪，文革中被遣煤礦，死於礦難。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鄧得銀，六一年畢業分配通渭中學任教，文革中被活活打死。蘭大化學系學生右派呂綏生，六一年畢業分配蘭州西固六中勞役打雜，文革遭毒打，妻小趕入農村，備受歧視近二十年，後為教授。
悲慘大飢荒帶來反抗勇氣
反右運動，五年制全國重點理科的蘭州大學，劃右一九五名，佔全校人數百分之十四，其中學生一四三名。譚蟬雪的右派言論乃引用民諺「國民黨貪污，共產黨貪功」及日記中的「愛情自私論」。這些馬列青年劃右後，滿腦子問號，無法接受愛黨之心竟結反黨之果。
思想資源上，這批蘭大右派學生除了馬列主義，並無其他影響，甚至未接觸歐洲人文名著，他們對「當代統治者」的批判與仇恨，完全源自「事實喚醒」，從大飢餓的悲慘現實中意識到反右、三面紅旗的荒謬，看清公社化運動對農村生產力的大破壞，從而產生反抗動力。
「偉大的混帳」與「血淋淋的荒唐」，「事實的結論是：共產黨叫人民受飢餓！共產黨害死人！」林昭說：「正因為我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所以才更要反黨！」向承鑒：「自從知道廬山會議揪出彭德懷‘反黨集團’後，我已心灰意冷，對毛為首的黨不再抱幻想，將我《給黨中央的上書》憤怒地撕成粉末。」
良知使他們鐵肩擔義。五九年十月，飢情已蔓延普遍，飢民遍地乞討。向承鑒的哥哥（山西化工設計院工程師）勸弟弟不要去管農村飢情。向承鑒答曰：「不是管得了管不了的問題，是應該管不應該管的問題，是該不該想的問題。如果人人都採取迴避態度，‘匹夫有責’就成空話，這正是當前局面得以發生的原因。」當向承鑒赴京看到十大建築：「這些建築的豪華氣派與農民啼飢號寒的景象該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為天，國以民為本。這些建築是供人觀瞻、供人享用的。為何不先解決人的溫飽生存而後再蓋它們呢？難道臉面比起農民的死活更重要嗎？我疑惑惶恐。即使北京，在刻意鏤雕的繁榮背後，還是能發現飢寒交迫的身影。」大學生們備受良知的拷問！
《星火》的誕生
五九年五月，蘭大學生右派張春元、顧雁、胡曉愚、孫和聚會天水馬跑泉公社拖拉機站，分析形勢後，張春元提出「鞏固地位、擴大組織、聯繫同志」的活動方針，形成意向：通過串連成立組織；對社會變革作出兩種估計：一、自下而上的農民暴動；二、自上而下的宮廷政變。顧雁提出內部必須有經常性刊物，定名為《星火》，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林昭與《星火》有聯繫源於北大女生右派孫復（下放青海民族學院），其兄孫和為蘭大學生右派。孫和一開始冒用其妹名義與林昭通信，後直接聯繫，林昭寄去詩歌《海鷗》，張春元意識到林昭能量，很快聯繫林昭，數次上蘇州面談。林昭最初並不同意冒險刻印小冊子，但最後還是同意，她將《普洛米修斯受難的一日》發表於《星火》首期。
六○年四月，顧雁、張春元、苗慶久在上海南匯瓦硝公社黑橋顧家聚會，議定《星火》散發至最高領導層，計畫八月份在五大城市（京滬漢穗西安）郵出；意在使中共高幹相互猜疑，受刺激而覺醒。同時議定：《論人民公社》寫成後，印發全國公社書記以上幹部。
顧雁撰寫《星火》發刊詞《放棄幻想，準備戰鬥！》：是清醒的時候了！......幾年來倒行逆施的結果，目前的統治集團已經陷入了一個無可救藥的惡性循環，一步步蹈著秦始皇的覆轍。為什麼曾經是進步的共產黨執政不到十年就變得如此腐化反動？在國內怨聲鼎沸叛亂四起，在國外陷入處處楚歌的境地呢？這是由於把全民的天下當做私有財產，事無鉅細，清一色由黨員來管理的結果。......正是這一次比一次徹底的反右運動，正是這一天等於廿年的躍進，加速了目前統治集團的死亡。......為徹底摧毀目前的強權統治而奮鬥！
矢志摧毀共產黨獨裁政權
向承鑒的《自白》《目前形勢及我們的任務》：
我們反對的是已腐朽透頂而自己標榜為英明偉大的所謂共產黨的現政權，並且矢志不移地為徹底地摧毀它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統治者（它們假借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對國內人民實行反科學反人性的法西斯官僚獨裁統治......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質變的起點，從此它就失卻了改好的可能性，開始公開走上與人民為敵，與道義、人性為敵的道路，步入反動的深淵。
人民公社的最反動性在於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兒東西南北，這是對人性最基本特徵的否定。......反右傾運動證明：在統治集團內部已有很大一部分不同意繼續執行這種反動的政策，它的實質和表現是：共產黨統治集團內部的空前大分裂。......當代統治者已經徹底背叛了工農群眾利益，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眾基礎，得下了不能診治的極症。......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已滿地星火了。......當代統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張春元的《糧食問題》《論人民公社》：
