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七）

2010-06-25 21:07 作者:呂維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九十

春日裡的一個下午，剛剛開始學習，門衛吹起了哨子，通知馬上集合，召開中隊大會，很快，我們按小組排隊出發，進入指定的一片空地，放下馬扎子坐好，這時， 王隊長、楊指導員都來了。會上，王隊長著重指出，最近以來零件組很成問題，組內勾心鬥角，互相扯皮，每天學習時吵得不可開交，表現在生產中，你不服我，我 不服你，特別是自接受300閥體的鑄造任務以來，廢品達到半數或半數以上。「那麼大的閥門，送到砸鐵錘下砸掉回爐，你們看著不可惜嗎？那都是國家的財產 啊」！王隊長說到這裡有些激動，但他沒有繼續往下講，而是轉了話題：「鑒於零件組目前的情況，經中隊領導研究決定，將曹再昭、許維山、陳仁壽分別調往造型 二組、三組、四組，陳仁壽仍舊擔任生產組長，同時調侯世樞、呂維、於文祥到零件組，侯世樞仍任生產組長。今後務必相互協調，緊密配合，特別要把300閥體 做好」。接著指導員又講了一番，主要強調，犯人間固然要互相監督，起到共同改造的作用，但不允許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互相勾心鬥角，嚴重影響生產。散會 回來，馬上搬號房，從此我成了零件組的人。這個組專門負責全監獄維修件的毛坯鑄造，有時也承攬一些外單位的鑄件，每年還要鑄造二十多臺c620車床，任務 不太緊張時，也做一些大型閥門。除了閥門有漏模機外，其餘都是純手工造型，使用木模。五個造型組，只有這個組能真正學到一點翻砂技術。調我來這個組，肯定 是要承接300閥體的任務。自打上年來到這裡，先是做100閘閥，接著做125截止閥、200閘閥，越做越大，都還做得不錯，廢品極少，曾幾次受到中隊表 揚，在他們看來，我做大件非常穩當、可靠。

第二天，侯世樞和我果真承接了300閘閥的任務。侯世樞四十九歲，細高個子，臉色煞白，連鬢鬍子經常不刮，顯得有些蒼老，勞改服外面常穿一件自己做得補了 又補的棉背心，簡直可以叫做百結鶉衣。此人經常流鼻涕，又愛用袖口去擦，給人一種髒兮兮的感覺。他原在造型三組任生產組長，每天吃飯時，同在一個場地上， 大家都認識，但從未說過話。頭一天的工作主要是試箱，不記任務，他做上箱，我做下箱。鐵水澆入型腔，大量氣體聚在上部，砂型過緊，容易憋氣，過松則會塌 箱，尤其在合箱時，一旦塌箱，連下砂型也會一起打壞。所以，操作上箱，需把握好搗砂的鬆緊度，一定要適當而恰到好處。其實，操作下箱，同樣要把握好鬆緊 度，過緊容易起砂，過松引起鐵水下沉，鑄件變形，同樣會是廢品。試箱時，只做了三箱，待澆過鐵水冷凝後，檢查沒有什麼毛病，又做了三箱，同樣都為正品。臨 下班時，再做兩箱。次日上班後，檢驗組已經檢驗完畢，確認全部為正品，於是放開膽子去做，按定額當天完成十二箱。從此每天做夠定額，即使有富余的時間，也 不再繼續做，而是出到外面仔細觀看鑄件，研究進一步提高毛坯的光潔度。由於一連一個星期沒有出過廢品，接連受到中隊的表揚。一時間，我和侯世樞成了中隊的 大紅人，彷彿一夜之間都成了勞改積極份子似的。其實，我心裏很明白，這都是由於前一階段廢品過多的原因，相對而言，我們顯得突出一點。這期間，我感到些許 的輕鬆。前一階段，和姓任的抬200的大砂箱，累得我腰酸腿疼，每晚像死豬一樣睡去，早晨起床還得別人將我推醒。現在，砂箱用行車起吊，省去抬箱的勞苦， 腰腿好了許多。而這位新的合作者，也和那位組長大不一樣，只要完成任務，即使還能做，從不追求超額，他要的是質量，總是不斷地叮囑我，要細心一些，免得出 廢品。

