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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十七)

 2010-06-25 21:07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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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九十

春日裡的一個下午,剛剛開始學習,門衛吹起了哨子,通知馬上集合,召開中隊大會,很快,我們按小組排隊出發,進入指定的一片空地,放下馬扎子坐好,這時, 王隊長、楊指導員都來了。會上,王隊長著重指出,最近以來零件組很成問題,組內勾心鬥角,互相扯皮,每天學習時吵得不可開交,表現在生產中,你不服我,我 不服你,特別是自接受300閥體的鑄造任務以來,廢品達到半數或半數以上。「那麼大的閥門,送到砸鐵錘下砸掉回爐,你們看著不可惜嗎?那都是國家的財產 啊」!王隊長說到這裡有些激動,但他沒有繼續往下講,而是轉了話題:「鑒於零件組目前的情況,經中隊領導研究決定,將曹再昭、許維山、陳仁壽分別調往造型 二組、三組、四組,陳仁壽仍舊擔任生產組長,同時調侯世樞、呂維、於文祥到零件組,侯世樞仍任生產組長。今後務必相互協調,緊密配合,特別要把300閥體 做好」。接著指導員又講了一番,主要強調,犯人間固然要互相監督,起到共同改造的作用,但不允許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互相勾心鬥角,嚴重影響生產。散會 回來,馬上搬號房,從此我成了零件組的人。這個組專門負責全監獄維修件的毛坯鑄造,有時也承攬一些外單位的鑄件,每年還要鑄造二十多臺c620車床,任務 不太緊張時,也做一些大型閥門。除了閥門有漏模機外,其餘都是純手工造型,使用木模。五個造型組,只有這個組能真正學到一點翻砂技術。調我來這個組,肯定 是要承接300閥體的任務。自打上年來到這裡,先是做100閘閥,接著做125截止閥、200閘閥,越做越大,都還做得不錯,廢品極少,曾幾次受到中隊表 揚,在他們看來,我做大件非常穩當、可靠。

第二天,侯世樞和我果真承接了300閘閥的任務。侯世樞四十九歲,細高個子,臉色煞白,連鬢鬍子經常不刮,顯得有些蒼老,勞改服外面常穿一件自己做得補了 又補的棉背心,簡直可以叫做百結鶉衣。此人經常流鼻涕,又愛用袖口去擦,給人一種髒兮兮的感覺。他原在造型三組任生產組長,每天吃飯時,同在一個場地上, 大家都認識,但從未說過話。頭一天的工作主要是試箱,不記任務,他做上箱,我做下箱。鐵水澆入型腔,大量氣體聚在上部,砂型過緊,容易憋氣,過松則會塌 箱,尤其在合箱時,一旦塌箱,連下砂型也會一起打壞。所以,操作上箱,需把握好搗砂的鬆緊度,一定要適當而恰到好處。其實,操作下箱,同樣要把握好鬆緊 度,過緊容易起砂,過松引起鐵水下沉,鑄件變形,同樣會是廢品。試箱時,只做了三箱,待澆過鐵水冷凝後,檢查沒有什麼毛病,又做了三箱,同樣都為正品。臨 下班時,再做兩箱。次日上班後,檢驗組已經檢驗完畢,確認全部為正品,於是放開膽子去做,按定額當天完成十二箱。從此每天做夠定額,即使有富余的時間,也 不再繼續做,而是出到外面仔細觀看鑄件,研究進一步提高毛坯的光潔度。由於一連一個星期沒有出過廢品,接連受到中隊的表揚。一時間,我和侯世樞成了中隊的 大紅人,彷彿一夜之間都成了勞改積極份子似的。其實,我心裏很明白,這都是由於前一階段廢品過多的原因,相對而言,我們顯得突出一點。這期間,我感到些許 的輕鬆。前一階段,和姓任的抬200的大砂箱,累得我腰酸腿疼,每晚像死豬一樣睡去,早晨起床還得別人將我推醒。現在,砂箱用行車起吊,省去抬箱的勞苦, 腰腿好了許多。而這位新的合作者,也和那位組長大不一樣,只要完成任務,即使還能做,從不追求超額,他要的是質量,總是不斷地叮囑我,要細心一些,免得出 廢品。

