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彩真相》連載(八)

 

劉文彩對其「經紀奇才」未曾一日忘懷。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萬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義和」銀號……

今天，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依舊遊人如織。有懷舊而來的，有好奇而來的，更有遊人直言不諱：「我是來西天取經，向劉文彩學習怎樣發財致富。」

劉文彩的確是賺錢能手。

剛 到敘府，因為是初進官場，百端待舉，劉文彩無暇他顧，以致太太楊仲華和管家都認為「五老爺再不想做生意了。」但實際上，劉文彩對其「經紀奇才」未曾一日忘 懷。日常行政剛剛走上軌道，他就一下子拿出五萬大洋，興辦他的第一家企業──「義和」銀號。太太楊仲華說他拿錢打水漂，氣得幾天吃不下飯。但劉文彩很快掌 握了金融謀略，僅僅兩年時間，五萬元本錢就翻了好多個滾，回到了劉文彩的錢櫃中。

「義和」生意興隆，業務繁忙，劉文彩就把他的知交彭載揚從 大邑叫來，初任高級職員，暗中監視「義和」經理。原經理作古後，即由彭載揚接印。1925年，根據彭載揚的提議，劉文彩將「義和」改為「人和」，「人和」 規模極為龐大，「義和」時代本金最高不過十萬元，人和開張本金即突破百萬，並且很快攀升到一千萬；到劉文彩撤離敘府時已積累到二千餘萬元。總部敘府，在重 慶、自貢等城市開設分號，仍由彭載揚任總經理。早期「人和」是正常經營，以存款、放款和匯兌為主要業務，兼做一些貿易。

但是，劉文彩的「陽光生意」沒能做多久，隨著政壇風雲的急劇變幻，劉文彩的經營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劉文輝反蔣，劉文彩全力支持。為了應付反蔣可能導致的的巨大災難，劉文彩作了周密準備……

在 中國所有軍閥中，蔣介石最強勁的對手不是劉文輝，但最難纏的軍閥則非劉文輝莫屬──北洋軍閥早被大革命的狂潮所吞噬；李宗仁、閻錫山、馮玉祥等新軍閥或無 可奈何花落去，或向蔣介石俯首稱臣。只有劉文輝頑抗到底。蔣介石費盡心機，始終未能瓦解劉文輝集團，最後還是大吃其苦頭。

劉文輝反蔣有他的 思想淵源。1920年他不過一旅之眾，一個縣的防地。不出十年，竟發展到七個師、二十多個旅，兵員在十四萬以上，防地達八十一縣，幾乎佔四川大半，而且多 屬人口稠密、物產富庶之區，無虞兵源軍需。從來年少氣盛的劉文輝，這時更躊躇滿志。他曾盛氣凌人地宣稱：「我們要有遠大目標，我們的路要分幾步走。先要統 一四川，後要問鼎中原。事在人為，人定勝天。」把持中央政府的蔣介石，是他問鼎中原的最大障礙，也就成了他最大的潛在對手。其次，蔣介石力圖鏟除地方勢 力，真正一統天下。1929年的全國編遣會議，將「削藩」聲浪推向巔峰。或自動解除武裝，或拒不從命而成為「討逆」目標，地方實力派的選擇似乎只有這樣兩 種。自動解除武裝不是劉文輝的風格，即便劉文輝沒有問鼎中原、取蔣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在蔣介石強大的「削藩」攻勢下，僅僅為了守成，也必須與蔣介石對抗。 這就是說，劉文輝是蔣介石天然的政治反對派。正因為如此，改組派發起「護黨救國運動」，劉文輝積極響應。晚年劉文輝曾這樣追述：

……不同的 階級走著不同的道路。……而我呢，屬於反動統治階級的當權派，自然是參加國民黨內訌，從內訌的角逐中去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認為當時國內掀起的此落彼起 的反蔣浪潮，是我問鼎中原的大好機會，乃於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聯名發出東、冬兩電反對蔣介石，脅迫他下臺，讓我們這一群人來掌握中國政權…… （《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4頁）。

不出一月，唐生智即告戰敗，所謂「護黨救國運動」煙消雲散。劉文輝的反蔣圖謀大白於天下，與蔣介石的關係如其晚年所云：「已經是水火不容」。只不過因蔣介石忙於對付閻、馮，無力西顧；而劉文輝也因向中原小試牛刀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機觀變，所以彼此暫時不了了之。

1930 年3月，中原大戰爆發，劉文輝再度赤膊上陣。當時，地方實力派在軍事上尚能與蔣介石較量，政治上卻被動挨打，因為蔣介石據有「合法中央」，又打著孫中山政 治繼承人的旗號，對蔣介石政治上的「討逆聖戰」，他們無從招架。要彌補這個不足，必須聯合以汪精衛為首的「正統孫中山」去對抗蔣介石的「正統孫中山」，用 改組派的「合法中央」去對抗蔣介石的「合法中央」。反蔣必須擁汪，劉文輝別無選擇。汪精衛剛從法國回到香港，劉文輝即派秘書羅承烈前去輸誠；繼又贈汪一筆 活動經費。劉文輝主動投靠，在汪精衛當然是求之不得，大表歡迎。同年7月，汪精衛從香港抵達北平，組織政府，即推選劉文輝為「國民政府委員」及「第七方面 軍總司令」。劉文輝唯恐附和落後，派代表段班級北上與閻、汪直接聯繫。接著劉文輝找僚友鬍子昂密商如何反蔣聯汪。劉對胡說：「此刻中原大戰正在進行，蔣介 石方集中力量對付馮、閻，如果現在出兵進攻武漢，配合馮、閻，將使蔣介石首尾不能兼顧，可以迫其下臺。我知道你對蔣介石不滿，敢不敢一道出來反對蔣介 石？」胡允諾，劉說：「好！我兩兄弟就這樣幹。」劉、胡授意下，9月6日，二十四軍討蔣檄文通電全國，史稱「魚電」。

此番討蔣又歸失敗。事後，劉文輝部屬大罵鬍子昂闖禍，非槍斃不可。劉文輝堅決不要替罪羊，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說：

「 這件事，大家對我一定很有意見。但這是有根源的。1929年12月東、冬兩電我反對蔣介石，今天我還是反對蔣介石。我有一二十萬軍隊，蔣要吃掉我不那麼容 易；如果我的部屬要吃掉我，倒是吃得掉的。只要我們團結一致，誰也吃不掉我們。大家追問電報是誰搞的，那是出於鬍子昂之手，但他一個人怎麼幹出這件大事 呢？是我同他商量干的。你們不要責難鬍子昂，要指責就指責我，我是一個漢子，敢怍敢為，我是不怕蔣介石的。」

這番話擲地有聲，與會者長時間熱烈鼓掌，一場風波遂告平息。

劉 文輝反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在劉氏家族幾十年的苦鬥史中，僅劉文運之子劉元瑭一度投蔣，此外，在重大政治決策方面，在歷史轉折關 頭，從來沒有出現任何分歧，從來都是精誠合作，患難與共。「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蔣介石費盡心機，始終未能瓦解劉氏家族集團，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劉氏家 族的團結，尤其在於劉氏家族主要代表人物劉文輝和劉文彩的團結。劉文輝和劉文彩的團結同樣體現於「聯汪反蔣」。劉文輝贈汪精衛那筆活動經費，二十萬大洋之 巨，全部出自劉文彩私囊。劉文彩另從私囊掏出十萬大洋，向反蔣派極力籠絡的東北張學良購買槍械，裝備二十四軍（《劉文彩在宜賓壟斷市場官僚資本》，未刊 稿，原件藏莊園陳列館）。反蔣屢遭敗績，劉文輝仍未「懸崖勒馬」，公然聲稱：「我是不怕蔣介石的」、「我還是反對蔣介石的！」而此時蔣介石剛剛取得中原大 戰的勝利，其勢如日中天，許多反蔣「英雄」都深感後怕而退縮了，劉文彩對劉文輝堅持反蔣卻未有異議，兄弟倆依舊同進退。