有一次，當我們做完砂箱，等著澆注後，再騰出砂箱才能做，偏偏那日鐵水下來較晚，先給做小件的騰箱子，我倆便去庫房領棉紗和柴油。監獄規定，凡離開車間， 不許單人行動，至少要有兩人，離開時還得通知組長。在庫房裡偶然發現一個鐵傢伙，下部很像我們搗砂的鐵沖子，通體做成槍形，上部有一個開關模樣的手柄，當 即問侯世樞：「這是幹啥用的」？「那是風沖子，也是用來搗砂的，早就買回幾個，誰也不敢用，怕掌握不了出廢品」。「咱們領一個試試可以吧，只是不知風管是 否接到了場地」。「唉，算了吧，那東西亂蹦亂跳的，誰也不敢用，你不怕出廢品」？說著，他趕緊拽著我離開庫房。回來的路上，我對他說：「風動工具煤礦上早 就使用了，人家風鎬風鑽都能用，偏咱們這風沖子就不能用」？我表示想試試，每天手工搗那十二箱砂子，少說也有四立方，何苦呢！既然有機械化工具為什麼放著 不用，好使難使全在人啊。他勉強同意了我的意見，下午學習時開好了領料單，準備去批，由此我知道那東西正式名字叫搗固機，暗想，帶個機字，總會省力不少。

領回搗固機的當天，和風管連接好以後，在地上試了十幾分鐘，便投入使用。這東西的確像一匹野馬，怪不聽使喚，一握開關，到處亂蹦，但使著使著慢慢也就習 慣，用它做了四箱，很快掌握了它的習性，幾天下來，野馬在我手裡居然變得服服帖帖，用它做的下砂型未發生過任何問題，於是放開膽子揮灑自如地使用起來，每 當那「嘟嘟嘟」的聲音響起，澆注組的同犯們爭著來觀看，尤其是唐順，在我的指點下，還為我做了一箱。一下子，感到輕鬆多了，比起先前的手工搗砂自然省了不 少力氣。幾次提議侯世樞也領一個試試，他卻不敢，他說上箱不能過緊，擔心憋氣出廢品。這樣，他的速度遠遠落在了我的後面。每當我做完下砂型，他只做了一 半，我開著行車將砂型吊放在地上時，他還在手忙腳亂地收拾著，顯得很不好意思。有一次竟對我說：「沒想到你一個唸書出身的人，幹活挺有竅門」。「唉，我算 啥唸書人出身，原本就是受苦人嘛」！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中隊召集生產組長們開會，我獨自做了下箱，又做上箱，唐順幫我又是下泥芯，又是合箱，這幾箱都是用搗固機搗的。侯世樞回來後，那幾個鑄 件剛剛水爆完畢，他提著尖鎯頭急忙到外面去看，結果什麼毛病也未發現，而且光潔度特好。第二天我陪他到庫房又領了一個搗固機。從此，我倆早早做完八付砂 箱，其餘四個，午飯後慢慢去完成。上午竟有近兩個小時的空餘時間，抽煙、閒聊，或以看鑄件名義到車間外面轉悠。人一旦有了一點富余時間，活動相應多了一點 空間，心情也隨之好轉了許多。和侯世樞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幾乎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在造型一組時，大家彼此隔閡，互相提防，老覺得壓抑得很。來到零 件組，很快就和侯世樞十分投緣，遂成為知己。隨著勞動強度的減輕，精神漸漸復原。他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和我的觀點十分合拍，我們倆同是生產中 的硬手，卻不大靠近領導，對別人的事更是漠不關心。