有一次,當我們做完砂箱,等著澆注後,再騰出砂箱才能做,偏偏那日鐵水下來較晚,先給做小件的騰箱子,我倆便去庫房領棉紗和柴油。監獄規定,凡離開車間, 不許單人行動,至少要有兩人,離開時還得通知組長。在庫房裡偶然發現一個鐵傢伙,下部很像我們搗砂的鐵沖子,通體做成槍形,上部有一個開關模樣的手柄,當 即問侯世樞:「這是幹啥用的」?「那是風沖子,也是用來搗砂的,早就買回幾個,誰也不敢用,怕掌握不了出廢品」。「咱們領一個試試可以吧,只是不知風管是 否接到了場地」。「唉,算了吧,那東西亂蹦亂跳的,誰也不敢用,你不怕出廢品」?說著,他趕緊拽著我離開庫房。回來的路上,我對他說:「風動工具煤礦上早 就使用了,人家風鎬風鑽都能用,偏咱們這風沖子就不能用」?我表示想試試,每天手工搗那十二箱砂子,少說也有四立方,何苦呢!既然有機械化工具為什麼放著 不用,好使難使全在人啊。他勉強同意了我的意見,下午學習時開好了領料單,準備去批,由此我知道那東西正式名字叫搗固機,暗想,帶個機字,總會省力不少。

領回搗固機的當天,和風管連接好以後,在地上試了十幾分鐘,便投入使用。這東西的確像一匹野馬,怪不聽使喚,一握開關,到處亂蹦,但使著使著慢慢也就習 慣,用它做了四箱,很快掌握了它的習性,幾天下來,野馬在我手裡居然變得服服帖帖,用它做的下砂型未發生過任何問題,於是放開膽子揮灑自如地使用起來,每 當那「嘟嘟嘟」的聲音響起,澆注組的同犯們爭著來觀看,尤其是唐順,在我的指點下,還為我做了一箱。一下子,感到輕鬆多了,比起先前的手工搗砂自然省了不 少力氣。幾次提議侯世樞也領一個試試,他卻不敢,他說上箱不能過緊,擔心憋氣出廢品。這樣,他的速度遠遠落在了我的後面。每當我做完下砂型,他只做了一 半,我開著行車將砂型吊放在地上時,他還在手忙腳亂地收拾著,顯得很不好意思。有一次竟對我說:「沒想到你一個唸書出身的人,幹活挺有竅門」。「唉,我算 啥唸書人出身,原本就是受苦人嘛」!

幾天後的一個上午,中隊召集生產組長們開會,我獨自做了下箱,又做上箱,唐順幫我又是下泥芯,又是合箱,這幾箱都是用搗固機搗的。侯世樞回來後,那幾個鑄 件剛剛水爆完畢,他提著尖鎯頭急忙到外面去看,結果什麼毛病也未發現,而且光潔度特好。第二天我陪他到庫房又領了一個搗固機。從此,我倆早早做完八付砂 箱,其餘四個,午飯後慢慢去完成。上午竟有近兩個小時的空餘時間,抽煙、閒聊,或以看鑄件名義到車間外面轉悠。人一旦有了一點富余時間,活動相應多了一點 空間,心情也隨之好轉了許多。和侯世樞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幾乎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在造型一組時,大家彼此隔閡,互相提防,老覺得壓抑得很。來到零 件組,很快就和侯世樞十分投緣,遂成為知己。隨著勞動強度的減輕,精神漸漸復原。他的「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和我的觀點十分合拍,我們倆同是生產中 的硬手,卻不大靠近領導,對別人的事更是漠不關心。