那麼，劉文彩是否不清楚反蔣所蘊含的巨大政治風險？答案所否定的。蔣介石生性殘暴，對政敵素來毫不手軟。一旦秋後算帳，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劉文彩不僅地位不保，而且可能家破人亡。對此劉文彩心知肚明，不但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還有周密的組織準備。

這直接導致了劉文彩商旅生涯的轉折。

「 聯汪反蔣」失敗不久，「人和」銀號即宣告停業，實際是所改頭換面。何以改頭換面？過去的解釋是劉文彩要隱蔽其官僚資本的真面目，此說難於自圓。舊中國官僚 資本非常猖獗，以本名本姓投資商業金融業的軍閥政客大有人在。劉文彩在自己的地盤上經營「陽光生意」，又何懼之有！根本原因其實並不在此，而在於劉氏家族 「聯汪反蔣」所帶來的慘淡前景。劉文彩曾召開會議，與會者是以彭載揚為首的「人和」高級職員。召開這次會議主要是「因汪倒臺，蔣介石得勢，劉怕自己垮臺財 產被沒收，」急於確定對策。據目擊者回憶：

劉文彩向彭提出幕後最重要的指示，指出當前情況變化原因，決定經營工商業的重要路線。那次幕後指示的概要有：

1．資金雄厚，以後還要源源增加，無所謂固定資本，日日改資。不做存款，不指望招牌起作用，盡量隱蔽名聲。

2．劉文彩自稱：「我弟兄佔據防區雖大，但一時不能突破渝萬（即重慶萬縣地段，均為劉湘防區──引者注）封鎖。故在國內地位提不高。目前中央各派系以內（居於）二三等地位，作輕視的看待，僅有微小的利用、互相牽制的關係，並且中央極混亂，無法求得可以依靠的支持力量。」

3．無力吞下雲南。以前想從雲南打通國際線，求得英國或法國的援助已成泡影。

4．因此，處於閉固無援中，所佔地盤均不鞏固，做生意不能永久做下去，新興廠礦更不能做。

5．決定不用「人和」的招牌，改換若干個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賓為總號，內部統一管理，以便於隱蔽財產，做到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業務經營只注重囤積、販運、銷和變相高利貸（同前）。

政治上缺乏安全感，使得劉文彩不能不偏重短期效益，撈一把是一把，而幾乎完全放棄長遠打算——「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且在結束時不造損失」。這便是劉文彩「經營工商業的重要路線」的精髓所在。

彭 載揚得到指示後，立即實行體制轉軌。所有「人和」銀號一律取下招牌，向當地政府報告歇業。實際上更名換姓——「人和」總號與創辦於1926年的「長春」銀 號合併，改稱「慶源」，總經理彭載揚。另在宜賓設分號「長發元」、「樹記」、「吉祥」，在樂山設分號「同慶元」，在敘永設分號「商賢」，在五通橋設分號「 天福」，在成都設分號「全福永」，在重慶設分號「同發源」、「湧源鑫」，在昆明設分號「炳鑫公」，在上海設分號「吉慶」。自貢、納溪、昭通也設有「慶源」 分號。各地分號招牌不一，經營項目也不盡相同，似乎是各自獨立的經濟實體。實則統一管理，牢牢控制在劉文彩手中。長線項目如貸款不復存在，全部經營項目都 是「短平快」。

至此，劉文彩企業全部轉入戰時經濟範疇，經營業務全部納入投機貿易領域。本來是做「陽光生意」的劉文彩轉而從事「地下經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投機商。

權力開道，劉文彩盡可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抗衡。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依仗印把子槍桿子，實施不正當競爭，由此牟取暴利，這是古往今來一切官商共有的嘴臉。作為官商的劉文彩，自難例外。

「 人和」改為「慶源」，金融為主、貿易為輔變成貿易為主、金融為輔。為適應「體制轉軌」，劉文彩隨即派「慶源」總經理彭載揚外出考察。彭載揚用了半年時間， 近到成都、重慶，遠到武漢、上海、昆明乃至越南海防，走街串巷，瞭解商情，在此基礎上擬定新的經營方案，返敘後交劉文彩審批，即付實施。

此番「體制改革」大見成效，《劉文彩在宜罪惡活動材料》稱，行情最好的年份，劉文彩投機貿易所得暴利達1060萬元。這些暴利來自如下幾類。

第 一大宗是鹽巴。劉文彩在五通橋設有「天福」商號，以胥星橋為經理，主營鹽巴。每年在當地購鹽兩千引（每引一萬斤），銷往敘岸、滇岸、永岸。當時四川最大的 貨船不過百噸左右，兩千多引鹽巴足足裝近百艘百噸大貨船。事實上也不可能有那麼多大船專門給「天福」運鹽巴，兩千多引鹽巴大多是用小噸位的普通木船運出 的，「天福」每年需要數百艘甚至近千艘鹽船，佔五通橋鹽運大部分運力。為了保障「天福」鹽巴的運力，劉文彩與當地鹽運業頭面人物侯樹榮、陳容興時常過從， 陳容興更被他認作「乾兒子」。所以，「天福」鹽巴的運輸總能做到「先我後人」，從無半點紕漏。兩千多引「天福」鹽巴銷往敘府、永川和雲南，對三地鹽市構成 了巨大衝擊——一般鹽商根本不可能有劉文彩那樣大的經營規模，無法與其競爭。滇東鹽市因此幾為劉文彩壟斷。為確保在敘府鹽市穩執牛耳，劉文彩扶植其親家姜 伯年（姜伯年次女嫁給劉文彩次子劉元華）為宜賓鹽業行商公會會長，並開辦「信義源」鹽號。劉文彩因此從鹽市中獲利甚豐。即便撤出敘府那年，因戰爭關係鹽業 利潤已經銳減，姜伯年仍向他一次上繳了七十多萬元鹽市收入。

第二大宗是藥材、山貨。劉文彩對此非常重視，投入巨額資金。他派人到雲南、川西 和宜賓，提前把產地買斷，完全壟斷貨源。其他批發商到產地採購時，已經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要麼接受劉文彩商號供貨，要麼捲鋪蓋走路。但劉文彩最看 好的還不是坐地批發，而是季節性囤積。敘府水洞口（今將軍街）、中西醫院（今人民醫院）全部街房都作了劉文彩的藥材山貨倉庫。他還延請大批技師將藥材加工 為成品，據說出售成品獲利最大，個別品種的利潤率可達百分之百，一般的品種利潤率也在百分之八十左右。

第三大宗是棉紗。川南棉紗商不算少， 但誰都沒有劉文彩那樣雄厚的資金，經營規模也就沒法和劉文彩比。劉文彩的棉紗大多是從上海買出。如果遇到洪水季節，劉文彩還會大膽向廠家訂期貨。所以劉文 彩總是穩操川南棉紗貿易的勝券，年銷量往往最大。有一年重慶報關入口統計，劉文彩訂購的棉紗幾佔重慶口岸棉紗入口總量的一半。

