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時期中國工人的工資

「南昌起義」前後，老百姓究竟苦到什麼程度？剛好我手邊有幾本書，其中兩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憶錄，一位是張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過他們的所見所聞，可看出當時的生活狀況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水深火熱。

武漢的紡織女工一月30多塊大洋

這兩本回憶錄對大革命時代的記述，主要是工人運動，那我們便沿著他們的記述往下看吧：張金保曾經擔任過第六屆中央委員、中央婦委書記。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她從鄂城鄉下來漢口第一紗廠做工，一個月後，「領到半個月的工資——七塊大洋，另外半個月的工資被廠裡當作押金扣下了。我拿著錢心裏高興極了，因為這意味著我每個月可以掙十四塊錢，可以勉強餬口養家。」第二年，張金保一人看管兩臺織布機，月薪30多塊錢。「這樣，我的生活好些了，開始有了點積蓄。」

或許是不能淡化萬惡的舊社會，否則怎麼要起來鬧革命呢？所以張金保才這樣說「十四塊錢，可以勉強餬口養家」。而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作者陳存仁則毫無顧忌地說自己在上海當見習醫生時，每月薪資雖只8元，但袋中常有鏗鏘的銀元撞擊聲，使他氣概為之一壯，外表飄飄然，「第一個月，吃過用過，口袋中還剩下五塊錢。」

如此同時，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長16至18元。有趣的是，這種連紡織女工都不如的工資水平，居然比北洋軍閥時期的淞滬警察廳還要高1至2元錢。《銀元時代生活史》一書也披露：上海衛生局的一名科長，月薪也不過30元。

你相信嗎？一個紡紗女工的工資，竟然高過巡長和科長！而在當時，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號梗米1石14元，麵粉1包3.30元，切麵1斤0.07元，豬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擔0.14元，煤油1斤0.06元，肥皂1塊0.05元，香菸1盒0.036元，茶葉1斤0.23元，活雞1斤0.37元，鮮蛋1個0.027元，荳油1斤0.19元，食鹽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細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應為兩百斤；1包麵粉，應為44斤。

《銀元時代生活史》也有類似記載：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擔3到4個銀元，老刀牌煙一包3個銅板，剃頭8個銅板，紹興酒1斤1角錢，臭豆腐乾1個銅板買兩塊。拿了1塊錢稿酬，請六七個同學去喫茶，茶資8個銅板，生煎饅頭、蟹殼黃等各種小吃也才花去20多個銅板。《文化人的經濟生活》一書則提到：1929年，每塊銀元兌換兩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可以換一隻雞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銀元可買6斤好豬肉，40個豬肉餃子、兩碗小米粥、外加一盤白糖，兩毛二分錢。在重慶，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兩塊五角錢。甘肅農村，抗戰前7年，百斤小麥5至3元。漢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雞蛋的價格約為20元，每斤棉花和豬肉約為3角錢，1斤鯉魚不到5分錢，1斤煤油的零售價則長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間。

再看金價——漢口的價格是：1920年，每兩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兩21元，1927年37元。

至於地價和住房，除租界和商業區以外都不算昂貴。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陳行、江灣和楊行的每畝地售價分別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漢口第六區的最低地價為84元1畝，第七區的最低地價為90元1畝。

房租價格：上海的石庫門一層樓，有電燈、自來水，月租10塊錢；住客棧，每一鋪位3角5至6角；紗廠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兩層樓可住10人，自來水由廠方提供，有的還供電，帶家眷者，兩家分租一層，費用不過1元多；最好的宿舍，為磚瓦結構，鋪地板，長寬500平方尺，容積5000立方尺，有廚房、路燈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結廬而住，半畝地年租金200元，21戶人家分攤，平均下來每戶每月8毛錢，當然，環境極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僅２０圓左右；一間２０平米的單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圓……魯迅所購買的西三條胡同２１號四合院有好幾間房屋和一個小花園，售價國幣1000圓。」

從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國物價大體平穩，因糧食豐收，部分農產品還有所下降。工業品方面，由於歐、美、日展開商品競爭，棉布和石油等洋貨還降價促銷。如在漢口市場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別只有17.90和14.50元，1斤豬肉分別只有0.29和0.198元，雞蛋跌幅最大，幾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從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價，1936年也從過去的1塊錢跌到8毛錢左右。如此同時，地價也隨之回落。抗戰前，江蘇鎮海縣畝產400斤的農田，售價從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畝產300斤的農田則從100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黃岡人，參與領導過二七大罷工。他在回憶錄中寫到：北洋軍閥「用一套福利設施的辦法籠絡員司、麻痺工人，在交通部內設有鐵路員工福利委員會及職工教育委員會，在鐵路上也組織了一個員工聯誼會，福利機構遍佈在各段各廠各站，大的車站，都設有扶輪學校，主辦中小學教育，專收員工子弟，一律免費，每年年終發雙薪，季節發獎金，這些小恩小惠從局長員司到工匠為限，小工卻沾不到邊。」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資不過二十多元，工齡長、技術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於小工和臨時工，那就苦極了，從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時間除正規的十小時而外，還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時間與一般政府機關的中下級職員差不多，比人力車工人、碼頭工人、紡織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況與生活情況就比較苦，他們的工作時間長，收入少，工作還沒有保障。」

