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二十年前中國就民主了

公曆一九八九年*六四後，不久，我中斷了個人寫作。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如果說：現在我就看到了中國的希望，那是自己在騙自己，但是，如果說經濟不斷發展的中國依然是「鐵板」一塊，還有誰會相信呢？

讀中共黨史，不是內部相互傾軋的震撼，不是毛思想改變了中國的刺激。而是中共黨內的一些諍言之士悲壯的個人命運，以及：他們為中華民族真誠的付出。

趙紫陽總書記就是。我樂意再次閱讀他老人家的一些質樸的言談，與大家共享。其實，二十年前，中國早就存在著民主的契機，只差一步，就完成了國人共享公民社會的願望。

如果二十年前中國就民主了，那麼：中國還會有黨禁、報禁、文化封鎖嗎？如果二十年前中國民主了，還會有芝麻大的貪官污吏就敢於魚肉百姓嗎？如果二十年前中國民主了，還會有資本與權力的野媾嗎？

民主被扼殺於搖籃，可是：她的種子早就已經播下。

就像是依然被死死地摀住蓋子的那一年——對民運分子和學生的鎮壓，談這些依然讓人沮喪，心情沈重。然而，我們有了抗議中的等待。我們需要的：必須是等待和呼籲。

不僅僅是等待。因為：「民主」已經深入人心。我們需要做的，只是讓更多的人明白自己的權利和公民義務，更重要的：是大膽地喊出自己的心聲；即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敢於對任何侵犯公民利益的行為說「不！」。

微末雨滴，匯成江海。我堅定地認為，先哲們開創的公民民主、自由之道路，一定將會在中國實現。

劉小波：2010,8,4

 

附錄：《趙紫陽談話摘要》

趙紫陽談話稿

六四問題

當年要求開槍鎮壓態度最堅決的是李鵬，陳希同，不在位的老人中是王震，鄧小平是最後階段才下決心的。可是他們都不願出頭，當然要我這個總書記，軍委副主席下令開槍。為了他們的特權，由我來當歷史罪人，這是血債呀，我哪有那麼糊塗。從根本上我就是反對開槍的。看我不從，一定要把我拿下來。寧肯丟官坐牢，我也不能下令開槍。

我是絕不後悔，絕不檢查檢討。如果你開槍是問心無愧，為什麼不願年輕一代人知道這件事，你們是幹了一件好事就要宣傳十年二十年的。

我現在也不抱希望重新評價六四和給我恢復名譽，但相信這是遲早的事。現在領導班子裡沒有人有這個認識，沒有這個能力和魄力，沒有歷史責任感，民族責任感，使命感。更多的領導人越來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放手讓老婆孩子利用自己的影響經商撈錢，不限制，說是為了穩定。不內疚，不自責，還心安理得。

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找不到替罪羊，又怨不到老天爺，反正不認錯，硬說有必要，如57年反右。直到1979年，22年後僅僅承認反右擴大化，先定調不許給幾個人平反，以示有必要。冤枉幾十萬人，擴大十萬倍，再加上親屬，那就是幾十萬倍呀，幾百萬人受歧視。把那幾個人當年說的話拿出來讓大家評論一下，人家說的還是很中肯的。再有就是我們黨從來不道歉。1949年以來的冤假錯案不計其數，家破人亡，人財兩空，數以百萬計，從來不對受害人說一聲對不起，最多是公開平反，還要人家感謝你。更多的是不了了之。這樣就偉大光榮正確了。

