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2010年：充滿變數的新「三國演義」

2010-02-20 16:46

諾貝爾獎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在《紐約時報》發表〈屬於中國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稱中國的匯率政策是「重商主義的」，是「掠奪性的」。網路擷圖

2010年伊始，中美關係風波迭起，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對臺軍售、Google事件與國務卿希拉蕊1月21日關於支持全球網際網路自由的演講等等，可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關係陷入低迷。《華盛頓郵報》評論認為2010年頭幾個月，中美關係將「迎來艱難時刻」；歐亞集團甚至將中美關系列為2010年全球十大風險之首。《時代》週刊（2月1日）在一篇題為」The China Fix「的文章當中，也談到中美關係面臨越來越困難的局面。

歐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開高走低」

與前兩任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呈「開低走高」曲線相反，歐巴馬政府的中美關係呈「開高走低」。

從90年代柏林牆倒塌後，中美關係成為兩國最重要的外交關係。無論是克林頓政府還是小布希政府，對華政策都呈「開低走高」曲線。1992年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競選總統時承諾：「不會擁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獨裁者」，但後來卻成瞭解除「六四」後各國禁制措施的積極推進者。面對媒體的譏諷，克林頓只得以「創造性模糊戰略」來自我辯解。其繼任者小布希在競選時將中國定位為美國的「戰略競爭者」，但在911以後被迫與中國發展「戰略夥伴關係」，在美國的「擁抱熊貓派」與「弒龍派」中走中間路線，成為「熊貓避險派」。

歐巴馬在進入白宮之前，對中國（包括台海關係）並無傾向性的定見。他從未指稱中國是一個獨裁國家，也沒有承諾他會採取一些方式將中國引向民主。歐巴馬當選後，在對華關係上更是創造了兩個「第一」：一是在對華政策上充分考慮了來自中國的「智囊」的建議，他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是由美國東西方研究所邀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一個直屬中國外交部的「智囊」機構，從「中國視角」出發參與起草的；另一個「第一」是開創了美國總統上任不到一年就訪問中國的先河。這次訪問中，他公開表達了正面接納中國和平崛起、不謀求遏制中國、願意同中國分享部分「領導責任」等意願，以此換取中美戰略相互保證，希望確保中國崛起不挑戰美國利益，甚且成為促進美國利益的正面因素。

但歐巴馬向中國伸出的友誼之手，卻並未贏得北京的友誼。北京對他以種種方式表達了前所未有的輕慢。在歐巴馬訪華時，中國政府的各種控制比過去克林頓、布希兩位總統來訪時要嚴厲得多。美國為了表示一點歐巴馬的訪問行程不完全受控於北京，曾點名《南方週末》採訪歐巴馬。儘管《南方週末》總編向熹本來就是中共信任而派去看守這家媒體的，採訪報導本身也沒有半點出格之處，但北京還是給予向熹以免職的懲罰，再次抹了歐巴馬的面子。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期間的24國首腦會議上，中國置起碼的外交禮儀於不顧，派一個副部長級的官員對歐巴馬頤指氣使，表現極為粗魯。所有這些，都激起了美國人對中國政府的反感。這些反感積聚到2010年1月，終於在Google事件上找到了爆發點。

中美關係正面臨變數

Google風波之後（參見《看》雜誌55期谷歌事件專題報導），中國的態度還是有恃無恐，認為美國霸權呈現衰勢，中國崛起大勢已成，美國對華需求日漸增高。此情此勢之下，無需擔心中美關係出現變數。
中國有此反應，純粹是顢頇自大之見。從長期戰略角度看，這對「非友非敵」的大國，都把對方看作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競爭者，缺乏建立長期戰略盟友關係的基礎。只是因為雙方的務實態度和各自的中期戰略利益的需求，雙方均認為在近期內合作利大於弊。