九十一

侯世樞,山西省太谷縣人。這一帶,曾是晉商的發祥地。他的父親在清末民初往來於京城一帶,後來索性養了一隊駱駝,專門搞長途販運,每年數次往返於京城與蒙 古的大圐圙。大圐圙,據說就是現在的烏蘭巴托。主要經營絲綢、茶葉、瓷器、首飾皮毛等物品。後來,外蒙古從中國的版圖上分離出去,老人家將駱駝變賣,在西 直門外購置一片房產,開起糧店,待小兒子侯世樞長大成人,遂將糧店交由他去管理,老人家回到老家太谷縣安度晚年。一家人除了經商,便是務農,從不過問政 治。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都遠遠躲著,像當時的許多商人一樣,膽小怕事,從不想捲入政治漩渦。侯世樞正是秉承了乃父的教育,青春年少,卻一門心思用 在經營糧店上,日子過得倒也安寧。一九四七年的秋天,糧店突然來了五六個人,領頭的是他的表兄,幾年未見,彼此免不了寒暄一番。過後,表兄對他說:「這是 我的幾個朋友,一起來京準備做些生意,打算來你這裡暫住幾天,聽說你有閑房子」。侯世樞痛快答應,別說是親戚,就是太谷來的老鄉也該照顧,出門在外,互相 照應本就是應該的。表兄和這幾個人每天早出晚歸,竟然沒有在他家吃過一頓飯,為此,侯世樞感到很是過意不去。一個星期後,他們告辭,回到了山西。一年後的 秋天,一個自稱李鳳儀的人來找他,衣著不整,給人一種落魄的感覺,侯世樞一眼認出,這不是去年和他表兄一起來的其中一位老鄉嗎。來人長嘆一聲,說他一年來 未找到合適的工作,做了點小生意又賠了錢。此次來京,專門找一位姓王的,就是去年來的那位書生模樣的人,皮膚白白的,聽說當了老闆,想求老朋友幫忙,只是 一時打聽不到確切地點,因此先來老鄉處瞭解一下情況。侯世樞不假思索留下這位老鄉,並特意告訴他,那位姓王的現在在天津,開了一家綢緞店,三個月前來北京 辦事,竟在街上和侯世樞不期而遇,邀他到天津去玩。侯世樞忙於自家店裡的事,一直沒有去成。末了,他很感慨地對這位老鄉說:「人家混得還不錯,你找他,肯 定會幫忙的」。同時把姓王的地址轉告了李鳳儀。李鳳儀在他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非要侯世樞陪他上街轉轉,兩人一起逛到天安門附近,李鳳儀一定要進東交民 巷看看,侯世樞只得依從。剛走入裡面,看見一個門口掛著「山西省駐北平辦事處」的牌子,李鳳儀向裡面招了招手,馬上衝出幾個人將侯世樞摁倒在地,然後五花 大綁,一起去了天津。
一九五五年「肅反」時,侯世樞突然被捕,起初鬧不清犯了什麼罪。通過幾次審問,才曉得自己犯得竟是「反革命」罪。原來,那年和他表兄去糧店暫住的幾個人, 竟是中共地下黨員,包括那個叫李鳳儀的人。他們回到山西,被派往省城太原工作,不久以後李鳳儀被閻錫山的部下抓獲,經不起嚴刑拷打,最後變節。一九四八年 秋天,正是帶著任務來找姓王的地下工作者,結果在天津將王某人抓獲,那時王某人已是平津一帶中共地下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幸虧北京戰事和平解決,被捕 的人很快放了出來,沒有造成嚴重後果。李鳳儀被判了無期徒刑,侯世樞跟著判了十五年。判刑後的次年,國際上發生了匈牙利事件,東歐人打噴嚏,惹得中國人得 感冒,五五年判刑的人被重新揪回,侯世樞加成了二十年。

當我瞭解到他的這些情況後,也著實為他不平過,覺得他沒有絲毫的「反革命」動機,所謂不知者不罪嘛,甚至他還是個受害者呢。但自己法律常識少得可憐,也吃 不准此種情況該如何處理。有一次竟對他說:「其實,你很冤枉,本是個遠離政治的人,咋就成了‘反革命’」?「唉,反正消息是從咱口裡得知的」他無可奈何地 答道。「可你當初並不知道他們是中共地下黨員,你以為大家都是生意人,告知他地址只是為了幫助朋友,我無論如何想不通」。侯世樞長嘆一聲,悲愴地對我說: 「還是別提這些事了,許多年都過來了,再有四年就到期了」。我也不再繼續談論他的案情,轉而說:「要不是加那五年,你已經出去啦,真他媽的混帳,因為匈牙 利事件,給中國人加刑,世上哪有這個道理」!見我有點氣憤,他反而安慰我說:「別為這些煩心事生氣了,許多人的判刑不都是根據形勢的需要嗎」!是的,這話 提醒了我,想起和我一起判的郭開有,小夥子僅僅因為娶了一個北京來的女知青,人家後來提出離婚,他們不同意。事情本來很簡單,再做做工作,假以時日,如果 女方執意要離,我想他們最終也會放棄的。湊巧的是,碰上了「一打三反」運動,簡單的民事糾紛,上升為刑事案件,按「現行反革命」論處,結果判了無期徒刑, 其父也被稍帶判了十五年。這在一個法制健全的正常社會裏,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同時想起,上年冬天學習「兩論」時,有個非常和善的老頭,姓趙,曾在傅 作義的部下當過團長,當年北平戰事和平解決,發給他起義證和路費,打發回家。「肅反」時,也是被重新抓回,他拿出起義證企圖證明自己是起義人員,結果被人 家當場撕毀,並罵道:「你算什麼起義人員,要是傅作義不起義,你一個小小團長頂個屁事」!姓趙的老頭被判了無期,他一直不能理解,當初為什麼要發給起義 證,既發給,後來又為什麼不承認呢?同樣一個共產黨,前後竟有如此大的差別,讓人如何接受呢?