九十一

侯世樞，山西省太谷縣人。這一帶，曾是晉商的發祥地。他的父親在清末民初往來於京城一帶，後來索性養了一隊駱駝，專門搞長途販運，每年數次往返於京城與蒙 古的大圐圙。大圐圙，據說就是現在的烏蘭巴托。主要經營絲綢、茶葉、瓷器、首飾皮毛等物品。後來，外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上分離出去，老人家將駱駝變賣，在西 直門外購置一片房產，開起糧店，待小兒子侯世樞長大成人，遂將糧店交由他去管理，老人家回到老家太谷縣安度晚年。一家人除了經商，便是務農，從不過問政 治。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都遠遠躲著，像當時的許多商人一樣，膽小怕事，從不想捲入政治漩渦。侯世樞正是秉承了乃父的教育，青春年少，卻一門心思用 在經營糧店上，日子過得倒也安寧。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糧店突然來了五六個人，領頭的是他的表兄，幾年未見，彼此免不了寒暄一番。過後，表兄對他說：「這是 我的幾個朋友，一起來京準備做些生意，打算來你這裡暫住幾天，聽說你有閑房子」。侯世樞痛快答應，別說是親戚，就是太谷來的老鄉也該照顧，出門在外，互相 照應本就是應該的。表兄和這幾個人每天早出晚歸，竟然沒有在他家吃過一頓飯，為此，侯世樞感到很是過意不去。一個星期後，他們告辭，回到了山西。一年後的 秋天，一個自稱李鳳儀的人來找他，衣著不整，給人一種落魄的感覺，侯世樞一眼認出，這不是去年和他表兄一起來的其中一位老鄉嗎。來人長嘆一聲，說他一年來 未找到合適的工作，做了點小生意又賠了錢。此次來京，專門找一位姓王的，就是去年來的那位書生模樣的人，皮膚白白的，聽說當了老闆，想求老朋友幫忙，只是 一時打聽不到確切地點，因此先來老鄉處瞭解一下情況。侯世樞不假思索留下這位老鄉，並特意告訴他，那位姓王的現在在天津，開了一家綢緞店，三個月前來北京 辦事，竟在街上和侯世樞不期而遇，邀他到天津去玩。侯世樞忙於自家店裡的事，一直沒有去成。末了，他很感慨地對這位老鄉說：「人家混得還不錯，你找他，肯 定會幫忙的」。同時把姓王的地址轉告了李鳳儀。李鳳儀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非要侯世樞陪他上街轉轉，兩人一起逛到天安門附近，李鳳儀一定要進東交民 巷看看，侯世樞只得依從。剛走入裡面，看見一個門口掛著「山西省駐北平辦事處」的牌子，李鳳儀向裡面招了招手，馬上衝出幾個人將侯世樞摁倒在地，然後五花 大綁，一起去了天津。
一九五五年「肅反」時，侯世樞突然被捕，起初鬧不清犯了什麼罪。通過幾次審問，才曉得自己犯得竟是「反革命」罪。原來，那年和他表兄去糧店暫住的幾個人， 竟是中共地下黨員，包括那個叫李鳳儀的人。他們回到山西，被派往省城太原工作，不久以後李鳳儀被閻錫山的部下抓獲，經不起嚴刑拷打，最後變節。一九四八年 秋天，正是帶著任務來找姓王的地下工作者，結果在天津將王某人抓獲，那時王某人已是平津一帶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幸虧北京戰事和平解決，被捕 的人很快放了出來，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李鳳儀被判了無期徒刑，侯世樞跟著判了十五年。判刑後的次年，國際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東歐人打噴嚏，惹得中國人得 感冒，五五年判刑的人被重新揪回，侯世樞加成了二十年。

當我瞭解到他的這些情況後，也著實為他不平過，覺得他沒有絲毫的「反革命」動機，所謂不知者不罪嘛，甚至他還是個受害者呢。但自己法律常識少得可憐，也吃 不准此種情況該如何處理。有一次竟對他說：「其實，你很冤枉，本是個遠離政治的人，咋就成了‘反革命’」？「唉，反正消息是從咱口裡得知的」他無可奈何地 答道。「可你當初並不知道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你以為大家都是生意人，告知他地址只是為了幫助朋友，我無論如何想不通」。侯世樞長嘆一聲，悲愴地對我說： 「還是別提這些事了，許多年都過來了，再有四年就到期了」。我也不再繼續談論他的案情，轉而說：「要不是加那五年，你已經出去啦，真他媽的混帳，因為匈牙 利事件，給中國人加刑，世上哪有這個道理」！見我有點氣憤，他反而安慰我說：「別為這些煩心事生氣了，許多人的判刑不都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嗎」！是的，這話 提醒了我，想起和我一起判的郭開有，小夥子僅僅因為娶了一個北京來的女知青，人家後來提出離婚，他們不同意。事情本來很簡單，再做做工作，假以時日，如果 女方執意要離，我想他們最終也會放棄的。湊巧的是，碰上了「一打三反」運動，簡單的民事糾紛，上升為刑事案件，按「現行反革命」論處，結果判了無期徒刑， 其父也被稍帶判了十五年。這在一個法制健全的正常社會裏，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時想起，上年冬天學習「兩論」時，有個非常和善的老頭，姓趙，曾在傅 作義的部下當過團長，當年北平戰事和平解決，發給他起義證和路費，打發回家。「肅反」時，也是被重新抓回，他拿出起義證企圖證明自己是起義人員，結果被人 家當場撕毀，並罵道：「你算什麼起義人員，要是傅作義不起義，你一個小小團長頂個屁事」！姓趙的老頭被判了無期，他一直不能理解，當初為什麼要發給起義 證，既發給，後來又為什麼不承認呢？同樣一個共產黨，前後竟有如此大的差別，讓人如何接受呢？