上面說，沒有六四開槍，就沒有今天的經濟大發展。我說沒有開槍鎮壓，今天的發展會更迅速，更全面，更健康，更有持久性，人民的覺悟更高。鎮壓後為了平民怨，只能以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來轉移民眾視線。經濟是發展挺快，但是代價是太大了，這個代價何時能還完？貪污腐敗大面積擴散並向縱深發展，水陸空嚴重污染，自然資源殺雞取卵似的開採，生態環境不斷惡化，過度依靠加工出口這種廉價密集勞動力的生產方式，貧富差別加大。中國人民有吃苦耐勞，忍受長期艱苦工作生活的能力，但還能持續多久？領導人心安理得？更為嚴重的是共產黨的說教在人民心中，在廣大幹部心中已經被拋棄了，只是在表面上還維持著。這不是思想教育問題，是事實教育問題。自上而下說一套做一套，大家也只好口是心非，誰不這樣誰倒霉。大家更信的是權和錢，為了這兩樣，寡廉鮮恥都無所謂。清朝末期腐敗，繼而軍閥混戰，國共內戰，日本入侵，再內戰，可是我們中國人的良心，道德仍在，是非曲直一清二楚，直到1989年都沒變。89年開槍，歷史上哪個政權敢下這種毒手。結果怎樣，人們的靈魂正在被腐蝕。這是最嚴重的，最難治理的污染，這才叫精神污染。

關於中國共產黨

我們這個黨很難說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當年中共成立時起領導作用的有幾個工人？都是讀書人。那個年代工人都不識字，怎能明白馬克思主義。是讀書人要改變中國，覺得馬克思主義有道理，列寧又成功地領導工人階級取得了革命勝利，於是中國的知識份子便用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和經驗鼓動工人鬧革命。時間不長都失敗了。還是毛澤東有膽識，打著無產階級旗號發動農民起義。從三十年代起，中國工人階級實際上就退出了中國革命的舞臺。中共實際上就是少數知識份子加上龐大的農民軍。我們可以想一想，抗日時期有過工人領導的反日活動嗎？日本人來了，工人照樣幹活吃飯。解放戰爭時也沒有工人階級組織反蔣鬥爭。解放後，是共產黨內的知識份子和軍隊裡的農民骨幹分子掌握了各級政權，但仍是給工人戴上領導階級的高帽子。他們根本沒有決策權，反而在我黨推行一系列錯誤路線政策時起推波助瀾作用。如過早實行公私合營，反右。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工人更是利用對象，參與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宣隊管大學，批判鬥爭和迫害知識份子。文革中的武鬥，工人參與的更是不少。1975年鎮壓天安門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首鋼的工人充當了急先鋒。再說今天吧，工人是弱勢群體，包括農民工，在各種事物上沒有發言權，對不公正現象，對腐敗無能為力，眼睜睜看著集體或國有資產被權勢人物瓜分，沒辦法。自己還要面臨欠薪，失業的威脅。

我們的黨不是工人黨，不是農民黨，也不是知識份子黨。像西方那樣也行，不管叫什麼名稱，都不重要，是歷史名詞，都聲稱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中共也聲稱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但是不許別的黨派代表人民利益，你要想代表人民利益就得入我這個黨。這個理說不過去，只能用槍桿子維護。

我們這個黨現在到底代表了誰的利益？它是想在不觸動核心集團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盡量，照顧更多人的利益。更多人的利益也分多少層，核心集團之後就是各級黨政幹部，國營民營企業管理層，公務員，高級知識份子，靠後的是工人，農民墊底。利益不夠分時，下層就沒有了，有時還要被剝奪走已經有的。

關於信仰和理想

我們最初鬧革命時就是信仰共產主義，要實現共產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就是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因為當時我們，國外都看到了私有制產生的罪惡，所以我們認為只有實行公有制，社會上的罪惡就會消失了。1949年我們奪取了政權，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推行公有制，58年再搞共產主義,結果是越干越落後。其間西方資本主義不斷完善自己，人們生活大幅提高，社會穩定。他們靠什麼？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反對黨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體，反對黨都盯著你，政績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們黨就怕這些，57年聽了幾句不順耳的話，最主要的是有些話說到要害地方，立刻翻臉，實行專政，有天無法，天就是最高領導人，限制民主，自由。矛盾越積越多，越積越深，搞到今天，改也不是，不改也不是。人家是居安思危，我們是居危思安，不治本，靠吃止痛藥過日子。