第二監獄,是一座省監,毫無疑問,關押的多是重刑犯,有所謂「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也有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還有諸如我這類「反動透頂」、「花崗 岩腦袋」的傢伙。但這只是一概而論,細細道來,又各有各的不同,冤枉了的,無限上綱的,屈打成招的,輕罪重判的,恐怕也不在少數。

九十二

一年的監獄生活,漸漸習慣下來,剛來時的焦慮不安,種種後顧之憂,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消失了。隨鄉入俗,本就是我們這些草木之人所應具備的本領,既來之 則安之,也是先祖們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你不安之又能怎樣?人在無可奈何之際,最好的辦法就是隨遇而安,老老實實地聽從命運的安排,否則會碰得頭破血流。 回想在農村那幾年,作為被專政對象,在「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形勢下,無論怎樣服從分配,怎樣辛苦勞作,沒有一處是對的,正像社員們說得那樣,即使你吐出鮮 紅血,別人也會當做污木水,誰叫你是階級敵人?村幹部硬是磨道裡尋驢蹄印兒,永遠難有安寧的日子。平心而論,那時的我,比一般人要賣力得多,依然逃不脫批 斗和挨打,名為管制三年,實則和無期徒刑一樣。人一旦被歸入異類,萬口千舌也難辨清,只好違心地把自己當做異類,低聲下氣地屈從於別人的欺凌。況且,那時 的「階級鬥爭」,進行到幾近瘋狂的階段,要鬥爭總得有目標啊,「四類分子」便成了「永久牌」的階級敵人,一直到進棺材為止。而現如今,淪落為犯人,身旁左 右,都是一樣的穿著灰皮,戴著瓜皮小帽。生活在這樣一群人中,再也不被人單獨作為異類,因為在幹部眼裡,我們都是異類。我們之間互稱同犯,恰恰道出了同是 犯人的身份,誰也不比誰高。雖有少數人,自以為是組長,自以為是改造積極份子,覺得比其他人高出那麼一點點,實際上只是一種自我感覺,同為犯人的身份,決 定了我們享有平等的服役「權利」。這裡的幹部,都是按上面的規定辦事,不像農村的幹部,由於家族之間多年來存在一些矛盾,常常感情用事,公報私仇。這裡的 犯人來自五湖四海,來自各個行業,和監獄的管理幹部、看管警察從前根本不相識,互相之間沒有什麼糾葛。因此,只要按照要求,每天完成任務,沒有大的違紀行 為,是不會有人故意找麻煩的。正因為如此,有時反倒覺得,這裡比外面好。吃糧基本有保證,穿的更是夏發單冬發棉,衛生用品同樣按月領取,各盡所能,按需分 配,樣樣好像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所少的也就是自由吧。但細細想來,什麼叫自由,自由值幾文錢?戶口制度和糧食供應政策,早把每個人固定在一個地方,讓你 動彈不得,還要自由那勞什子幹啥!這年頭,有碗飯吃就不錯了,在外面當奴隸,與在大牆裡做囚徒,本質上講,實在沒有多大區別。當我把這一切都想通了以後, 整個精神彷彿得到瞭解放。入監一年來,過得相當安寧,不要說批鬥,連批評也極少有,比起在外面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情形,誰說不是一種進步呢!退一步言,就 說我的家吧,那時母親比我還要難活,她為我操碎了心,整日提心吊膽,生怕我被人家打死,那種日子實在是太難熬了。如今,她雖然被迫改變初衷,改嫁他村,但 離開我們那個家,真正脫離了「四類分子」的家庭,在「階級鬥爭」準備要永遠鬥下去的年月裡,又何嘗不是一種解脫呢。除了常常想我以外,再也不用擔驚受怕 了。我呢,已被鎖進保險櫃,四面高牆上架有電網,白天黑夜都有武裝在站崗,強盜不會攻擊,虎狼難得傷害,曾經想置我於死地的人,怕也鞭長莫及了吧。對母親 來說,我在裡面比在外面,她反而更省心了。只要我把自己管理好,不違反規定的紀律,每天按部就班地勞動,保質保量完成任務,誰也不會把我怎麼樣。大不過一 生一世就在這小天地裡,做一隻井底之蛙。井底之蛙,我想它是不會有苦惱的,因為它壓根兒就沒有想過有一天要跳出井口!