第二監獄，是一座省監，毫無疑問，關押的多是重刑犯，有所謂「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也有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還有諸如我這類「反動透頂」、「花崗 岩腦袋」的傢伙。但這只是一概而論，細細道來，又各有各的不同，冤枉了的，無限上綱的，屈打成招的，輕罪重判的，恐怕也不在少數。

九十二

一年的監獄生活，漸漸習慣下來，剛來時的焦慮不安，種種後顧之憂，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消失了。隨鄉入俗，本就是我們這些草木之人所應具備的本領，既來之 則安之，也是先祖們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你不安之又能怎樣？人在無可奈何之際，最好的辦法就是隨遇而安，老老實實地聽從命運的安排，否則會碰得頭破血流。 回想在農村那幾年，作為被專政對象，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形勢下，無論怎樣服從分配，怎樣辛苦勞作，沒有一處是對的，正像社員們說得那樣，即使你吐出鮮 紅血，別人也會當做污木水，誰叫你是階級敵人？村幹部硬是磨道裡尋驢蹄印兒，永遠難有安寧的日子。平心而論，那時的我，比一般人要賣力得多，依然逃不脫批 斗和挨打，名為管制三年，實則和無期徒刑一樣。人一旦被歸入異類，萬口千舌也難辨清，只好違心地把自己當做異類，低聲下氣地屈從於別人的欺凌。況且，那時 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幾近瘋狂的階段，要鬥爭總得有目標啊，「四類分子」便成了「永久牌」的階級敵人，一直到進棺材為止。而現如今，淪落為犯人，身旁左 右，都是一樣的穿著灰皮，戴著瓜皮小帽。生活在這樣一群人中，再也不被人單獨作為異類，因為在幹部眼裡，我們都是異類。我們之間互稱同犯，恰恰道出了同是 犯人的身份，誰也不比誰高。雖有少數人，自以為是組長，自以為是改造積極份子，覺得比其他人高出那麼一點點，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感覺，同為犯人的身份，決 定了我們享有平等的服役「權利」。這裡的幹部，都是按上面的規定辦事，不像農村的幹部，由於家族之間多年來存在一些矛盾，常常感情用事，公報私仇。這裡的 犯人來自五湖四海，來自各個行業，和監獄的管理幹部、看管警察從前根本不相識，互相之間沒有什麼糾葛。因此，只要按照要求，每天完成任務，沒有大的違紀行 為，是不會有人故意找麻煩的。正因為如此，有時反倒覺得，這裡比外面好。吃糧基本有保證，穿的更是夏發單冬發棉，衛生用品同樣按月領取，各盡所能，按需分 配，樣樣好像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所少的也就是自由吧。但細細想來，什麼叫自由，自由值幾文錢？戶口制度和糧食供應政策，早把每個人固定在一個地方，讓你 動彈不得，還要自由那勞什子幹啥！這年頭，有碗飯吃就不錯了，在外面當奴隸，與在大牆裡做囚徒，本質上講，實在沒有多大區別。當我把這一切都想通了以後， 整個精神彷彿得到瞭解放。入監一年來，過得相當安寧，不要說批鬥，連批評也極少有，比起在外面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情形，誰說不是一種進步呢！退一步言，就 說我的家吧，那時母親比我還要難活，她為我操碎了心，整日提心吊膽，生怕我被人家打死，那種日子實在是太難熬了。如今，她雖然被迫改變初衷，改嫁他村，但 離開我們那個家，真正脫離了「四類分子」的家庭，在「階級鬥爭」準備要永遠鬥下去的年月裡，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除了常常想我以外，再也不用擔驚受怕 了。我呢，已被鎖進保險櫃，四面高牆上架有電網，白天黑夜都有武裝在站崗，強盜不會攻擊，虎狼難得傷害，曾經想置我於死地的人，怕也鞭長莫及了吧。對母親 來說，我在裡面比在外面，她反而更省心了。只要我把自己管理好，不違反規定的紀律，每天按部就班地勞動，保質保量完成任務，誰也不會把我怎麼樣。大不過一 生一世就在這小天地裡，做一隻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我想它是不會有苦惱的，因為它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有一天要跳出井口！