從意識形態講，要承認個人利益，這是個人生存發展的基礎，還要承認每人的需要不同，天經地義。這就要承認私有財產的合法性，這樣私有制是不是合理的呢？每個人又要放棄一定的個人利益，這是社會存在發展的基礎，否則就要發生社會危機。西方發達國家的富人就要讓利，讓大家活得好，富人們才能活得更好。

現在不搞共產主義，這是共識，原蘇聯和東歐都不搞了，實際是人民不讓搞了。中國在大力發展資本主義，主要是經濟上的。我們說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實際上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極權體制。

要相信共產主義這比以前困難多了。以前自己沒搞過，聽說蘇聯搞得不錯，其實他們那裡也是報喜不報憂，這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通病，掩蓋錯誤和矛盾，現在人家不搞了，我們搞得狼狽不堪，只好但是很明智地發展資本主義，雖然口頭上不這樣說。馬克思的學說迎合了落後國家的貧苦大眾的願望，大家幹起來了。現在是拿出有力證據的時候了。有些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也相信某種事物，這些人中可能有高瞻遠矚的人，你可以追求，但不能綁架者廣大人民跟著你不明不白地瞎跑。像我這個例子，寧可下臺坐牢也不能下令朝學生開槍，這是我的信仰。但是我不能讓廣大幹部們都學我，雖然事實證明當時的絕大多數黨員幹部心裏都是站在學生一邊的。

中國有幾千萬共產黨員，我相信絕大多數搞不清什麼是共產主義，搞不清我們現在搞的是什麼主義，只是各種原因使他們成了共產黨員，其中不排除是為了個人利益，但是我認為個人利益不能同自私劃等號。他們覺得入黨才能滿足個人利益。實際上也差不多，入黨就有可能提幹，提幹之後工資，住房，福利，退休金都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連老婆孩子，甚至孫子都沾光。我們又是一黨制，把人往這條路上引。當然也有人是為了幹事業。這些能入黨的人都比較能幹，有從政願望的人，在其它國家可能就是什麼民主黨員，保守黨員，在臺灣就可能是國民黨，民進黨員。我們這些老傢伙就不同了，當年是豁著命干，是真信，那麼多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半個世紀後我們又大轉彎，怎麼向那些死去的同志交代？一些老同志以此反對改革，反對搞私有制，覺得那些同志，戰友真是白死了。但是我們把什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放在一邊，看到的是他們追求的是社會進步，正義，讓人們過上更好的日子，因此他們是值得尊敬的，值得紀念的。像二次大戰時，資本主義國家死了那麼多士兵，國民黨抗日時死了那麼多官兵，他們是為正義而戰，不是白白送死。

我們說共產主義的具體特徵，一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可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財富比我們五十年前能想像到的豐富還要豐富。二是消滅三大差別，每個人的能力和智力能一樣嗎，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不可能消滅。西方有三大差別，但根本不構成社會矛盾。三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的需要無止境，可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怎樣按需分配？滿足不了人們無止境的需求還要人們各盡所能？矛盾解決不了，再加上一條人們覺悟極大提高，你們相信這就是共產主義嗎？以前還說共產主義時家庭就解體了，孩子都由社會統一撫養。要真是這樣，那時男女們都可以朝三暮四了，另一方面又是生育機器，孩子生下來就被拿走，連貓狗都對下一代有感情，都要留在身邊照看。

說到信仰，我看現在不要爭論什麼資本主義，共產主義。首要的信仰應該是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首要的任務應該是建立真正的自由，民主，法制的社會機制，只有這幾點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利益。