第四大宗是變 相高利貸。劉文彩在自貢開設商號，專門收購扣息的期票和期匯票，此項利潤率達百分之四。劉文彩有資金保障，經常投放到一百萬元以上。更於月半、月底比期， 從宜賓武裝保運毫洋到自貢扣洋水、交匯款，每次十幾萬至幾十萬。洋水有百分之一到一點五的收入，加上買入期票或期匯票扣入的利息，其暴利幾乎與經營煙土相 等。據說劉文彩商號遇到貸款戶倒賬時，從不與諸多債權人平均承擔損失。自貢曾有家貸款戶倒賬，一得到消息，劉文彩馬上派軍警武裝護送自己商號的人前去槍提 底貨，抵清放款；其他債權人敢怒不敢言。

第五大宗是市場信用放款。在宜賓、成都、自貢等地每年投資放款三百萬元，控制市場「銀根」。

劉 文采並插足川江航運。1927年之後，宜賓的商品流量急劇萎縮，航運業轉趨蕭條，船主之間因爭搶貨源時起糾紛。為了平息「搶貨大戰」，各船主在重慶集議， 禁止私下攬貨，設置航運辦事處，統一掌握和分配貨源。辦事處主管由劉文彩委派，實際控制在劉文彩手中。以劉文彩之精明，不難看出客貨調度權的含金量，遂於 1930年獨資創辦以航運為主業的「新華實業公司」。聘張挽瀾為總經理，購置四艘輪船：「老蜀通」100噸，經理葉元宗；「元通」50噸，經理周志勇；「 昭通」40噸，經理陶伯寶；「南通」50噸，經理肖景伯。於是，劉文彩又當裁判又當球員，「公平分配」貨源也就無從談起了。如鴉片、白蠟、蟲草、貝母等類 貴重物資，份量輕，運價高，各船主從來都是在所必爭。劉文彩憑藉調度大權，將它們統交「新華實業公司」承運；當貨源急劇短缺、其它船主只能「待業」時，「 新華」船隻仍能滿載。據稱，劉文彩由此「每年可獲利五十萬元左右」。

有權力開道，劉文彩在商海任意馳騁，普通商人根本無力與之抗衡。劉文彩做起藥材生意，「德順生」、「富元亨」等十餘家藥號便不能不垮臺。劉文彩做起航運生意，「植豐」輪船公司、「合眾」輪船公司就不能不關門。官商於自由競爭之害，劉文彩堪作一例。

劉 文采從事投機貿易的情形大致如上。而據《劉文彩罪惡的一生》，從事投機貿易的同時，劉文彩仍「放長線釣大魚」——辦了幾家加工作坊，如打金廠、豬鬃廠、絲 廠等等。「工人們每天勞動十二小時以上，每月工資才五、六元。劉文彩的商業利潤中也包含了對這部分工人血汗的直接榨取。」實情如何？六十年代，調查人員曾 專程前往宜賓，與當事人座談。雙方有這樣一段對話：

問：劉文彩辦過哪些工廠？和這些工廠的情況？

週一寬：龔瑞珍是姜伯年的徒弟，姜與劉文彩是親戚關係。我聽龔說，劉文彩投資銀行，辦工廠方面聽說不多，主要是通過金融，如「長春」、「人和」，主要是通過商業銀行。

熊瑞文：主要是錢莊、商業。

李國章：打金作坊，我在裡面作過夥計。龍繼雲是老闆。另一個是龍海東。劉文彩與這些廠是間接關係。「人和」、「長春」是劉文彩的官僚資本，這些銀號有分號。打金作坊作料是響銅，是好錫，能刷成很薄的東西，劉文彩是間接利用，不是直接。

週一寬：那時規定搞金融的不能辦廠，辦廠就不能合法化。劉文彩就搞地下的，搞秘密辦法。「人和」、「長春」是劉文彩直接經營的（莊園檔案67宗D16卷）。

劉文彩辦打金廠、豬鬃廠、絲廠，沒有得到當事人確認，也不符合劉文彩「下網快，起網快，結束容易」的經營方針。把那幾家加工作坊歸諸劉文彩名下，似過牽強。

但無論如何，作為企業家的劉文彩絕不可能離開印把子槍桿子而生存，企業家劉文彩賺的錢，不可能都是乾淨錢。換句話說，「經紀奇才」劉文彩之手的確是一雙髒手。其實這也難怪，古往今來的官商，又有誰的手稱得上清白呢？

1959年，劉文輝向記者坦承：

「劉文彩的所作所為，該我負責！」

但劉文輝能不能對自己的歷史負責，這時已身不由己了。

企業家劉文彩賺的錢固然不少，與稅捐大員劉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卻是小巫見大巫。

駐 敘期間，劉文彩先後兼職十餘種，除「敘南清鄉司令部中將司令」一職外，其餘本兼各職，均與捐稅相關。而其最重要的職務，則為「川南稅捐總局總辦」。僅此一 項，即足以奠定劉文彩在劉文輝防區內的最高稅政長官地位。這就意味著，投機貿易不過是劉文彩的「副業」，通過徵稅為劉氏家族集團聚斂錢財，才是劉文彩的主 業。

劉文彩的搜刮手法，與四川其他軍閥的搜刮手法大致相同，一為田賦預征，即把以後若干年的田賦提前徵收。以1935年為基準，劉湘的二十 一軍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頌堯的二十九軍多征42年——征到1987年；楊森的二十軍多征44年——征到1989年；鄧錫侯的二十八軍多征 46年——征到1991年。劉存厚的川陝邊防軍更離譜，1935年竟預征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幾乎等於一代農民納了三代人的「公糧」。1935年劉文彩沒能 征到一個銅板的田賦，因為劉文輝在「二劉大戰」中的慘敗迫使他中途退出了這場田賦預征大賽，大賽桂冠也就與他無緣了。1932年他棄官回鄉時。川南田賦征 到1949年，多征了二十七年。

第二種搜刮手法，是統稅雜捐。四川最大的鹽場及產糖區，均為二十四軍據有。鹽稅糖稅雖由各派提用，但近水樓 臺先得月，二十四軍自然油水最多。敘府是著名商埠，水上船舶如織，百貨雲集，也構成一個重要稅源。劉文彩簡直是坐在聚寶盆裡，哪能閑得了。《劉文彩罪惡的 一生》稱：川南關卡林立，往來客貨均須繳納所謂「護商稅」。「不論是經水路還是陸路來的貨物，動輒納稅十餘次或數十次。如水路從樂山至敘府，僅二百餘里， 有關卡三十多處，價值五百元的山貨，要納稅四百多元。陸路由內江至成都僅四百公里，有關卡五十餘處，價值三百多元的貨物，要納稅三百元左右。宜賓縣一地設 有關卡五十多之多。宜賓城中心設城驗卡，東門、大南門、銅灣頭設四門關卡。各關卡由鄉兵把守，‘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錢’。使得商民畏兵若虎。」四川軍閥 莫不濫設關卡，盤剝商旅，甚至「不十里而設關兩道。」三十年代中期全省推行「一稅制」，廢除的苛雜即達120餘種。劉文彩兄弟強征暴斂不比別的四川軍閥遜 色，由此看來，《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的這段描寫，應該不會距史實太遠。