調到零件組後，特別是和侯世樞的相處，也使我獲益匪淺。他從來不相信獄方的說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切聽天由命。他從沒有減刑的奢望，只想老老實實坐完 二十年。剛入監時，他跟了一位原是七級鑄工的老犯人，學到一手過硬的技術，無論幹什麼活兒，都能保證質量，這也是他長期擔任生產組長的主要原因。他生性正 直，不喜歡背後到幹部那裡鼓搗某個人，藉以抬高自己。組裡有人生產方面一旦出了問題，他會當面指出，如果幹部知道了問起時，又會主動承擔責任，說自己沒有 檢點週到。遇有個別犯人，家裡送來點好吃的，給他，死活不要，監規紀律絲毫不去違反，他覺得這樣的平靜日子最好，人在哪裡不是為了掙口飯吃。至於早出遲 出，對他來說，根本不在乎。判刑後的第二年，妻子提出離婚，送來離婚判決書，要他簽字，二話沒說就把那三個字寫了上去，兩個孩子也被妻子帶走，從此和親人 失去了聯繫。他曾對我講過，以後出去，打算留廠，哪怕是留在一所農場也好，只要能養活了自己就成。他不想麻煩自己的孩子，也不打算去尋找他們，以免打亂他 們平靜的生活，除非是孩子們知道他的情況，主動來認他。說實在的，我很欣賞侯世樞這種做人的態度，特立獨行，不想累及親人，因此對他一直很尊重，把他當做 師傅來看待，儘管犯人之間不允許稱呼師傅。

除此而外，我們新建的這個零件組，比過去好多了，組長張立才十分滿意。他是個沒主意的人，膽小怕事又不善於處人，對個別刁鑽的人只敢背後偷偷和人說，一度 時間把小組搞得四分五裂。按理說，他是這裡的技術權威，被捕前，是省城一家機器廠的八級鑄工，應該有一定的威信。和我一同來到這個組的於文祥是個愛說愛笑 的小夥子，比我小四五歲，手腳勤快，跟隨張立才幹活，兩人相處得也還不錯。於文祥來自雁北農村，很聽話，張立才吩咐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從來沒有二話。其他 兩個人，一個叫陳春生，一個叫張進忠，和侯世樞年齡相彷。陳春生，舊軍官出身，當過營長，並擔任過閻錫山的警衛中隊長，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凶，為人甚為和 善，從不喜歡和別人鬧意見。張進忠據說是個不省事的人，從前這個組鬧得不可開交，有他一份，現在顯得有些孤立，沒人接近他。六個人中，除了兩個組長，只有 四個組員。侯世樞曾找過王隊長，想把生產組長一併推給張立才，最後沒能成功。他和我一樣，最不喜歡開會，偏偏那時會很多，每逢有誰出了大批廢品，隊長就要 召集他們研究解決。他呢，非常厭煩這種馬拉松式的會議，常因打盹被隊長叫醒。在這個組裡，我和每個人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每逢寫生產總結、學習小結什麼 的，都由我一人包攬，大隊、中隊分配下來的牆報稿件，張立才都交給了我。生活在彼此和睦相處的環境裡，即使成了犯人，也比置身於互相鬥爭中要舒心一些。