但中國方面顯然忽視了為國內政治服務是美國政治的基本規律。

歐巴馬任期的第一年，其政績口碑遠不如前任小布希任職總統後的第一年（那一年布希政府非常成功地應對了911災難）。在外交方面，為了應對金融危機，承擔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領導責任，美國政府不得不在涉及雙邊關係的諸多敏感問題，諸如西藏、宗教、人權及臺灣問題上，歐巴馬政府或者有意淡化，或者盡量推遲。這些舉措引起美國政界與人權團體的諸多不滿，媒體將歐巴馬的亞洲行與當年小布希的亞洲行相比，譏諷為「從牛仔到叩頭的轉變」。在哥本哈根會議上，自我膨脹的中共挑戰國際社會的道德底線，讓人們看清楚這個號稱正在「和平崛起」的大國根本不想承擔任何政治責任，而美國過去的所有克制都被中國視為美國霸權衰落的結果。可以說，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在人權、網路安全問題上的強硬表態，是中國給逼出來的「防衛戰」宣言。

美國經濟目前正面臨轉型。歐巴馬執政以來，美國開始加強出口導向，以此刺激經濟、增加就業與儲蓄。這些措施促使美國經濟結構、消費方式面臨重大調整，美國家庭已成為美國國債的第二大買家，這樣一來，中國無論是作為廉價消費品的提供國，還是作為美國國債債主的重要性均大大下降。2009年12月31日，曾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發表〈屬於中國的新年〉（Chinese New Year），文章指稱中國的匯率政策是「重商主義的」，是「掠奪性的」，贊成用保護主義來解決美國就業不足的問題，並判定中國沒有膽量大量拋售其美國國債儲備來做出反應。由於這位學者的專業地位，他這一提倡會產生較大影響力。在這一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問題容易上升到戰略高度，與正在抬頭的貿易保護主義一起，共同衝擊中美經貿關係的基礎。

歐洲態度正在起變化

中美關係出現陰影，而歐洲對中國的態度也在變化。

兩年以前有較長一段時期，歐盟期待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充滿樂觀情緒。一些智庫連篇累牘提出「歐洲能夠和中國構建新的世界秩序嗎」之類的研究報告。2004年，前法國總統希拉克甚至對中國領導人說，可以在「多極」體系基礎上達至「世界共識」，再以中國、歐洲、俄國的緊密關係來確保「多極」體系的「國際平衡」。那時候，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都希望聯手，削弱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

英國《經濟學人》最近發表文章指出，現在歐洲內部的樂觀主義幻想已經破滅。倫敦智庫「歐洲改革中心」的格蘭特（Charles Grant）說，他和其他一些人曾「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將擁抱多邊主義。

但近年以來中國咄咄逼人的姿態已經達到破壞性的程度。2009年中國囚禁了更多的政治異見分子；處決販毒的英國公民，不理睬英國政府有關該人有精神疾病，應予刀下留人的呼籲。中國對歐巴馬向臺灣出售武器、打算會見達賴進行恐嚇。中國官員在私下會見歐洲使節時，在撤銷對華售武問題的新爭吵中表現傲慢。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和美國對中國的看法漸趨一致。格蘭特認為，美歐雙方有關對中國是接觸還是遏制的爭吵，已經不合時宜；而歐洲幻想中國成為對抗美國霸權的盟友，更是大錯特錯。中國雖然像是一個各方面都在崛起的大國，卻反對歐洲和美國共享的許多價值。而北京想從世界得到什麼，也比以前更為清楚。

正在召開的達沃斯經濟論壇上的各種發言，也從旁論證了世界對中國的態度正在起變化。法國總統薩科齊在27日的開幕詞中指出，貨幣匯率的不穩定，某些貨幣的價值的低估，導致貿易不公平，競爭不合法。薩科齊雖然沒有點名中國，但是聽者都心知肚明他指責的是中國。

Google事件發生之後，各種有關中國黑客盜取情報的消息充斥媒體，世界各國對中國的網路攻擊的怨氣正在集結，期望擁有技術優勢的美國帶頭與中國打一場網路戰爭。只有中國，仍然陶醉在「世界需要中國」的美夢裡面，繼續在媒體上說著各種大話、空話，為自己壯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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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