「護商稅」而外，還有戶口派款、臨時派款。戶口派款按月徵收，下達指 標後，「一夥爪牙又加額分派，從團、保到十家排的排首均有分潤」。原定稅額因此在徵收過程中如雪球越滾越大，民不堪負。臨時派款名目繁多，如所謂「公路費 」、「街道馬路費」、「碼頭捐」、「國防捐」等等。「國防捐」數額最大——派款總數達一百萬元，約等於宜賓全縣五年糧額。劉文彩為此專門設立「徵收委員會 」，以宜賓縣縣長張伯英為主任委員，張衡先為副主任委員。召集全縣民團首領和商會會長在中山街撫州館開會，劉文彩親自到場，宣布各鄉鎮派款比例：城區二十 萬元，由工商戶分攤；剩下八十萬元，由各鄉鎮按田租分派，每擔田租派捐一元。准許經手人從中提取百分之五的回扣。不料僅過月餘，二劉大戰爆發，敘南動搖。 除城區二十萬元經劉文彩天天催逼，商會會長鄢之敏、副會長汪體泉不能不提前交清外，各鄉鎮都藉故拖延，直到劉文彩敗退時才交足半數，其餘一半裝進了各鄉鎮 官紳的私囊。

劉文彩徵稅的具體數目，《劉文彩罪惡的一生》說是每年一千二百萬元。此說不可信——四川頭號苛雜劉湘，最高年度稅額也才一千一 百萬元（黎英：《軍閥劉湘的財政搜刮》，見《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1輯》）。倒是《劉文彩在宜罪惡活動材料》較為實事求是：「要統計劉通過稅捐方面到底每 年在宜賓－川南搜刮了多少錢財是不可能的」。雖然已不可能統計具體數目，但二十四軍之兵強馬壯曾居川軍之首，所需軍費主要出自劉文彩徵收的川南稅捐。據此 算來，劉文彩川南年度稅額當僅次於劉湘的年度稅額。約近一千萬元。

如此竭澤而漁，必然激起公憤。1927年劉文輝討伐劉成勛，理由便是劉成 勛「苛政擾民」。在攫取劉成勛防地後，他更裝出一副「關心民瘼」的姿態，訓令雙流、彭山、新津、邛崍等縣知事，教他們「所有一切苛捐立即罷除，以示更始。 」還示意寧雅屬官紳散發宣傳品，頌揚劉文輝的「仁德」，說什麼「二十四軍真是四川革命軍隊」，「劉軍長真是革命軍人」，他的官兵「毫不擾民，軍糧自備，不 拉一夫，不入民房」；甚至是「重兵入境，農民不輟，行旅如常，田夫荷鋤，頌闐闐之有序；行人待路，讓央央以先征。古所謂歸市不止，耕者不變也。」把劉文輝 防區簡直說成了桃花源。但這只是宣傳而不是事實。就在劉文輝對劉成勛用兵之際，《國民公報》不時披露因戰爭負擔奇重，加以旱魁為虐，四川農民「羅根掘草， 人自相食」的慘狀。1927年4月23日，二十四軍防區下川南某縣旅蓉同學會在報上公開籲請取消苛雜，稱該縣「就客歲言，所捐數目，可以稽者，亦遠在五十 萬元以上。計徵糧四季，每季十六七萬元。煙稅及燈捐萬餘元。而去臘新任徵收局長，又向人民借墊五千元。此外，指名押繳之特別捐，除照常徵收外，復預征三年 之糧稅，並勒籌革命費五千元。同人不勝驚駭……」。宜賓留省學會也常常仗義直言，在其會刊上揭露劉文彩兄弟的劣跡。對此劉文彩兄弟頗有自知之明。劉文輝在 告誡其防區各縣局長時講過這樣一段話：「本軍戍地共二十餘縣，初未嘗有公然反抗行為，獨宜賓、榮縣兩處，掀起軒然大波，竟至先後崛起，顯與政府為敵」。仿 佛火山就要在腳下爆發，戰戰兢兢。

劉文彩在川南不遺餘力囊括民財，竭澤而漁，無疑是罪責難逃。但將川南苛雜僅僅歸罪於劉文彩一人，則顯然有 失公允。劉文輝故舊編寫的《劉文輝史話》就有如下一段描寫：劉文輝剛剛回家坐定，夫人楊蘊光便從內室跚跚走出，面色陰鬱，失去平日那種喜笑盈盈的風彩。劉 文輝感到奇怪，正要開口問，楊蘊光從口袋掏出一封信遞過去。原來這是一封控告信，說劉文彩如何把徵稅衙門變成聚寶盆，瘦天下而肥自己。劉文輝看了問楊蘊 光：「你有些什麼感觸？」楊答：「是不高興嘛，五哥發橫財，你給他擔過失，你可會為人作嫁裳。」劉文輝只能仰天長嘆：「親兄弟嘛，叫我咋辦？」據此看來， 川南苛雜當然是劉文彩的個人行為，劉文輝不過是代人受過。這樣描寫，似非史家筆法。劉文彩是川南苛雜的具體執行者，但算不上最高決策者，其受益更非劉文彩 一人獨享。從本質上說，川南苛雜是劉氏家族的集體行為，整個劉氏家族對此都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作為劉氏家族集團的主帥，劉文輝所負罪責更在包括劉文彩在 內的所有其他家族成員之上。以劉文彩為川南苛雜元凶，為劉文輝開脫。其實是自作多情。劉文輝從來都不買賬，從來都不推卸他對川南苛雜應負的罪責。晚年自述 中，他明明白白地告訴讀者——

最盛時期，我這個集團的文武幹部，包括十幾個省籍，歐美、日本各國的留學生和國內南北各大學的大學生，無所不 有。所有這一切，都得花錢，而且要花大量的錢。因此，財政問題又成為壓倒一切的問題。……當年四川軍人控制的防區都是獨立王國，在經濟上，予取予求，為所 欲為，所以大家都拚命地爭城爭地。……我在這方面，當然也是「當仁不讓」。在自己的防區內，苛捐雜稅，人有我有；竭澤而漁，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走到人民 陣營的歷史道路》第3頁）。

1959年，大邑地主莊園陳列館開張。某大報記者就此專訪劉文輝，劉文輝坦承：

「劉文彩的所作所為，該我負責！」

但當然不會讓他負責——他是著名起義將領，公開清算他的歷史，是現行統戰政策所不容許的！劉文輝能不能對自己的歷史負責，這時已身不由己了。

話 說回來，承認劉文輝為川南苛雜「元凶」，這於劉文輝形象並無絲毫損害。劉文輝在當時尚未走向「人民陣營」，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軍閥，一個與其他軍閥「互爭 政權、大起內訌」的政治野心家。劉文輝晚年也說當時的他屬於「反動統治階級的當權派」。只是到後來，才「因時勢推移由假導真而導致了起義。」既然如此，劉 文輝在川南「竭澤而漁，不恤民困」，又何足怪哉！劉文輝其實相當的光明磊落，對其早年經歷一貫秉筆直書，比如說他當年反蔣「並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 的政治野心」；早期親共也「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基於個人政治上的利害。」說他如何種植和販運鴉片，等等。在這點上為尊者諱，既違背歷史科學的基本原則，也 與劉文輝的初衷不合。