調到零件組後,特別是和侯世樞的相處,也使我獲益匪淺。他從來不相信獄方的說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一切聽天由命。他從沒有減刑的奢望,只想老老實實坐完 二十年。剛入監時,他跟了一位原是七級鑄工的老犯人,學到一手過硬的技術,無論幹什麼活兒,都能保證質量,這也是他長期擔任生產組長的主要原因。他生性正 直,不喜歡背後到幹部那裡鼓搗某個人,藉以抬高自己。組裡有人生產方面一旦出了問題,他會當面指出,如果幹部知道了問起時,又會主動承擔責任,說自己沒有 檢點週到。遇有個別犯人,家裡送來點好吃的,給他,死活不要,監規紀律絲毫不去違反,他覺得這樣的平靜日子最好,人在哪裡不是為了掙口飯吃。至於早出遲 出,對他來說,根本不在乎。判刑後的第二年,妻子提出離婚,送來離婚判決書,要他簽字,二話沒說就把那三個字寫了上去,兩個孩子也被妻子帶走,從此和親人 失去了聯繫。他曾對我講過,以後出去,打算留廠,哪怕是留在一所農場也好,只要能養活了自己就成。他不想麻煩自己的孩子,也不打算去尋找他們,以免打亂他 們平靜的生活,除非是孩子們知道他的情況,主動來認他。說實在的,我很欣賞侯世樞這種做人的態度,特立獨行,不想累及親人,因此對他一直很尊重,把他當做 師傅來看待,儘管犯人之間不允許稱呼師傅。

除此而外,我們新建的這個零件組,比過去好多了,組長張立才十分滿意。他是個沒主意的人,膽小怕事又不善於處人,對個別刁鑽的人只敢背後偷偷和人說,一度 時間把小組搞得四分五裂。按理說,他是這裡的技術權威,被捕前,是省城一家機器廠的八級鑄工,應該有一定的威信。和我一同來到這個組的於文祥是個愛說愛笑 的小夥子,比我小四五歲,手腳勤快,跟隨張立才幹活,兩人相處得也還不錯。於文祥來自雁北農村,很聽話,張立才吩咐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從來沒有二話。其他 兩個人,一個叫陳春生,一個叫張進忠,和侯世樞年齡相彷。陳春生,舊軍官出身,當過營長,並擔任過閻錫山的警衛中隊長,看起來卻一點也不凶,為人甚為和 善,從不喜歡和別人鬧意見。張進忠據說是個不省事的人,從前這個組鬧得不可開交,有他一份,現在顯得有些孤立,沒人接近他。六個人中,除了兩個組長,只有 四個組員。侯世樞曾找過王隊長,想把生產組長一併推給張立才,最後沒能成功。他和我一樣,最不喜歡開會,偏偏那時會很多,每逢有誰出了大批廢品,隊長就要 召集他們研究解決。他呢,非常厭煩這種馬拉松式的會議,常因打盹被隊長叫醒。在這個組裡,我和每個人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每逢寫生產總結、學習小結什麼 的,都由我一人包攬,大隊、中隊分配下來的牆報稿件,張立才都交給了我。生活在彼此和睦相處的環境裡,即使成了犯人,也比置身於互相鬥爭中要舒心一些。