當今的統治者和歷史上任何統治者一樣，利用農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門，登上了寶座，一隻手接過農民所賜予的王冠──主席，另隻手卻狠狠地一拳，把農民大眾打倒在地，踐踏在腳下，用政治愚弄、超經濟的剝削、強制性的奴役勞動等政策，採取了誘惑脅迫、黨棍恐怖、飢餓等手段，奪去了農民的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生產資料，給農民帶上了比中世紀封建社會還要沈重的鎖鏈，使廣大農民處於依附農奴的地位。......用自己編造的帳單，來歌頌自己的「豐功偉績」......欺騙、撒謊、吹牛、誇張，沒有一句真話，從上到下，大家都盡力打腫臉充胖子，把臃腫說成是「發福」......當今統治者用庸俗的暴發戶的資產階級的虛榮心理（呸！還有臉自稱為「社會主義者」呢！）不惜讓國內人民犧牲一個人的起碼物質需要，放棄人的生活權利︱︱吃飯！......「為人民服務」這個招牌是多麼的虛偽和無恥。
在高壓的氣氛裡，同志們都不得不附和與服從。這種虛假的統一使領導人日益狂妄和驕傲，不顧一切地推行種種倒行逆施的政策，把先烈們以鮮血換來的政權當作實現個人野心的資本，終於走上專橫獨裁的道路。
武山縣委書記處書記杜曉華的認識：
推翻蔣家王朝主要是農民的力量，多少農民家庭送子送夫為革命捐軀。革命勝利了，我們給帶來了什麼？是飢餓！是死亡！歷來封建統治者對反抗它的人都施以無情的鎮壓，蔣介石不知屠殺了多少共產黨人，但社會上還有不同的聲音，例如魯迅的聲音，中國共產黨的聲音。現在一切不同聲音都沒有了，變成一個鬼話、假話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餓死人，還要逼人天天喊形勢大好，多麼奇特古怪的現象呵！古今中外，絕無僅有。我不知道世道為何變成這樣，變得如此快！
何之明的《論「政治挂帥」》：
剝去畫皮，原形畢露，原來所謂「黨的絕對領導」只不過是法西斯式的獨裁政權的變種而已，正是這種所謂的「絕對領導」，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把全國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絕對統治了。......人為地製造思想上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製造思想上的緊張局勢，以便合法地對人們實現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的統治，窒息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使人民成為它絕對馴服的工具。
六○年胎死腹中的組黨計畫
向承鑒的《不打自招——評人民日報社論〈南泥灣的方向〉》（二期）：
由「解放」了的貧農、黨團員歌手唱出《社會主義好》改編版：
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糟！社會主義國家人民餓死了！吃樹葉，吃野草，人民政府都把糧食刮光了！人民政府害人民，六億人民活不了，活不了！
顧雁對當時社會形勢的概括：
專制統治的魔影籠罩全國，到處是鞭梢劍影，到處是淚痕血跡。人與人的關係已到了空前虛偽的程度，為了名利地位一切卑鄙的手段皆已使，什麼真理、什麼道義、什麼愛情、什麼友誼，這一切都不如統治者的意志那樣能立即兌現。（《星火》二期跋）
《星火》二期未發表的《告全國人民書》（向承鑒）還有攻擊中共幹部進城後忙於換妻，指斥中共徹底變質：「劉少奇、陳毅的老婆為什麼只有二十妙齡、漂亮無比，可是他們自己卻是五十開外的老妖魔了！......無數的幹部老爺們強霸民家妻女，在他們工作過的地點設下十年到二十年暗窯，恣意作樂！他們變了，在他們身上連每根毫髮都不是人的東西了，這些畜牲！......唯有戰鬥、無情的鬥爭，把那些殺人的統治者、在我們面前橫行霸道過的畜牲統統消滅絕，才是我們生命的唯一出路！」
《求索》證實了林昭、張春元等人曾有「組織」之議，但因林昭、顧雁的求實與謹慎而擱置。一九六 ○年五月，杜映華、羅守志等幹部加入，向成鑒竭力主張擬出組織名稱與綱領，擬有「中國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國共產黨革命（或革新）委員會」、「中國勞動農工同盟」，因意見不一，未正式擬定。
譚蟬雪還控述農民賣人肉包子、換屍相食、食母食子等「新社會新氣象」。一九六○年九月上旬，隴西東鋪、土店子車站一帶農民發生結夥盜搶火車糧食事件。大飢餓時期，監獄人滿為患，囚犯的飯碗舔得比洗得還乾淨。
向承鑒記載：飢民惟一能決定的是死亡次序，為傳宗接代續香火，女保男，長保幼，先死奶奶後死爺，繼之死母死父，千方百計保住新生代，尤其男娃。