這年秋天，最後兩所院子落成，我們中隊終於搬了家。至此，八角樓原住犯人都已搬出，隨之將其拆除，改建成一個大的廠房。新的院落，按中隊分，每隊一院，兩 層磚窯，窗戶較前明亮了許多。特別是有了一個共同的院子，各個組間，大家見面的機會多了。環境的改變，更使我感到滿意，一切都比在村裡時強許多。澡塘，對 鑄工再不是一個星期開放一次，而是天天開，每天收工後，洗去滿身髒污，換一件乾淨的勞改服，人也顯得精幹多了。扎根獄中吧，這裡比外面還好；安心服役吧， 哪兒不是替人勞作！經常這樣告誡著自己，人要學會滿足，知足者常樂嘛。如果再能有幾本書看看。暇閑之時，讀點詩詞什麼的，那就更是錦上添花了，可惜這一點 短時間還無法實現。

九十三

又一年飛快地過去了。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以後，許多令人苦惱的事情不再去想，每天象一頭牲畜一樣只知幹活，光陰也彷彿加快了腳步。我和侯世樞做完300閥 體，又承接了500的閥體，越做越大。這閥體，砂箱大得很，上下各一箱，便把一大堆砂子全部吞進去。任務是每天一件。由於配合得當，天天有說有笑，輕鬆地 完成任務，日子過得倒也並不寂寞。期間，不斷有新犯人進來，我已儼然以老犯人自居了。

秋日裡的一天，幹部通知，中午務必全部收工，下午召開全監犯人大會。我們早早收拾了場地。因為衝天爐必須在十二點前停止化鐵，造下的砂型大都澆不了鐵水，只好留在第二天去澆。

全監犯人大會，一般很少召開，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一個像樣的開會場所。圍牆裡到處都在進行建設，監獄在急速地擴張著。下午，我們大隊提前進入指定地點。這 裡是未來的機加工車間，廠方已經蓋好，窗戶基本齊全，地面全部硬化過，只差安裝機床。一隊一隊的犯人排著隊陸續進入會場，每個人手中提著馬扎子。最後入場 的是禁閉室的犯人，大都是「反改造分子」，竟也有幾十人，腳鐐拖在水泥地板上，發出響亮的有節奏的「嘩嘩」聲，會場頓時安靜下來，大家都在靜靜地聽著這種 瘮人的聲響。入監以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大會由監獄長主持，政委作報告，內容是向全體犯人傳達林彪事件。據報告人稱，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外 逃，在蒙古的溫都爾汗自我爆炸身亡，被當局稱為「叛國者」，距今日報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有餘。這期間，報紙上很久未見此公的身影，人們私下裡也曾猜測 過，議論過，但實際情況總是難以知曉。保密工作做得相當不錯。直到夏末秋初，隊裡新進來兩名大學生，其中一名河南籍的雷小厚很快和我相處得比較融洽，我們 雖不在一個小組，自從搬到新院子以後，大家可以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也就是那時，我把自己的猜測向雷小厚講過，聽說林彪可能出事，具體情況他也不甚了 解，因為他在看守所已經呆了一年多。

政委簡單講了林彪叛逃的經過，接著就講到我們，要求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這一事件，並著重指出，林彪是一切帝修反的總代表，毫無疑問也包括了我們。曾幾何 時，劉少奇、鄧小平當過我們的總代表，那時林彪紅極一時，與劉鄧水火不相容，轉眼間成了我們的新頭領，誰知若干年後，我們又將被劃到那位大帥的麾下。人在 獄中，身不由己，反正都是牛鬼蛇神，凡被打倒的大角色，都可以做我們的總後臺。

開罷會的第二天下午，指導員專門叫我到辦公室談話。那時，大隊的正、副教導員都在場。進去後，照例坐在一溜五寸高的小板凳上，這是專給犯人坐的，比起幹部 坐的椅子來，顯得十分低矮，一切都給你一種低人一等的感覺。平日裡，除非他們找我，一向都不願意主動進來找他們，每逢坐在這種小板凳上，感到分外屈辱。坐好後，指導員開始發話：「找你來，是想瞭解一下你對林彪事件有何看法，又有什麼想法，希望你把自己的真實思想和領導談談，即使說錯也不要緊」。我考慮片 刻，這樣答道：「我對林彪並不關心，所關心的只是自己，過去判我時，說我反對過林副主席，現在他叛國了，應該給減點刑吧」。明知這是妄想，故意這麼說，意 在扭轉話題，不想正面回答。果然，指導員馬上指出：「你的想法是錯誤的，你們曾毛林並稱，主要針對偉大領袖嘛」！接著，賀教導員也插話，指出不應該有這樣 的想法，那時候攻擊林彪，就是攻擊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應該更深地挖犯罪根源，爭取減刑。談話快要結束時，指導員這樣叮囑我：「你有文化，犯 得又是‘現行反革命’罪，對林彪事件一定有看法，你不說也就算了，但你一定要注意，無論在小組還是工地上，都不許亂說，要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個正確認識， 同時也別想入非非，你判的是死緩啊「！「知道了」。回答過後，他揮揮手，我便離開了辦公室。