你問我還信不信共產主義，我曾在高層小范圍講過，我自己都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因為全世界搞的社會主義都失敗了。失敗了不等於垮臺，朝鮮和古巴還在堅持，人民生活極其困苦。中國和越南發展資本主義，大有起色。全世界就這幾個國家還聲稱是社會主義。小平同志晚年也不讓爭論什麼主義不主義了，有人提出共產黨應改名字，他也不否認，但是他在世的時候不許改。他是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管它什麼主義，讓人們過上好日子就行。我是干實事的，不是理論家，思想家，這點上和小平相似。現在政治局裡的人都信共產主義？他們多數人信的是對頂頭上司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信的是自己摸索出的一套陞官保官的經驗。他們要是真信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為什麼還留在黨內

當年有的人恨不能開除我的黨籍，或者讓我退黨。黨的名字已經不重要了，留在黨內，對黨內的改革勢力更有利，對中國的改革更有利。留在黨內，按現在對黨員的說法，我還是先進份子，還是什麼三個代表。可又把先進份子和三個代表看管起來，可笑，他們也不能自圓其說。所以說我留在黨內有積極作用。我要是不在黨內，我今天還能出來做所謂的考察嗎？你們還敢來見我嗎？

怎樣看鄧小平

鄧是革命家，改革派，是現實主義者，又是當前中共利益的堅定的維護者。1957年他主管抓右派，打擊知識份子，文革後反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堅持四項原則，六四開槍鎮壓，不容忍對黨不利的言行。但是三年困難時期，他認識到了毛主席的錯誤，和劉少奇一起對毛主席陽奉陰違，推行三自一包，立刻見效。文革中被打倒，對主席保證永不翻案，復出後實際上搞全面翻案。有骨氣，是為了人民，為國家敢跟領袖對著幹。文革結束時，國家的經濟快崩潰了，從上到下又背著馬列毛這些沈重的包袱，必須改革。誰敢挑頭干？只有鄧小平集權威，權力，見識，魄力於一身，擔起了歷史的責任。還有誰行？華國鋒，劍英，陳雲，先念都不行。所以我還是十分敬重老爺子的。我和耀邦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沒有老爺子的令箭，當時要改革是寸步難行。當時高層中，元老中，保守勢力很強大。中國的國情就是這樣，沒有合法的反對黨，大家就只好在一個黨內搞內鬥，還要靠一個太上皇來壓住陣腳。

鄧的改革有底線，一是不能觸動老一輩革命家和他們子女的利益，二是馬克思毛澤東的旗幟不能倒。所以只准許搞經濟改革，政改不動。用舊的政體保護特權，用馬克思毛澤東旗幟以示合法。這是鄧的侷限性，為腐敗設立了溫床。在他看來，耀邦和我都踩了底線，而且要越過底線。六四以後，鄧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發展經濟，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方面上，確實有效果。

人們說毛主席晚年內心很淒涼，狡兔死，走狗烹，身邊的人眾叛親離。我看鄧也有相似之處。原來的老戰友都指望不上，而且常扯改革後腿。我們這些改革干將都靠邊站，軍中老帥們，老將軍們不滿對人民開槍，剩下圍著他轉的人都想利用他的權威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他心中明白。如果當時他不管事了，經濟改革和政治上的鬆動都會停滯不前並且後退。因為在台上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出了防止和平演變的旗號，重提階級鬥爭。老爺子沒辦法，只好親自出馬，安排南下，發表講話，嚴厲警告台上的人，誰不改革誰下臺。

江澤民是別人推薦，小平同意的，他自己找不到合意的人了嘛。我看鄧選接班人第一條就是不能重新評價六四，這是他的心結，知道黨內黨外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開槍的，最不願意死後不久便翻案，江在這點上是沒問題的。但是鄧觀察了不長的一段時間，毫不猶豫地指定了隔代接班人，用意很明顯，防止江之後的政壇烏煙瘴氣，拉幫結派。隔代接班人也不能為六四翻案，經濟改革不能往後退。胡錦濤是個合適的人選，能左右逢源，格守前人定下的規矩。不管人們說鄧小平是太上皇，這步棋不得不走，說明他心裏很清楚。

