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是將真實生活的困境轉化成公共討論的傳遞者。
「如果你直接批評政府,會被關進監獄嗎?」在學院的餐廳午餐時,我偶爾會被這樣問道。劍橋的克萊爾堂裡穿梭著來自不同國家與膚色的人群,人們短暫的相逢,又匆匆地離去,表達著對別人短暫和淺薄的興趣。
當坐在對面或旁邊的人知道我是來自中國的記者時,除去感嘆中國的經濟增長外,就會對我的人身安全感興趣。中國是兩個截然不同形象的混合體,它是繁榮、也是禁錮的象徵。尤其是對於新聞記者來說,可能只有朝鮮、古巴、緬甸等為數不多的國家比它更糟糕,甚至俄羅斯都更好些。
我該怎麼向這些陌生人解釋呢?一切沒有他們想像得那樣危險,但仍舊很危險。除去那些頭腦最愚鈍、心肝最麻木的人,沒人不知道這是個專制、腐敗甚至可以說邪惡的政權。但是,中國也不再是一個徹底的極權體制,你不必擔心因私下的言論而獲罪。事實上,從官員、商人、知識份子到一位出租車司機,他們在餐桌上、在閑談時咒罵與譏諷現行的體制,已經變成了一項娛樂。你在公共空間上,很難看到、聽到這種不滿,到處是國家富強、和諧社會的讚歌。人們生活在一個二元世界裡。這二元世界又加劇了虛偽與嘲諷的蔓延。中國似乎進入這樣一種狀態,人們都感到目前的政治體制問題重重。人們表示不滿、充滿譏笑,卻又很少人準備真的改變它。似乎嘲諷已經產生了足夠的滿足。在嘲諷中,人們自認已經改變了現實。整個國家已經陷入了犬儒主義的泥淖。
犬儒主義的盛行,是因為現實的困境不能被傳達到公共空間,私下的議論無法轉化成公開的表達的辯論,缺乏社會組織來將不滿轉化成正常的行動。這種公開性、組織性,正是一個專制政權最恐懼的力量,它將不惜一切代價來壓制它們的出現與存在。徹底的極權主義,會試圖改造人的思想,甚至連私下的念頭都要壓制。而現在,政權給予以私下抱怨的自由,政權甚至會容納與鼓勵這蔓延的嘲諷,但千萬記住,這只是私下的遊戲。
但另一個同樣重要、卻常常被忽略的原因是,人們缺乏足夠的內心力量去追求自己的主張,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主張是什麼。比起外在的束縛,更重要的是,人們缺乏對內在自由的真正渴望。自由很少被視作生活的目的所在,它似乎僅僅是一種手段。當自由只是一種手段時,它也就經常被交易。政權輕易收買了大學、媒體,讓知識份子們用靈魂來交換物質生活。此刻的中國最大的危機是這種內在價值觀的坍塌,或者說我們從未建立起這種內心的價值系統。
新聞記者是將真實生活的困境轉化成公共討論的傳遞者,是把被遮蔽與忽略的事實,呈現在公共空間的人。雙重危機阻礙著我們。一方面,我們要受到來自政治權力的威脅,很多議題是明確不能報導的,即使你報導了,你必然會被刪除,你的個人可能也會遭遇不公對待,因為所有的媒體仍處於國家的監控之下。另一方面,我們變成了一個勤奮的自我審查者,自我麻痺者。即使沒有得到明確的警告,我們已經率先提醒自己——這個議題無法觸碰,自己放棄了自己的自由;我們也可能變得熱衷於在字裡行間的小小文字遊戲,沉湎於用雙關、隱喻、聯想來傳遞可憐的事實,長此以往,我們的所有興奮都將集中於說出那一句常識。
我想不出改變這種狀況的方法。但是在所有黑暗的歷史時刻、所有專制的地區,說出真相、追求自由,都要付出對應的代價,都需要很多人為此而做出犧牲,是一顆顆自由心靈的相互鼓舞,是一代代人的持續的努力,才讓自由得以實現,這首先需要來自內在的信念。
此刻的中國,這種內在信念的缺乏,比這在外在的束縛,更為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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