劉文輝苛雜擾民，其實也是非他所願。他的長子劉元彥後來追憶說：「他卻經常叮囑，要好好唸書，以後學一門專長。還不止 一次地說：將來不要搞政治，政治很骯髒，沒意思。」如此痛切之言，應該說是發自肺腑。劉文輝之所以厭惡政治，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官場上的明槍暗箭、爾虞我 詐；另一方面，也是因時勢所迫而不能不「竭澤而漁，不恤民困」。既厭惡政治，又無力從政治的泥淖中自拔。現實利益的需要和不泯的良知時時刻刻都在內心劇烈 地衝突，劉文輝非常痛苦。而到晚年，這種痛苦對他來說不是減輕而是加重了。早年的痛苦，原由之一是對在其統治下掙扎於死亡線上的黎民百姓深深的負咎感；而 在晚年，又多了一種負咎感，那就是對他五哥劉文彩的負咎感。早年劉文彩為家族集團尤其是劉文輝本人的崛起嘔心瀝血，死後又為家族集團尤其是劉文輝本人擔待 了那麼多的罵名。劉文輝後來固然走進了「人民陣營」，他的五哥卻被釘上了歷史的恥辱柱，以致毀碑掘墓，屍骨無存。九泉之下，他該如何向他的五哥相告呢？

戴笠對鴉片大王劉文彩都不能不網開一面，還有誰能太歲頭上動土！劉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販煙不已」了……

投機商劉文彩牟取的暴利，遠不及「模範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模範稅官」劉文彩牟取的暴利，則遠不及「鴉片大王」劉文彩牟取的暴利。

軍 閥＝武裝＋地盤＋煙稅，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一個奇特現象。農業衰敗，工商業凋敝，合法產業無法給軍閥提供足夠的稅金。。但仗還在打，軍還在擴，軍隊不可一 日無餉。無可如何之中，便不約而同地打起了鴉片的主意。罌粟幾乎適合全國栽種，而且是唯一的高利潤農作物。有了這棵搖錢樹，就能購置軍火，擴充實力。而一 旦實力充足，羽翼豐滿，軍閥就能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搶佔更多的地盤，並在擴大了的地盤上種植更多的罌粟，徵收更多的煙稅。煙稅——武裝——地盤就構成軍 閥割據的三大法寶。軍閥與鴉片共存共榮，無論是北方的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還是南方的李宗仁，陳濟棠，龍雲，還是以合法中央自居的蔣介石，莫能例外。 甚至是國共合作時期的廣州國民政府和武漢國民政府，也對鴉片產業名義上寓禁於征，實際上征而不禁，因此不但國產鴉片充斥廣東，印度和波斯土也源源不斷地從 澳門、九龍等地輸入。武漢國民政府所在地南洋大樓，擺滿煙燈煙具。中華國民拒毒會負責人往見陳友仁、惲代英等，要求禁菸，卻無功而返。

聚斂快手劉文彩，同樣視鴉片為至寶。

劉 文采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稅政首長，也是劉文輝防區的最高禁政首長——「川南禁菸查緝總處總辦」。那時所謂「禁政」，主要有兩大職能，一是查禁「私土」，二 是推銷「公土」，目的都是維護軍閥政權對鴉片的壟斷經營，使鴉片貿易這個利潤最大的產業，完全掌握在軍閥政權的手中，最大限度地從鴉片中攫取財富。其他軍 閥的禁政如此，劉文輝防區的禁政也是如此。

「川南禁菸查緝總處」設在敘府禹王宮。最初有五十多個轄縣，按縣份大小設「禁菸查緝處」或「禁菸查緝所」。鄉鎮設「禁菸查緝分所」。禁菸機構有如網羅密佈，劉文彩藉助這些網羅，推行「禁政」不遺餘力。

1927年夏，劉文彩在敘府中山街舊撫州館正殿召開「川南禁菸會議」，對川南鴉片產業作了總體部署。

會 場佈置莊嚴隆重。大門前豎立著雄偉的柏枝牌坊。上嵌八個金字：「川南禁菸會議會場」。武裝士兵守護在大門兩旁，與會者都要佩戴出入證。主席台上，大會主席 劉文彩端坐正中，左右依次為瀋眉蓀、劉馥光。台下則為各縣縣長，各禁菸查緝處處長，共計一百五十餘人。劉文彩在會上少言寡語，據說「劉的作風，常喜歡幕後 活動，面子上總是繃起不做聲」。這可能是個原因，但還有個原因：劉文彩是個半文盲，不善言辭，為了少出洋相，遇到大場面盡量不開腔，當袖手觀音。所以會場 上風頭最勁的並不是劉文彩，而是瀋眉蓀和劉馥光——實際上是他的這兩個助手代他主持會議，他只要到到場就行了。所謂開會不過是個形式——「會前啥事都支配 有人，啥事都採取分頭個別接洽，每一縣縣長、處長等到來，先期就與有關科長或負專責的人員等按照計畫洽商停妥，自然各有好處。……明明暗暗都已搞得清清楚 楚」（《劉文彩「川南禁菸會議」的一幕滑稽劇》〔未刊稿〕，原件藏莊園陳列館）。這時才聚集一堂，所謂開會，也就不過是認可幕後交易，使幕後達成的利益分 配格局合法化罷了。

會議精神大致可歸納為如下幾點：

1．川南鴉片由禁菸查緝總處統一採購，統一分配，統一定價，批發給各縣禁菸查緝處（所），禁菸查緝處（所）批發給各鄉鎮禁菸查緝分所。再由分所批發給小販或吸菸戶頭。

2．各級「禁政」機關必須按期繳款，說到做到，不許虧欠。

3．實行嚴格的獎懲制度。銷貨多、繳款快的，回扣就多，否則回扣就少甚至是沒有回扣。

4．禁絕私土。偷運「私土」及買賣「私土」的煙商煙民，嚴懲不貸。

「 川南禁菸會議」開了兩天，兩天中，劉文彩一直金口難開。每個議案都是先由提案人說明意義，再由瀋眉蓀評點，然後瀋向劉文彩說：「請總辦提議表決」。劉文彩 不表示任何意見，也沒有任何表情，只慢騰騰地站起來，問：「大家是不是贊成？贊成的起立。」於是全場起立，提案就算通過了。不過劉文彩實際上是很高興的。 會議閉幕時和大家拍了一張集體照，另給每個與會者送了一張自己的標準照，標準照還有上下題款。分手前劉文彩又舉行盛大酒筵，和與會者喝了個天昏地暗。席上 大家競相站起來給劉文彩敬酒，但大個子劉文彩酒量並不大，每次乾杯都是蜻蜓點水，後來仍舊招架不住，就把護商處科長、親戚呂潤齋拉來當替身。

此次會議，盜名「禁菸」，實則是公開確立鴉片專賣制度。由軍閥政權壟斷鴉片貿易，獨享其利，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川南鴉片貿易開始納入計畫經濟軌道，在禁政首長劉文彩的統一領導下，迅速騰飛。

敘府從此變成了一座煙城。

當 時四川，頭號煙城是劉湘臥榻重慶——重慶為川土、黔土和雲土的主要出口通道、國內最大的鴉片集散地，煙幫之盛在重慶商幫中名列前茅，煙稅成了劉湘二十一軍 的主芽稅源。第二號煙城是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部盤踞的成都。成都有八千多輛黃包車，分上下兩班，共有車伕16000人，這16000人差不多都是癮 君子，走不了多少路，就要停車吸」松香「（川人將煙客稱作松香客）。到青城、峨眉的路上，春天罌花遍野，平日煙土盈市；無論城鄉，十里之內必有煙館。頗具 諷刺意義的是，煙館中都挂孫中山遺像，久而久之，連孫中山遺像都被熏得黑不溜秋，似乎國父孫中山也變成了老槍。

如果說重慶、成都是四川第一 流煙城，敘府便算得上第二流煙城了。敘府城區人口不過萬戶，開設的大小煙館卻多達一百餘家。私燈尚未包括在內。煙館越多，劉文彩財源越廣——川南各級禁政 機關公開徵收「紅燈捐」，煙館只要照章納稅，就算是合法經營。每月每盞煙燈收稅三元五毛；私燈可予優惠——稅金減半，但有一個前提：不得供他人吸食，違 者，輕則處以罰金，重則逮捕「法辦」。有資料稱，僅「紅燈捐」一項，劉文彩可在敘府每年坐收數十萬元。