鄧制定了刑不上大夫的規矩，又家長式地指定兩代接班人，接班人在上層沒有人事基礎，權威不夠，就要用特權腐敗來拉幫結派，掌控人事。你怎麼能指望他們徹底反腐呢？鄧種下了禍根，後人澆水施肥，搞到現在樹大根深，盤根錯節，後人想改也難。

關於經濟前景

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經濟狀況有了極大改善，確實不容易。當年不是不知怎樣幹，是不知怎樣說服那些拒絕改革又掌握權力的人，真正的阻力是政治上的阻力。改革的巨大動力來自基層，來自百姓。上面頂不住壓力時才放一下手，改革就前進一步。像一個被壓到極限的大彈簧，只要壓制它的力量放鬆一點，它就快速反彈一下。不容易的另一方面是公有制幾十年，官僚體制龐大，還把資本主義批倒批臭，整體經濟嚴重畸形，積重難返。

從最上層開始往下，每個層面的人都有一定的特殊利益，每個層面的人都想在保有既得利益前提下收入，生活再有明顯提高。這在中國不是不可能，但有限度，因為中國除了人力，是一個人均資源短缺的國家，中央政府看似有錢，但人均並不多。照現在這個模式搞下去，不久就會面臨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缺乏高端產業，兩極分化，勞資糾紛問題。再有就是對這個大彈簧壓制不大了，內在彈力減弱，中國經濟不是放手問題了，而是引導問題了，那時就是考驗領導人的智慧和膽略了。

中國的政治改革

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是趨勢，但在中國像腐敗這種阻礙發展的因素何時能鏟除就很難說了，反正在我有生之年是沒希望的。不要以為不公正的事物很快會消亡，清政府腐敗了大半個世紀才滅亡，有的朝代能腐敗一兩百年。中國現在矛盾重重，特殊利益集團從上到下盤根錯節，雖然民眾呼籲政改，但是還不具備條件。上層沒有領軍人物，這個政體是不允許銳意改革人物升上來的，希望將來陰差陽錯，偶然有這樣人物出現。另外就是多數人的生活還過得下去並且還有提高。打個比方，不管官場多腐敗，老百姓的實際收入每年還能增長1%，這就比沒有強，而且大家還抱著增長2% 的希望。因此，對上層來說還有拖延政改的時間，少數人還有繼續斂財的可能，還可利用子女，秘書，司機發財，有時間向國外轉移財產，移民。因為現行體制為此留有大量空間和模糊地帶。總的來說，腐敗蔓延是由上而下的，上行下效，對腐敗治理不力，必是與上層利益相連，古今中外，無一例外。還有，一些知識份子對政改有明確想法，但老百姓對什麼是政改還不太清楚。中央從來不許百姓討論什麼是自由民主法制，中央也說不清中國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什麼樣，只好一口咬定不照搬西方的，誰要是再要求，對不起，進監獄。無情的鎮壓總是有效果的，使老百姓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就盼望清官，青天大老爺出現。國內的電視歷史劇宣傳的也是這個，老百姓看的津津有味。

我們的政權一方面非常強大，幾千萬黨員，百萬軍隊，武警，警察，宣傳部，文化部，組織部等，從各方面維護著這個政權，大量的政工人員，政治教師從兒童開始，向人民灌輸維護當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對切實實行自由民主法制又擔心政權頃刻瓦解。從1957年起就怕人提意見，建政五十年了還怕，何時是個頭？搞到現在，領導人一聽國際歌就緊張，不讓提當年國民黨貪污腐敗，甚至連說晚清的腐敗都是忌諱，因為老百姓會說，跟共產黨比起來是小巫見大巫。1949年以前，我們拚死拚活將國民黨政權推翻，因為它不給人們自由民主，輪到自己了，只說不做，五十年不變，弄到現在，連說都支支吾吾了。

趙紫陽的最後一言

1989 年我下臺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巳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道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巿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