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忠省長的誤判 [和勝算]

儘管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會上背誦了更多的詩句，但是對於很多媒體人來說，今年中國「兩會」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件，還是「鴻忠搶筆」。3月7日，湖北省長李鴻忠接受記者採訪時，聽到一位女記者問及鄧玉嬌案，頗為驚訝，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她是哪個媒體的，並聲稱要找她所在報社的社長。更加令人錯愕的是，李省長伸手搶走了女記者手裡的錄音筆，數小時以後才由工作人員歸還。

有人援引《刑法》第263條規定——搶劫罪，是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行將公私財物搶走的行為——認為李省長涉嫌搶劫犯罪。李省長卻認為，這件事連道歉都「不涉及」。他對這個舉動的解釋是，「我們擔心她不是記者，就把錄音筆拿去看看了。」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李省長的懷疑，源於她問到了鄧玉嬌案。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就可能不是記者了呢？顯然，他認為在這樣的場合，即便沒有經過特別篩選和培訓，記者也應該心照不宣地，問一些「正面」的問題，讓領導回答起來方便，也讓讀者感覺到社會的和諧。

李省長的判斷來自他的經驗以及他對這個社會的認知，其實並沒有那麼離譜。參加「兩會」的中國國內記者，的確會受到一些紀律的約束，同時會有很強烈的自律意識，基本上不會「亂」提問題。以前幾乎所有記者都是這樣，現在大部分記者仍然是這樣。

幾年前，李鴻忠調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時，上任伊始，就喊出「在深圳，請首先監督我」的豪言壯語，宣稱「今天我鄭重立下了軍令狀，不僅要請黨內各位同志監督我，也歡迎全市人民、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監督我。」今昔對比，有人感到驚訝。其實李鴻忠並不覺得有什麼矛盾之處。他在搶筆事件之後，還主動對記者提到了在深圳的言論。像這樣熱情歡迎媒體監督的官員還有很多，他們之所以如此豪放，是因為他們認為媒體都是可控的，而且是「訓練有素」的，懂得什麼該問什麼不該問。

一直有人期待，在總理的記者會上，國內記者就李鴻忠事件提問。這些人對時局的判斷，並不比李省長更準確。記者會上看似隨機的點名，都「碰巧」落到《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頭上。對於這幾家媒體來說，記者「亂」提問會是嚴重的政治錯誤。

李省長的判斷失誤在於，他沒有看到媒體的變化。第一，媒體的市場化和記者的職業化轉型，已有若干年了。向他「發難」的記者劉傑小姐，來自人民日報集團的《京華時報》。跟李省長以為她不是記者相反，在這些媒體的從業者看來，這樣的記者才是真正的記者。無論從媒體市場還是新聞專業主義的立場看，記者都不應該成為領導的「喉舌」，問一些不痛不痒甚至溜須拍馬的問題。假如我的猜想沒錯的話，《京華時報》不會真的懲罰劉小姐，因為這次事件對該報的聲譽和市場功大於過。

第二，李省長忽略了網際網路的成長。在過去年代，這種事情過去以後，除了當事媒體和記者承受壓力之外，就跟沒有發生一樣。但是如今無論怎樣管制，網路仍然存在比傳統媒體更大的空間，更少的自律。很多傳統媒體即便沒有收到禁令，也會認為涉及官員級別太高，自覺地沉默。但是網民們沒有這樣的「媒體素養」，反過來會迫使傳統媒體人檢討自己的自律，然後打破規則，尋機報導，與網路構成循環互動。

此次事件最終引發了媒體人及各界人士的聯署抗議。一份徵集簽名的抗議書在網路流傳，兩天之內，簽名者就超過了800人。這份抗議書認為李鴻忠的言行背棄了溫家寶總理「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及監督政府」的承諾，踐踏了憲法賦予媒體人的言論權利，也就是踐踏公民問政的權利。抗議書呼籲媒體人及各界人士「知恥而後勇，合力聲討李鴻忠事件的惡劣影響」，並「提請全國人大主席團及秘書處高度關注李鴻忠事件事態發展，查勘李鴻忠不當言行；專門調查並完整公布李鴻忠強奪記者錄音筆的事件真相，責成李鴻忠公開道歉，嚴肅核查相關機構對其省長職務和代表資格的罷免程序」。

李省長大可放心的是，這些抗議的訴求，全國人大都不會理睬。因此抗議書中聲言：「抗議不必苛求勝算，但求無愧於心。」很多人沒有意識到，沒有結果的抗議也有價值。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中，抗議活動本身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

不過抗議者也面臨這樣的質疑：為什麼記者的錄音筆被搶，會鬧得這麼大？在發生過「搶屍體」事件的中國，它算得了什麼呢？

類似的問題也曾經在香港討論過。去年新疆「7.5」事件中，香港記者被內地警察扣留及毆打，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有人質疑道，記者採訪遇挫乃職業常態，為什麼每每激起軒然大波？記者是否利用了媒體特權為自己維權？

首先，我認為抗議活動「勿因善小而不為」。權利本無大小，一律平等擁有，任何人感覺受到不公正對待，都可以進行抗議。世界上一定還有比「搶屍體」更大的不公，不能以這樣的理由要求人們放棄抗議。

其次，正如該抗議書中所言，「為新聞界爭尊嚴，亦是為民眾爭尊嚴」。媒體所擁有的「特權」，其實是指它的公共性質。並非像有些人辯解的那樣，傳統媒體都是國企，政府有權為我所用；網路媒體都是私企，愛怎麼刪貼都行。在新聞專業主義看來，無論誰是老闆，媒體都是社會公器，因為它出售的是跟言論自由相關的公共產品。媒體也應該以這樣的立場來要求自己。從這個意義上說，限制媒體採訪權，性質的確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