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跪向卡廷屠殺受害者致哀的啟示

《參考消息》報導：4月7日，俄羅斯總理普京向卡廷森林屠殺慘案受害者致哀，跪獻花圈。當日，在位於俄羅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公墓祭奠，向70年前（1940年）被斯大林下令殺害的2.2萬名波蘭軍官致哀，跪獻花圈（見照片）。普京說，是斯大林製造了卡廷慘案，「俄羅斯人對屠殺感到遺憾，正如他們對受害於斯大林極權主義統治的同胞感到遺憾一樣。」

卡廷慘案的大致經過是；1939年9月德國侵略波蘭時，波蘭軍隊正在西線浴血抗敵，突然蘇軍從東線攻入波蘭國土，與德軍成夾攻之勢。波蘭軍隊本來就已不支，現在頓時潰不成軍。最後波軍選擇退向蘇聯一側，他們寧願向蘇軍投降，也不願向納粹投降。蘇聯內務部奉斯大林指示對被俘波軍進行「政治鑒別」工作，士兵們被釋放，剩下二萬二千名軍官都是波蘭民族精英，他們入伍前都是專業知識份子（這是波蘭軍隊很特別之處），二萬二千名軍官等於二萬二千名工程師、教師、技術員、農藝師、醫生、會計師、作家……斯大林認為，假如將這些人都釋放了，將來肯定又會為波蘭資產階級政權服務（波蘭流亡政府已經在倫敦成立了）。波蘭資產階級政府依靠他們，又會組建起一支軍隊來，這將給蘇聯和未來由蘇聯卵翼下的波蘭傀儡政權帶來大的麻煩。

更深層原因，則是報復他在1920年被波蘭軍隊打敗的仇恨。在1920年蘇波戰爭中，斯大林親自指揮的一場戰役意外慘敗，數千蘇聯紅軍被俘，並遭受悲慘命運。

研究考慮後，斯大林命令內務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將他們秘密處死（每人後腦打一槍），再挖個大坑埋掉。

這是非常野蠻、慘無人道的屠殺。斯大林自己也知道這是見不得陽光的卑鄙行為，事後嫁禍於人，誣稱是德國納粹所為。直到1990年4月，當時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第一次向來訪的波蘭總統雅魯澤爾斯基承認是斯大林所為。

第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反思和總結近現代、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認識到人類社會要向前發展，要保障人類大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的尊嚴和平等權利，首先必須承認和尊重人權。是由於對人權的無視和污蔑才導致發展為野蠻的暴行。所以，聯合國大會在1948年12月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後來又先後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正是在這種文明反思背景下，國際社會近年來出現反思歷史新動向：許多國家都在回首該國過去的統治者在歷史上實行奴隸制、種族屠殺或恐怖暴行給本國人民或他國人民所造成的傷害，併進行政治道歉和經濟賠償。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1971年訪問波蘭時，在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的紀念碑前下跪。有的國家或地方領導人甚至為幾百年前國家的罪錯道歉。如美國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的議會通過決議，向200多年前該兩州販賣人口和實行奴隸制度表示「極為遺憾」，認為政治道歉將有利於採取措施「消除奴隸制度至今對人們的影響」。2008年美國國會還正式通過決議，為200年前美國實行的奴隸制道歉。在澳大利亞，1998年人權組織發起設定每年5月26日為「國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紀70年代被英國殖民者掠走10萬土著兒童的罪行（將他們抓去英國，讓白人家庭進行所謂「歐化教育」，圖謀從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們被稱為「被盜竊的一代」）（見《炎黃春秋》2009年2月號郭道暉文《五七風云：追求與打壓》）。2010年3月8日，美國洛杉磯大都會交通局在「長青公墓」 修建了一堵紀念牆，以紀念那些19世紀末為美國修筑鐵路而死後不准葬入當地公墓的華工。因當時美國政府推行種族主義政策，華人死後不能與白人一起葬入公墓，只能埋入墓外野地。今天，美國人自己反思，僅僅因為對其他民族人士在葬式上的歧視就深以為憾。其人道精神的高度不能不令人尊敬。（見2010年3月8 日《時代商報》）

即使在我國臺灣，在上世紀50年代「政治受難者」的「秋祭追思會」上，國民黨主席為當年國民黨當局鎮壓人民的「白色恐怖」，鄭重地三度向受難者公開道歉。他說：「雖然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但既然現在身為國民黨主席，就必須承受國民黨過去的責任。」2006年西安事變70週年紀念日，國民黨主席辦公室通過臺灣的黨史歷史館長邵銘煌，為上世紀40年代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楊虎城的慘案，代表國民黨向其親屬道歉。（見同上郭道暉文）

正如許多人士指出的：對國家罪錯由國家領導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於撫慰受傷害著的心靈，獲得社會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解。德國勃蘭特的一跪獲得了猶太民族的諒解和全世界的尊重。普京的跪獻花圈，使俄羅斯和波蘭兩國的關係轉暖。

2010年4月9日《參考消息》第3版

國家領導人出面代表國家道歉，黨派領導人代表本黨派道歉，是擔當的精神，是誠實的表現，只會贏得人們的尊重，推進自己國家或黨派的團結進步。

相反，或諱疾忌醫，或隱瞞事實真相，不但不認賬，反而壓制人民的質疑和批評，封堵人民的議論，則只能加速自身病症的發展，直至失敗。比如剛剛發生在中亞的吉爾吉斯斯坦騷亂，總統巴基耶夫實行家族治國、縱容腐敗、忽視民生、壓制民怨，結果被民眾推翻。這證明，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企圖推行專制治國策略，終必失敗。

在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是一場以扼殺人們獨立思考、鉗制人民言論自由、推行獨裁專制政治制度為目的，採用陰謀誘騙、深文周納、栽贓誣陷等卑鄙手段，打擊陷害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的禍國殃民大折騰。

這一場陰謀運動直接受害的愛國知識份子55萬多人（新近解密中央檔案記載，被扣上各等級右帽的知識份子實際是3178470人。 （據《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郭道暉文《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

由於毛澤東率先垂範大搞陰謀、指鹿為馬，帶壞了全黨、全社會的風氣，從此說實話直言諍諫者下地獄，曲意逢迎溜須拍馬者青雲直上，這才導致隨後發生了盲動蠻幹的「三面紅旗——大躍進、大辦鋼鐵、人民公社」，繼而導致三年大飢荒，餓死國民3750多萬人。

這是一場國家大災難，一場民族大災難。事過53年，肇事的共產黨至今仍不肯真誠的向受害者道歉，甚至對僥倖逃過鬼門關、存活至今的少數當年受害的右派老人繼續採取打壓政策，不准老人們再談論「反右」的卑鄙殘酷，連幾十位右派老人要聚一聚喝茶敘舊也禁止。對比德國總理勃蘭特、俄羅斯總理普京的悔罪認錯，其精神境界何其天壤之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