具體的福利制度，除免費的扶輪學校外，包惠僧沒有多談，但另一本《中國近代史通鑒》則透露了一些：在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之下，京漢鐵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勝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兩身工作服，六十歲退休，工資照發」。

綜合張金保和包惠僧的記述來看，大同小異，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無論是鐵路上還是紗廠，工資都不低；不同之處是，張金保沒有談到小工，包惠僧則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資8塊錢，也完全吃得飽飯。在上海當見習醫生的陳存仁，同樣的月薪，吃了用了，還剩下5塊錢呢。包惠僧自己也在書中提到，只要3個銀元，就可以在旅館包吃包住1個月。

再對比當時物價，你相信嗎？一個「苦極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漢口買1畝地！至於那些「工作時間長」、「要給員司和師傅服役」的問題，自古皆有，這是小工、學徒入門後的傳統陋習，如今仍未絕跡。

工人的溫飽生活，不是個別現象。二十年代初期，開灤煤礦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最後勞資雙方達成協議，日工資由原來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從27元漲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漲工資前，礦工的薪水也大大超過警察。鐵路工人、煤礦工人、紡織工人，都是人數較多、近代化程度較高的產業工人，他們的收入狀況，對於全國工人階級而言應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當然，張金寶是個例，尚不足以說明整個紡織行業。那麼，我們再借鑒《青島黨史資料》第二輯的兩個數據：1925年，中國女工平均日工資0.45元；1928年，青島紗廠女工日工資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這兩個數據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東各省一等警察隊巡長的工資是12元。另據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勞工月刊》載文指出：目前武漢一般工人的月工資平均15元。大多數是女工的第一、裕華、震寰三大紗廠，工人1.5萬，工資平均20元。

我們再看看其他勞動階層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漢國民政府在財政相當困難的情況下，籌措教育經費，將小學教師的月薪增至20個銀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學的月薪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學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間，可買1兩黃金。1935年，漢口的金價最高90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說完教師，再說店員。

漢口過去有家悅昌新綢緞局，營業員工資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饅頭、稀飯、油條，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湯，八人一桌，節假日加菜。每年還有兩個月例假（學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報銷車費。穿衣有津貼，每年多發一個月的本人工資。年終如有盈餘，則按16股分紅，店東12股，經理1股，全體職工3股。

老武漢的葉開泰，待遇也不錯：學徒三年期滿後，月薪10個銀元，第二年15個，第三年20個，全體店員每月發「月費錢」，作為剃頭、洗澡、洗衣的費用。每年帶薪休假72天，如果沒請假，則多發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獎金，到年終再以各人薪水為基數進行分紅，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紅四到五毛錢。藥店還有基金會，分期存入4個月薪水，切藥老師傅吳碩卿告老回鄉時，取回本息500多元。

(註：當年沒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的，2個月或72天假期減去52天星期天，還有十多天帶薪假期）

如果大家對這些資料心存疑慮，那麼，就請看看毛爺爺的名作《尋烏調查》：雜貨店「學徒三年出師後，照規矩要幫老闆做一年。他在這一年的開頭，就把他在學徒時期穿的那些破舊衣服不要了，通通換過新的，因為他現在有了些錢用……如果回家去討老婆呢，那老闆除送他十多塊的盤費外(他家在遠鄉的)，還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禮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討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遠鄉人，就以「盤費」的名義送給他一些錢，盤費數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邊人，那末逕直送他十幾塊到二十幾塊錢。幫做一年之後，正式有了薪俸，頭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實可靠而又精明能幹的先生，老闆把生意完全交給他做……賺了錢分紅利給先生，賺得多分三成，賺得少兩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當然，對於這種和諧的勞資關係，一向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爺爺抨擊道：「他們階級關係原來是那樣的模糊」。

尋烏，太偏遠了，位於閩粵贛邊境的深山裡，我們還是以大城市作例證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資一般為20元，雙職工家庭年收入為400元以上。技術工人、小學教師、醫護人員等家庭的月收入超過50元，達到小康水平；中級職員、工程師、中學教員、醫生、記者、作家、律師和一般演員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則進入中產階層。

抗戰前10年內，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上海工人實際收入年均增長0.9%。作為中國工業最發達、產業工人最集中、商品經濟最繁榮的大都市，這一指標具有典型意義。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發的盧溝橋事變，無情地打斷了中華民國的現代化進程，幾乎將中華民族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那些曾經真實的工薪階層，就這樣殘留在歷史的碎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