這年秋天,最後兩所院子落成,我們中隊終於搬了家。至此,八角樓原住犯人都已搬出,隨之將其拆除,改建成一個大的廠房。新的院落,按中隊分,每隊一院,兩 層磚窯,窗戶較前明亮了許多。特別是有了一個共同的院子,各個組間,大家見面的機會多了。環境的改變,更使我感到滿意,一切都比在村裡時強許多。澡塘,對 鑄工再不是一個星期開放一次,而是天天開,每天收工後,洗去滿身髒污,換一件乾淨的勞改服,人也顯得精幹多了。扎根獄中吧,這裡比外面還好;安心服役吧, 哪兒不是替人勞作!經常這樣告誡著自己,人要學會滿足,知足者常樂嘛。如果再能有幾本書看看。暇閑之時,讀點詩詞什麼的,那就更是錦上添花了,可惜這一點 短時間還無法實現。

九十三

又一年飛快地過去了。心情完全平靜下來以後,許多令人苦惱的事情不再去想,每天象一頭牲畜一樣只知幹活,光陰也彷彿加快了腳步。我和侯世樞做完300閥 體,又承接了500的閥體,越做越大。這閥體,砂箱大得很,上下各一箱,便把一大堆砂子全部吞進去。任務是每天一件。由於配合得當,天天有說有笑,輕鬆地 完成任務,日子過得倒也並不寂寞。期間,不斷有新犯人進來,我已儼然以老犯人自居了。

秋日裡的一天,幹部通知,中午務必全部收工,下午召開全監犯人大會。我們早早收拾了場地。因為衝天爐必須在十二點前停止化鐵,造下的砂型大都澆不了鐵水,只好留在第二天去澆。

全監犯人大會,一般很少召開,主要原因是當時沒有一個像樣的開會場所。圍牆裡到處都在進行建設,監獄在急速地擴張著。下午,我們大隊提前進入指定地點。這 裡是未來的機加工車間,廠方已經蓋好,窗戶基本齊全,地面全部硬化過,只差安裝機床。一隊一隊的犯人排著隊陸續進入會場,每個人手中提著馬扎子。最後入場 的是禁閉室的犯人,大都是「反改造分子」,竟也有幾十人,腳鐐拖在水泥地板上,發出響亮的有節奏的「嘩嘩」聲,會場頓時安靜下來,大家都在靜靜地聽著這種 瘮人的聲響。入監以來,我還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大會由監獄長主持,政委作報告,內容是向全體犯人傳達林彪事件。據報告人稱,林彪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外 逃,在蒙古的溫都爾汗自我爆炸身亡,被當局稱為「叛國者」,距今日報告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年有餘。這期間,報紙上很久未見此公的身影,人們私下裡也曾猜測 過,議論過,但實際情況總是難以知曉。保密工作做得相當不錯。直到夏末秋初,隊裡新進來兩名大學生,其中一名河南籍的雷小厚很快和我相處得比較融洽,我們 雖不在一個小組,自從搬到新院子以後,大家可以經常湊在一起談天說地,也就是那時,我把自己的猜測向雷小厚講過,聽說林彪可能出事,具體情況他也不甚了 解,因為他在看守所已經呆了一年多。

政委簡單講了林彪叛逃的經過,接著就講到我們,要求我們一定要正確認識這一事件,並著重指出,林彪是一切帝修反的總代表,毫無疑問也包括了我們。曾幾何 時,劉少奇、鄧小平當過我們的總代表,那時林彪紅極一時,與劉鄧水火不相容,轉眼間成了我們的新頭領,誰知若干年後,我們又將被劃到那位大帥的麾下。人在 獄中,身不由己,反正都是牛鬼蛇神,凡被打倒的大角色,都可以做我們的總後臺。

開罷會的第二天下午,指導員專門叫我到辦公室談話。那時,大隊的正、副教導員都在場。進去後,照例坐在一溜五寸高的小板凳上,這是專給犯人坐的,比起幹部 坐的椅子來,顯得十分低矮,一切都給你一種低人一等的感覺。平日裡,除非他們找我,一向都不願意主動進來找他們,每逢坐在這種小板凳上,感到分外屈辱。坐好後,指導員開始發話:「找你來,是想瞭解一下你對林彪事件有何看法,又有什麼想法,希望你把自己的真實思想和領導談談,即使說錯也不要緊」。我考慮片 刻,這樣答道:「我對林彪並不關心,所關心的只是自己,過去判我時,說我反對過林副主席,現在他叛國了,應該給減點刑吧」。明知這是妄想,故意這麼說,意 在扭轉話題,不想正面回答。果然,指導員馬上指出:「你的想法是錯誤的,你們曾毛林並稱,主要針對偉大領袖嘛」!接著,賀教導員也插話,指出不應該有這樣 的想法,那時候攻擊林彪,就是攻擊毛主席,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應該更深地挖犯罪根源,爭取減刑。談話快要結束時,指導員這樣叮囑我:「你有文化,犯 得又是‘現行反革命’罪,對林彪事件一定有看法,你不說也就算了,但你一定要注意,無論在小組還是工地上,都不許亂說,要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有個正確認識, 同時也別想入非非,你判的是死緩啊「!「知道了」。回答過後,他揮揮手,我便離開了辦公室。