蘭大數學系丁武，陝西人，右派，下放天水甘泉公社勞動，因飢餓難耐，計畫逃到緬甸，沿湄公河鳧水偷渡，行前對譚蟬雪說：「與其活活餓死不如拚搏一下，不成功便成仁。成功了我會和你們聯繫，不幸被捕，我就把自己的舌頭咬掉，一輩子成為啞巴，休想從我嘴裡得到什麼。」一米八的旱鴨子天天到水庫練游泳，練成後偷偷走了，至今音信全無。
蘭大中文系學生右派孫自筠，原為黨支部委員，劃右後用菜刀剁下自己一截舌頭。中文系某班七位女生，她們的男友全劃右派，反右後七女生全投入反右英雄懷抱。
告密者一九七九年狼狽亮相
當時，該案要犯都明白一定出了叛徒，但一直只能猜測「疑似」，無法確認。二○○六年終於通過查閱檔案，從武山縣公安局七九年《關於張春元、苗慶久右派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材料》中，得到「案件線索來源」。該案起於六○年四月蘭大歷史系學生右派陳幼達（與張春元同班），他向甘肅公安廳告發張春元、譚蟬雪、孫和等人經常回蘭州，與右派學生來往密切，秘密交談，散佈反動言論，行動可疑。五月二日，武山縣公安局再接蘭大下放學生右派鄭連生、柴志德書面揭發，內稱：右派張春元、譚蟬雪、孫和、向承鑒、苗慶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組織。
不過，六三─六五年，蘭大下放武山的右派學生大組長馬啟凱與蘭大寢友江先國，根據種種跡象，已排查出鄭連生為告密者。再根據鄭連生摘帽最早，一畢業即分配工作，其他人則要等待很長時間，判定其「無功不受祿」。七九年右派改正，鄭連生也回校辦理手續，馬啟凱、江先國趕到招待所，鄭剛想握手言歡，馬、江質問：「武山的事是不是你告的密？」「沒有！沒有！我怎麼會幹那種事呢！」「蘭大清理階級隊伍是不是你打的黑報告？」「絕對沒有！」江先國上前「啪！啪！」 兩個大嘴巴：「我們代表受害人來懲罰你這個敗類！你害死了多少人！」鄭不敢還手，抱頭鼠竄去找保安，保安問明情況後，連說：「打得好！打得好！該打！該打！」馬啟凱後為蘭大中文系教授。
在獄中，得到「重用的」是刑事犯，獄警公開動員刑事犯：「你們殺了人無非是一條人命，而政治犯是要千百萬人頭落地；你們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他們是敵我矛盾，所以你們必須嚴格監督他們的一言一行，靠近政府，爭取早日回到人民隊伍中去。」
六五年元月，《星火》案在天水體育場召開萬人宣判大會，五花大綁的譚蟬雪當時就曾得到一些女獄友的理解尊敬。文革後，譚蟬雪多次去天水蒐集資料，當地人一聽說她就是當年宣判大會上「那女的」，立刻圍上來緊緊抓住她的手，用愛撫目光從上到下邊看邊憐：「受苦了！受苦了！」使這位堅強的「蘭大林希翎」淚流滿面，像是回到母親懷抱。
六四年天水三監，杜映華刑期將滿，遞紙條徵求張春元釋放後怎麼辦？張給杜回紙條，要他到農村去，並「抓緊學習毛主席著作，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學習馬列主義要對照中國現實，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不登堂入室就不能同室操戈。」這張紙條給他定了死罪。
七九年，《星火》案犯們手持中央五五號文件申訴平反，天水中院複查決定：「原案定性不變，維持原判。」因為法院還是當年的原班人馬。後捅至省委，省高院成立專案組，來回數次，才艱難地獲得平反。
五十年後還是中國的驕傲
中國政諺：領先三年是先進，領先三十年成先烈。《星火》的「反動性」至今效力猶烈，依然「領先」，對「當今統治者」的譴責銳度依然使我心驚肉跳，與五十年後的官家口徑亦相距甚闊。林昭當年就意識到了：「我們是殉道者、光榮的囚犯，這鐐鏈是我們驕傲的勛章！」（《海鷗──不自由毋寧死》）二○○七年二月，向承鑒晚年回首《星火》：「一部真正的中國二十世紀中期的《青春之歌》。」
錢理群評曰：面對公社化運動的慘敗、面對農民的飢餓，絕大多數各級幹部以「維護黨的大局」說服自己，保持了沉默。「如果沒有（星火）他們，這段歷史就只剩下了卑劣的屈辱和沉默，我們將無法向祖先向後代交代。在這個意義上，林昭和她的《星火》戰友們是拯救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的，他們才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 ‘筋骨和脊樑’。」就言論的正義性與銳烈度而言，《星火》這個集體超過了中共六十年治下所有知識份子的反叛與抗爭。
張春元戀人譚蟬雪女士歷經十二年，數赴蘭州、天水各地蒐集資料，終於為《星火》、為蘭大學生右派留下一本《求索》，一本為歷史作證的史料。合上此書，揣上《星火》，撫摸一顆顆年輕的靈魂，深感「歷史不能承受之重」。面對這群先行半個世紀的「右派」，面對《星火》墊襯著的「三面紅旗」與「階級鬥爭」，一聲浩然潼關長嘆，一陣凜然覆身的歷史感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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