為什麼首先找我談話？回來後一直思索這個問題。看來，無論中隊還是大隊，我都是一個典型的思想犯，他們對我的思想很不放心。只可惜，思想這玩意兒是無法看 到又無法摸得著的，誰想沒收它實在非常困難。古書上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說並不等於不想。指導員想瞭解我的一些真實思想，主要想探討我是否對 毛有看法，我還沒有愚蠢到那個地步，能如實告訴他嗎？

發生第二號人物的叛逃事件，而且又隱瞞了一年之久，不敢對外公開，本身正好說明瞭心中有鬼，我能沒有看法嗎？首先想到的是我們那偉大而又英明的領袖，面對 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每次公開露面，總是手持語錄本，緊跟在屁股後面的最親信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臉面往哪裡擱？他將如何向他的老同事和全國人民交 代？寫在黨章裡的接班人，竟然如此給他臉上抹黑，老頭子情何以堪！所謂英明，原來也不過如此罷了。就是我等草木之人，低賤的囚徒，有時也免不了要暗暗竊笑 幾聲。先前不是說過「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把劉少奇定為接班人。後來漸漸對劉有了看法，龍顏一怒，「叛徒、工賊、內奸」的帽子強行戴在劉的頭上， 隨即將其置於死地。於是看上了「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立為新的皇儲。「文化大革命」中，歷次接見紅衛兵，都以二號人物的面孔出現，以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 聞名於世。然而，好景不長，彼此鬧翻，竟然要陷害毛，陷害不成，又叛國外逃，摔死在異國沙丘。林彪已經折戟沉沙，那麼下一個又會是誰呢？皇爺畢竟已老， 「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喧鬧聲縱然喊破天，到頭來也不會長生不老。中國古代曾有多少帝王妄想長留人間，不斷服食術士的金丹，結果死得更早。立皇儲的事，或許 又要忙乎幾年了。說到這裡，自然會想起憲法上規定的有關選舉的事宜，不知我們那些執政者是否意識到所謂指定接班人，實質上是一種強姦民意的做法，它與憲法 有關選舉的規定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指定接班人與立皇儲，其實沒有多大的區別，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殘餘。蔣介石把後事交給了蔣經國，假使毛岸英當年不被炸死， 還不是第二個蔣經國！要不，毛澤東為什麼會對彭德懷那麼恨呢。

這期間，我的腦子裡時不時在閃現一個問題，選定一個接班人，然後打倒，再選一個再打倒，老頭子的意思究竟何在？毛岸英死了，毛岸青又是一個有病的人，難道他要交給老婆？實現真正的毛家王朝……