為什麼首先找我談話?回來後一直思索這個問題。看來,無論中隊還是大隊,我都是一個典型的思想犯,他們對我的思想很不放心。只可惜,思想這玩意兒是無法看 到又無法摸得著的,誰想沒收它實在非常困難。古書上說:「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不說並不等於不想。指導員想瞭解我的一些真實思想,主要想探討我是否對 毛有看法,我還沒有愚蠢到那個地步,能如實告訴他嗎?

發生第二號人物的叛逃事件,而且又隱瞞了一年之久,不敢對外公開,本身正好說明瞭心中有鬼,我能沒有看法嗎?首先想到的是我們那偉大而又英明的領袖,面對 自己親手選定的接班人,每次公開露面,總是手持語錄本,緊跟在屁股後面的最親信的人,發生這樣的事情,臉面往哪裡擱?他將如何向他的老同事和全國人民交 代?寫在黨章裡的接班人,竟然如此給他臉上抹黑,老頭子情何以堪!所謂英明,原來也不過如此罷了。就是我等草木之人,低賤的囚徒,有時也免不了要暗暗竊笑 幾聲。先前不是說過「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把劉少奇定為接班人。後來漸漸對劉有了看法,龍顏一怒,「叛徒、工賊、內奸」的帽子強行戴在劉的頭上, 隨即將其置於死地。於是看上了「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立為新的皇儲。「文化大革命」中,歷次接見紅衛兵,都以二號人物的面孔出現,以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 聞名於世。然而,好景不長,彼此鬧翻,竟然要陷害毛,陷害不成,又叛國外逃,摔死在異國沙丘。林彪已經折戟沉沙,那麼下一個又會是誰呢?皇爺畢竟已老, 「萬歲萬歲萬萬歲」的喧鬧聲縱然喊破天,到頭來也不會長生不老。中國古代曾有多少帝王妄想長留人間,不斷服食術士的金丹,結果死得更早。立皇儲的事,或許 又要忙乎幾年了。說到這裡,自然會想起憲法上規定的有關選舉的事宜,不知我們那些執政者是否意識到所謂指定接班人,實質上是一種強姦民意的做法,它與憲法 有關選舉的規定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指定接班人與立皇儲,其實沒有多大的區別,仍然是封建社會的殘餘。蔣介石把後事交給了蔣經國,假使毛岸英當年不被炸死, 還不是第二個蔣經國!要不,毛澤東為什麼會對彭德懷那麼恨呢。

這期間,我的腦子裡時不時在閃現一個問題,選定一個接班人,然後打倒,再選一個再打倒,老頭子的意思究竟何在?毛岸英死了,毛岸青又是一個有病的人,難道他要交給老婆?實現真正的毛家王朝……