另一項更大的收入來自「公土」勒銷。 煙館不僅要繳納「紅燈捐」，還要定期認購縣府配售的「公土」。「公土」價格畸高——市價每兩一元，官價每兩二元一角。差價太過懸殊，「公土」自然沒有多少 煙客問津。煙館認購「公土」實際上是為禁政機關作「奉獻」的賠本買賣。若不設法「曲線救國」，煙館老闆免不了喝西北風。好在煙館老闆都是有來頭的人物，「 如‘北園’的老闆侯次修，就是一個官僚地主，‘同樂’的老闆田心初就是一個十足的封建把頭；‘三層樓’的卓雲臺就是一個資本家。」能量極大，「他們可以用 種種方式打通官府，互相勾結，譬如他們的煙燈定額是三十盞，可以臨時增加一、二十盞，這一、二十可以買私煙出售」（《劉文彩宜賓時期的紅燈捐》〔未刊 稿〕，原件藏莊園陳列館）。如此堤內損失堤外補，煙館老闆不愁沒有油水撈，煙館也就可以維持下去。「公土」勒銷百分之六十的收入上繳劉文彩主治的「川南禁 煙查緝總處」。餘下百分之四十算作縣長個人的回扣。一方面通過行政命令向煙館攤派「公土」，一方面實行「利益均沾」原則，用高回扣刺激部屬推銷「公土」。 雙管齊下，「公土」內銷渠道自無堵塞之虞。

「公土」內銷帶來的驚人利潤並沒有使劉文彩有所滿足。他的「氣魄」實在是太大了——據稱，雲南全 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煙土由他包銷。而雲南則是世界主要鴉片產地，1931年，全省產煙達五萬餘擔。本省自用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輸出。這就意味著，劉 文采每年採購的雲土在萬擔以上，此外，每年採購的川土也在萬擔以上。如此巨量的「公土」，絕非川南市場所能消化，必須進軍重慶市場。但煙幫雲集的重慶，競 爭非常激烈。劉文彩在其臥榻百戰百勝的霸權推銷術，在重慶完全不能使用。一時又發明瞭新的招數，外銷因此連連受挫，到1930年下半年，煙土積壓已多達四 千擔。「屋漏偏逢連夜雨」，由於軍閥政府大力扶持，西南煙土連年豐收，終致供大於求，重慶煙價隨之猛跌，鴉片市場一度冷落。這直接影響到劉湘的稅收，劉湘 急了，下令二十一軍防區各縣壓產，稱：「近年以來，煙土產量過剩，不惟大有影響於煙價，抑且擴大四川全省不景氣之恐慌，故惟有減低煙苗之產量，方足以救濟 四川經濟之危機。」但從產的角度減少重慶鴉片流通量畢竟是遠水不解近渴，要立竿見影就要從銷的角度下手。而重慶鴉片相當數量出自敘府劉文彩之手，劉湘便派 人與劉文彩協商，請暫停鴉片出口。劉文彩不負厚望，顧全大局，一方面下令阻關，所有經敘府運往重慶的雲土川土一律就地入庫；一方面開設嗎啡工廠，將積壓煙 土盡量轉化為嗎啡銷往上海。叔侄配合默契，重慶鴉片經濟危機始得紓解。待煙價逐漸上揚，劉文彩才開放敘府煙土輸渝。

在劉文彩統一領導下，川南「禁政」和當時全國的「禁政」一樣，成了鴉片壟斷經營的同義語。劉文彩所轄的「禁政」機構，和當時全國的「禁政」機構一樣，成了鴉片壟斷經營托拉斯。

劉 文采的鴉片壟斷經營不限於貿易領域。資料記載：「為了擴大稅收，在劉管區內金河、府河兩沿岸和一些山地都迫令種菸。……按窩徵稅，取名‘窩捐’；不重則抽 ‘懶捐’，稅率重於‘窩捐’」。成煙上市，另收起運稅、落地稅、過境稅、出售稅……，真是欲收其稅，何患無辭。總而言之，川南鴉片的種、運、銷、吸，每個 環節都給劉文彩帶來巨額收益。《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稱：「劉文彩在敘府一地，從鴉片上面掠奪的捐稅，每年約有800萬元。」這個數目未必準確，但劉文彩 大發鴉片財，為集團私利不惜毒害社會，則是歷史事實。「鴉片大王」之謂，劉文彩當之無愧。

但是，從根本上說，鴉片壟斷經營乃軍閥混戰催生的 「惡之花」——軍閥混戰愈升級，常規羅掘愈發不能支撐龐大的戰爭經費，只能不計後果地借鴉片牟取暴利。誰心慈手軟，誰就會被無情的競爭所淘汰。其次，劉文 彩的鴉片壟斷經營與川南苛雜一樣，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劉氏家族的集團行為。在其中起主導作用的仍是劉氏家族集團主帥劉文輝。對此，劉文輝老同學、老「戰友 」冷寅東有過精到的評述。1976年5月12日，他在成都新開寺74號寓所中告訴來賓：

劉文彩是給劉文輝搞錢、守家的。宜賓地區是川南富庶之地，物產豐富，又是雲南入川口子。當時雲南鴉片盛產，大量運入四川出售。川南各地也盛產鴉片。這樣，劉文彩就以種種名義，課以重稅，並且大做軍火、鴉片買賣，所以搜刮了不少的錢，為劉文輝的軍事經費以根本的保證……。

劉 文采劉文輝大種大賣鴉片的結果，弄窮了農民養肥了他們劉家。劉文輝的錢多，劉文彩的錢多，劉氏家族的錢都多。劉文輝至解放還存外匯、金條。劉文輝的錢用來 培養了他的勢力，收買了一部分他的人材。例如他在「二劉之沾」時，曾用重金收買劉湘部下的師團長。又如，他給二十四近年的軍官，都發以高薪。我在劉文輝手 下任師長時，就每月領活動經費（工資）七千元，生活費根本要不完（莊園檔案E3卷）。

「劉文彩是給劉文輝搞錢、守家的。」劉文彩「為劉文輝 的軍事經費以根本的保證」。這才是劉文彩劉文輝相互關係的本質所在。包括鴉片經營在內，劉文彩的所有聚斂行為莫不服從和服務於劉氏家族集團的政治需要。 《劉文彩罪惡的一生》稱：川南「鴉片流毒蔓延的禍首就是劉文彩」。這樣評斷也就頗堪商榷了。

事實上，鴉片壟斷經營一直是劉文輝二十四軍的搖 錢樹。隨著軍閥混戰的漸趨沉寂，鴉片產業漸趨凋零。1936－1937年，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迭次嚴令禁絕鴉片。二十四軍佔據的西康，卻「十室之邑，必 有煙館；三人之行，必有癮民。」甚至妙齡女子也不例外：「十指尖尖弄玉笛（煙槍），紅羅帳裡香霧騰。」劉文輝一位舊部追憶：

四川軍閥都要販 運煙土，劉文輝搞的特別好，原因是他佔據了敘府、寧縣（西昌）、西康（康定）三個口子。雲土質量好，外銷都要經過寧縣、敘府。涼山少數民族□□種的煙，就 是從寧縣運出來的，以田壩（場鎮）為中心進行鴉片買賣，以槍支彈藥換取少數民族種的鴉片。那時田壩是鴉片的大市場，外面有什麼樣的武器，田壩亦有。彞族土 司（知識份子）岑光電是田壩人。