九十四

一九七三年，對許多在押的犯人來說，可以算作一個不平凡的年頭。宣傳了幾年的減刑大會，終於快要召開，那些被關押了許多年的老犯人盼來一絲希望，普遍期望 著政府能夠施些恩惠，好讓他們在風燭殘年的日子裡和親人團圓。早在春季，監獄當局向犯人們傳達了周恩來有關「要把犯了罪的人當人看」的指示，具體要求廢除 體罰，廢除酷刑，改善生活待遇。監獄當局在這方面的確執行了上面的指示。以前對那些不好好勞動的人，動輒就叫幾個積極份子帶領著，到一所僻靜的房子裡進行 「幫助」，誰也知道，那種名為「幫助」的做法，實際上就是打人，現在終於停止了。生活方面，不僅副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在定量方面也做了一定的調 整。我們大隊，一中隊絕大多數是重體力勞動，而三中隊老弱病殘居多，都按鑄工標準供應糧食，雙方互相調劑一下，索性放開定量，除了細糧，粗糧可以隨便吃， 一段時間過後，大家都能填飽肚子，糧食也未多耗掉多少。與此同時，我們的零花錢也由兩元增至三元。許多年來，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們，如今住進監獄，反而能 賺個肚兒圓，也算一種幸運吧。不久，真的召開了減刑大會。那天還專門搭了一座檯子，上面就坐的有省勞改局和地方政府的頭頭，在反覆講了這次減刑大會的重要 意義後，用很長的時間逐一宣布被減刑人員的名單。這次減刑，毫無疑問是多年來受減面積最大的一次。老犯人中，凡是原判無期徒刑的，全部都減，包括被關在禁 閉室的「反改造分子」，並不考慮平日的表現。原判有期徒刑的一律未減。監獄方面對這次減刑做了大量的宣傳，甚至和當時的「大好形勢」聯繫起來，讓大家認真 討論，從內心裏感激中國共產黨，感激偉大領袖。然而，一陣宣傳過後，犯人們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消沉。不可否認，減刑面積之大實屬前所未有，但刑期之長大大 出乎人們的預料。五零年判為無期的，減為十年；五五年判的，減為十五年；五八年被捕的減為十八年。這三個年份，誰都知道是「鎮反」、「肅反」、「全民整 風」（二次肅反），三次運動，判刑人數較多，現在減得刑期雖不一樣，算總賬都是三十三年，看來的確是一刀切了。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能否活著出去還是未知 數呢。雖有了具體的日期，和家人團聚的希望依然十分渺茫，無怪乎誰也高興不起來。這次減刑，像我們近年來判死緩的，一律減為無期徒刑。

減刑大會後，我在暗自思量，這些人有必要關那麼多年嗎？歷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迭，舊政權的主要頭目被殺，下面的嘍囉絕大多數不追究責任，所謂吃誰家的飯 給誰家辦事，本就是窮苦老百姓無可奈何的選擇。為什麼對許多決策者可以按戰犯特赦，唯獨這些嘍囉們卻要長期監禁呢？他們也都是人啊，都有妻兒老小，隨著他 們曾經服務過的那個政權的垮臺，這些人早就服服帖帖，俯首稱臣了，有必要一直關下去嗎？放出去，讓他們和親人做最後的團圓有什麼可怕呢。不是天天在說，有 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麼，還怕這些老弱病殘反了天不成？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當年被俘後，受到了優待，發給路費，送回老家。他們也曾欣喜過，感謝共產黨對 他們的寬大。回到家裡後，絕大多數老老實實地種田或做生意，有的還當了教師，極少有人搗亂。記得上小學時，我們村來了一位劉老師，聽說當過國民黨的營長， 在我村教書期間特別辛苦，連續幾年考試名列前茅。五八年假期，教師集訓完畢，劉老師再未回來，被判了二十年的重刑。監獄的歷史犯中，有不少人像我的啟蒙劉 老師一樣，當時都給予寬大處理，既往不咎。人家既已做了順民，為什麼還要在若干年後，政權更加穩定之時進行秋後算賬，判那麼重的徒刑？又為什麼非要讓他們 住上三十多年才肯善罷甘休？他們固然和共產黨作對過，但同時也抵抗過日本的侵略，難道就不能少判或不判嗎？我為同類感到深深的悲哀，一個人活在世上能有幾 個三十三年啊！

這次減刑，我們小組六個人，涉及到四人，陳春生、張進忠由無期減為十八年，於文祥和我減為無期徒刑，兩個組長因原判有期徒刑，都沒有動。其他組的情況大致相差不多。

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減刑大會後，一些老年犯人，特別是那些老組長們，再也不像先前那樣積極了，嚴酷的現實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任你怎樣蹦躂，怎樣積極 表現，「對於反動派的人們決不施仁政」的教導是千真萬確的。尤其是那些曾經被認為有反改造行為的人，並不比積極份子們少減，不少組長感到非常喪氣，從此只 好隨波逐流。

減刑大會並未起到應有的鼓勵作用，整個監獄瀰漫著濃重的悲觀消沉氣氛。希望破滅後的失望情緒，往往比沒有希望時更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