九十四

一九七三年,對許多在押的犯人來說,可以算作一個不平凡的年頭。宣傳了幾年的減刑大會,終於快要召開,那些被關押了許多年的老犯人盼來一絲希望,普遍期望 著政府能夠施些恩惠,好讓他們在風燭殘年的日子裡和親人團圓。早在春季,監獄當局向犯人們傳達了周恩來有關「要把犯了罪的人當人看」的指示,具體要求廢除 體罰,廢除酷刑,改善生活待遇。監獄當局在這方面的確執行了上面的指示。以前對那些不好好勞動的人,動輒就叫幾個積極份子帶領著,到一所僻靜的房子裡進行 「幫助」,誰也知道,那種名為「幫助」的做法,實際上就是打人,現在終於停止了。生活方面,不僅副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在定量方面也做了一定的調 整。我們大隊,一中隊絕大多數是重體力勞動,而三中隊老弱病殘居多,都按鑄工標準供應糧食,雙方互相調劑一下,索性放開定量,除了細糧,粗糧可以隨便吃, 一段時間過後,大家都能填飽肚子,糧食也未多耗掉多少。與此同時,我們的零花錢也由兩元增至三元。許多年來,掙紮在飢餓線上的人們,如今住進監獄,反而能 賺個肚兒圓,也算一種幸運吧。不久,真的召開了減刑大會。那天還專門搭了一座檯子,上面就坐的有省勞改局和地方政府的頭頭,在反覆講了這次減刑大會的重要 意義後,用很長的時間逐一宣布被減刑人員的名單。這次減刑,毫無疑問是多年來受減面積最大的一次。老犯人中,凡是原判無期徒刑的,全部都減,包括被關在禁 閉室的「反改造分子」,並不考慮平日的表現。原判有期徒刑的一律未減。監獄方面對這次減刑做了大量的宣傳,甚至和當時的「大好形勢」聯繫起來,讓大家認真 討論,從內心裏感激中國共產黨,感激偉大領袖。然而,一陣宣傳過後,犯人們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消沉。不可否認,減刑面積之大實屬前所未有,但刑期之長大大 出乎人們的預料。五零年判為無期的,減為十年;五五年判的,減為十五年;五八年被捕的減為十八年。這三個年份,誰都知道是「鎮反」、「肅反」、「全民整 風」(二次肅反),三次運動,判刑人數較多,現在減得刑期雖不一樣,算總賬都是三十三年,看來的確是一刀切了。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能否活著出去還是未知 數呢。雖有了具體的日期,和家人團聚的希望依然十分渺茫,無怪乎誰也高興不起來。這次減刑,像我們近年來判死緩的,一律減為無期徒刑。

減刑大會後,我在暗自思量,這些人有必要關那麼多年嗎?歷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迭,舊政權的主要頭目被殺,下面的嘍囉絕大多數不追究責任,所謂吃誰家的飯 給誰家辦事,本就是窮苦老百姓無可奈何的選擇。為什麼對許多決策者可以按戰犯特赦,唯獨這些嘍囉們卻要長期監禁呢?他們也都是人啊,都有妻兒老小,隨著他 們曾經服務過的那個政權的垮臺,這些人早就服服帖帖,俯首稱臣了,有必要一直關下去嗎?放出去,讓他們和親人做最後的團圓有什麼可怕呢。不是天天在說,有 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麼,還怕這些老弱病殘反了天不成?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當年被俘後,受到了優待,發給路費,送回老家。他們也曾欣喜過,感謝共產黨對 他們的寬大。回到家裡後,絕大多數老老實實地種田或做生意,有的還當了教師,極少有人搗亂。記得上小學時,我們村來了一位劉老師,聽說當過國民黨的營長, 在我村教書期間特別辛苦,連續幾年考試名列前茅。五八年假期,教師集訓完畢,劉老師再未回來,被判了二十年的重刑。監獄的歷史犯中,有不少人像我的啟蒙劉 老師一樣,當時都給予寬大處理,既往不咎。人家既已做了順民,為什麼還要在若干年後,政權更加穩定之時進行秋後算賬,判那麼重的徒刑?又為什麼非要讓他們 住上三十多年才肯善罷甘休?他們固然和共產黨作對過,但同時也抵抗過日本的侵略,難道就不能少判或不判嗎?我為同類感到深深的悲哀,一個人活在世上能有幾 個三十三年啊!

這次減刑,我們小組六個人,涉及到四人,陳春生、張進忠由無期減為十八年,於文祥和我減為無期徒刑,兩個組長因原判有期徒刑,都沒有動。其他組的情況大致相差不多。

正是基於這種情況,減刑大會後,一些老年犯人,特別是那些老組長們,再也不像先前那樣積極了,嚴酷的現實給了他們一個深刻的教訓,任你怎樣蹦躂,怎樣積極 表現,「對於反動派的人們決不施仁政」的教導是千真萬確的。尤其是那些曾經被認為有反改造行為的人,並不比積極份子們少減,不少組長感到非常喪氣,從此只 好隨波逐流。

減刑大會並未起到應有的鼓勵作用,整個監獄瀰漫著濃重的悲觀消沉氣氛。希望破滅後的失望情緒,往往比沒有希望時更為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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