劉文輝的禁菸處長鬍子運是專門替劉文輝辦煙的，住在西康。劉文輝派兵從九龍斗雲南西部的中甸去接煙，有專門 給他運煙的軍隊，把煙土折成馱子運到康定，鬍子運就幫他運到成都。劉文輝在（成都）武侯祠住了一營人，沒有人敢檢查。又由這營人運到劉文輝在方正街的公 館，公館裡面設有煙庫，由他的三太太楊蘊光經手分配。方正街公館裡還建有金庫銀庫。解放前夕，胡宗南部到成都時，劉文輝部屬都跑了，曾查了他的金銀倉庫， 抄出了幾萬兩金子，幾萬兩銀子。盧子鶴等曾對我說起過，胡宗南在成都的部屬，八個月的開支可用抄出來的金銀解決。我亦曾到方正街劉文輝的公館去看過，倉庫 是造得很好的。

鴉片的利潤高得很。劉文輝部下的職員要搞煙，只要對禁菸處招呼一聲，說我這個月的工資要買煙，一個月就能獲利一倍，兩個月又 翻了一番，即由一變二由二變四。一年做幾趟，就能獲利許多倍。我聽說劉文輝的顧問劉衡儒曾對我說過，他交了四十元錢給唐文輝（即唐英，劉文輝部師長），幾 年後就搞了許多錢，上百萬元，人稱他為「劉百萬」。劉衡儒還勸我搞鴉片，但我不幹。那時要發財容易得很。劉文輝部下的許多文武官員，都是靠鴉片發財的。劉 文采的一大財源也是搞鴉片。

劉文輝從雲南運煙土，是與龍雲接的頭。龍雲是一直在雲南種菸、運煙的（莊園檔案D4卷）。

冷寅東則稱——

劉文輝退居西康以後，還是大量提倡種菸，利用劉元琮為販煙，到成都的武侯祠，是他鴉片生意的據點。西康大量的煙土，由劉元琮部下武裝販運，或由袍哥販運，集中到成都武侯祠劉家軍的黑窩。在成都又有鴉片投機經紀商人周培山為其銷售。因此，後期成都大部鴉片來自西康……

劉文輝實行的是多頭政治：聯合一切勢力、利用一切矛盾、爭取一切黨派、採取一切手段以對抗蔣介石，以自保實力。他這樣做，需要大量金錢。他的這些錢，都來自鴉片收入（同前）。

稱 「都來自鴉片收入」，似過絕對。四川大學教授、中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任乃強老先生回憶，西康時期劉文輝有兩大支柱產業，鴉片只是兩大支柱產業之一。但冷 寅東等當事人的基本評斷則屬無誤，鴉片壟斷經營確實是劉文輝經濟基礎的重要構成。1939年黃炎培作客西康，目睹鴉片氾濫之慘狀，曾賦詩兩首。過越雋詩 云：「紅紅白白回望平，萬花捧出越雋城；此花何花不忍問，我家即傾國亦傾。」過西昌詩云：「我行郊甸，我過村店。東有載，載鴉片；西有儲，儲鴉片。父老唏 噓而問我曰：殺人哉鴉片！青年痛哭而告我曰：亡我哉鴉片！但願他年吾輩來都不見，勿忘敵騎已過湖湘線。」社會各界對劉文輝憤激之辭，屢見報章。

對 此，劉文輝有過交待。他在晚年說：「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個破落戶，財政陷入極度困難，加之蔣介石又唆使劉湘在政治上給我製造了許多亂子，弄 得我焦頭爛額，無法應付。在無可如何之中，竟至從鴉片中去增加收入。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曾經引起國內輿論的非議」（《走到人民陣營的歷史道路》第3 頁）。並不否認主其事者是他本人。他在這裡談的是西康時期，擔川南時期又何嘗能夠例外。

1932年劉文彩退居安仁，劉氏家族的鴉片壟斷經營 托拉斯由劉文輝親自主理，劉文彩則出任「大邑縣清剿禁菸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為其兄長劉文淵），同時兼任「大邑縣查禁種菸第二小組組長」，下 轄大邑南部唐場、安仁、上安、蘇家、董鎮、韓場、龍泉、沙渠等九鄉。劉文彩仍為「禁政大員」。此時的「禁政大員」劉文彩依舊名實相乖——身在安仁，卻充當 西康鴉片產業的「開路先鋒」。劉文輝副官陳耀倫供述：當天全、蘆山、寶興等縣罌花遍地時，滎經縣卻沒有一朵罌花——地方人士反對種菸。就在這時，經劉文彩 引薦，其親信唐登漢出任滎經縣縣長。唐登漢一上任就厲行種菸，並由劉文彩從雲南、西昌引來煙種。「劉文彩是劉文輝的五哥，也就是劉文輝有意要種，不過當國 民黨中央正在禁種之際，不便出頭而通過劉文彩來作一種非正式的勸種鴉片而已，地方人士也就無可奈何」（《西康鴉片流毒造成滎經事變的經過》）。這是劉文輝 劉文彩兄弟「兩位一體」關係的典型體現：「黨國要人」劉文輝不便做但又必須做的事，就由劉文彩代勞。猶如「雙簧」，劉文彩臺前亮相，暗中操縱則為劉文輝。 劉文彩實際上終生扮演劉文輝替身的角色。

不僅西康種菸賴劉文彩「開風氣之先」，販煙也須仰仗劉文彩。劉文輝從西康向成都武侯祠販運鴉片，其中一個中轉站便是安仁劉文彩老公館。劉文彩本人也常常投資鴉片貿易。曾任國民黨重慶行營、成都行轅、西昌行轅和軍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謝藻如晚年追憶：

1938 年，賀國光當成都行轅主任，兼重慶市長，賀住渝不住蓉。行轅事務由我代行。行轅有個參謀長，叫劉倚仁。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準備派人去接他母親，由安慶來 川。為避免沿途檢查，請我發他一張空白護照，由他母親自己去填。我就叫管護照的陳堯卿發他一張，但囑護照上編號碼，登記下來，並另記載是劉參謀長要去。兩 個月後，我接賀國光由渝打來的長途電話，說劉文彩販運鴉片，所持護照為成都行轅所發，已被軍統截獲，戴笠把這張護照交給他了。這事極關重要，囑我乘飛機明 天赴渝。我到重慶後，賀把那張護照給我看，就是劉倚仁拿去那張，有號碼為憑。護照內容是劉文彩自己填寫的。賀經多方向戴笠解釋才得下臺。事後調查，知是劉 文采出錢，劉倚仁出護照，合夥做煙生意（謝藻如：《苦憶四川煙禍》，見《四川文史資料》第10輯）。

此事不了了之，劉文彩毫髮未傷。

戴 笠對鴉片大王劉文彩都不能不網開一面，還有誰能太歲頭上動土！劉文彩也就可以「生命不息，販煙不已」了。創辦「文采中學」是其個人史冊中最亮的一筆，但甚 至這一筆也沒能掙脫販煙的陰影。其五太太王玉清回憶：「（文采中學）修了一段時間，錢也比較緊，劉文彩實在沒有辦法，就找劉文輝做了幾轉鴉片生意，又做了 一轉穀子生意，才修完的。」終其一生，可說與鴉片結下了不解之緣。

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久而久之，溺於鴉片貿易的劉文彩也染上了煙 癮。不僅自己吸菸，而且款待部屬用煙，結交朋友用煙。吸菸成了他在敘府時代的主要社交手段。他曾自稱：其煙槍「編一個連還用不完」。但他頗有毅力。退居安 仁後，雖然未能根絕煙癮，卻已大為節制，每天七口，絕不超量。他的長子劉元龍卻不像他那樣樂而不淫，過而不留。終生嗜煙，每日煙榻橫臥，雲遮霧罩。劉文彩 恨鐵不成鋼，真是害人又害己。

作為川康兩省的一流豪門，劉文彩不可能不富有。那麼劉文彩究竟富有到何種程度？

劉文彩家產主要 源自他在敘府的十年聚斂。一是投機貿易所累積的暴利。二是宦海生涯所累積的薪金。前者的具體數目已無從統計；就後者而言，駐敘時劉文彩兼職近十種，僅「煙 酒公賣局局長」一職，年薪即高達一二萬元，合計每年薪額當不下十萬元，十年薪額當在百萬元以上。而薪水收入在劉文彩家產中應該說處於輔助地位。劉文彩之富 有也就可以想見了。

儘管如此，劉文彩仍算不得富甲四方。1949年3月18日《大公報》刊登《四川省富戶名單》，共八十五人「金榜題名」。 劉氏家族共有八人入榜：劉文輝居第2位，劉湘夫人劉周書居第22位，劉湘部屬劉樹成居第24位，劉文彩侄子劉元瑭居第25位，劉文彩侄子劉元??居第26 位，劉文彩侄子劉元琮居第27位，劉文彩侄婿伍培英居第28位。劉文彩本人僅居第33位。在劉氏家族八位「大款」中，他是倒數第一。

劉文彩家產大致可劃分為三大板塊：田產、房產和珠寶。

辛亥革命後，軍閥－官僚地主階層在中國農村迅猛崛起。擁地數萬畝乃至數十萬畝的軍閥－官僚大地主，不乏其人。劉文彩是他們中的一員。其佔地情況，1959年有關部門曾公布如下：

大邑縣：6133畝；溫江縣：1600畝；崇慶縣：2000畝；雙流縣：200畝；新都縣：120畝；新津縣：180畝；邛崍縣：200畝；成都市：1200，畝；華陽鎮：250畝；新繁鎮：180畝。

以上合計：12063畝。

其 後，劉文彩的田產記錄不斷刷新：12530畝，見諸《劉文彩罪惡的一生》；15000餘畝，見諸《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真個芝麻開花節節高。那麼劉文彩 的田產總額究竟是多少？劉文彩內管家薛疇久六十年代有過明確交待：八千多畝。八十年代，經過反覆調查核實，《大邑縣誌》確認為8091。43畝。

第二大宗是房產。據有關部門1959年統計，其房產分布情況為：

溫江縣：公館2座，街房42間；崇慶縣：公館3座，街房50間；成都市：公館4座，街房40間；大邑縣：公館3座，街房250間；雅安市：公館一座。

這 些統計數字也未必準確。成都市「公館四座」，劉文彩家人只承認三座——文廟街公館、陝西街公館和湖廣街公館。大邑縣「公館3座」，劉文彩家人只承認一座， 即安仁老公館。劉文彩一個兒子回憶，正因為劉文彩在縣城一座公館也沒有，所以抗戰期間，他的兩個小妹在縣城讀中學時，都住在西濠溝劉文淵公館裡。

另據莊園檔案67宗D16卷，劉文彩退居安仁後，仍在敘府擁有巨額房產——街房380多間，獨院30多個。合計約六萬平方米。劉文彩派人常駐敘府收取房租。每月收房租約大米八十石（每石約400斤），全年應收入大米一千石。

在 所有這些房產中，最堪稱道的是安仁鎮劉文彩老公館。二十年代興建，1933年投入使用，佔地28畝，有大門7道，房屋100多間。處處是高牆夾道，厚門鐵 鎖，密室復徑，有若迷宮。與它相連的還有劉文淵公館、劉文昭公館、劉文成公館。數座公館併肩抵足，形成一組總面積達六萬餘平方米的莊園建築群，規模宏大， 富麗堂皇，在川西民居中獨領風騷。1992年5月7日，專家實地考察，送了八個字：「當代文物，無價之寶。」這樣一尊無價之寶，在當年無疑是劉文彩及其家 族富有和顯赫的象徵。

劉文彩家產從來眾說紛紜。至少有三大謎團，即：莊園新公館之迷；新公館金庫之迷；象牙塔之迷。

新公館在 劉文彩老公館對面約300米處，呈正方形，面積比老公館大一倍。這是典型的中西和璧的近代莊園建築，房屋軒敞，布局對稱，既有封建豪門府邸的特點，又兼取 西方城堡建築的某些形式。共有27個天井，160餘間房屋，4個花園、花圃，兩個網球場，還有望月臺、戲臺等。比劉文彩老公館更豪華更氣派。有關部門統計 的大邑三座劉文彩公館，就包括它在內。

關於新公館的真正主人，王玉清早就講得很清楚：

劉文彩說我們家發跡，主要是我們老 □（即劉文輝──引者注）出世後從發跡的。我們幾弟兄都有住的，以後老□回來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所以劉文彩在民國二十六年下半年開始動工，在昆盧寺修劉 文輝的公館，用了二年多時間修成的。這些開支都是劉文彩一人承擔的（莊園檔案67宗D9卷）。

另一位知情人對新公館來由陳述更詳——

這 個新公館，在解放後的極左年代裡，搞地主莊園展覽時，被說成是劉文彩自用的，作為他奢侈腐化的罪證之一。儘管有相當多的人知道是劉文彩修來送劉文輝的，但 不明白為什麼要修成一式兩座緊緊挨著的連體公館。於是有人猜測是劉文彩準備送文輝一座，自用一座，實際並非如此。當年劉文輝有兩房太太，都有權勢，各有一 個兒子，這兩位太太又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成都亦是各住各的公館。因此，劉文彩在構思為□弟建房時，就考慮到這個情況，索性造成一式兩座，兩邊都好看。由 此，也可看出劉文彩的性格，也可看出他倆的弟兄情。誰也想不到卻無心造就了一座古今中外罕見的連體孿生建築（粟子：《劉文彩的後半生》〔未刊稿〕）。

為 了接收新公館，1942年春，劉文輝專程返回安仁，舉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禮。「雲南王」龍雲送去一塊大金匾；劉文輝自己也作了兩塊大金匾，一題「沛然堂」， 一題「致遠堂」，均為劉文輝手書，兩院各一個，掛在大廳正牆上。這些金匾和公館中的其它金匾一樣無一留存：1950年春，有些精明的漆匠知道大戶們的日子 不好過了，就到各地給大宅院的匾對洗金，洗下來的金粉自得，按金量多少酌給戶主一點錢。漆匠有利可圖，戶主也可以變出活錢來繳納派款。劉氏莊園的匾對就是 崇慶縣西街一個漆匠洗的金，洗後的匾對都論斤繳了柴火任務。現在遊客看到的莊園匾對，是莊園陳列館建館時重新製作的，當時已無金粉生產──從前生產金粉， 大多供匾對、招牌、佛像及傢俱裝飾之用，建國後這類用戶沒有了；更重要的是已經實行金銀國有，即便有個別金粉用戶，弄不到原料也沒辦法做。所以有關部門制 作的莊園匾對，都沒有像原有的那樣大量使用金粉，看起來遠不如原有的氣派堂皇。除了龍雲贈金匾，包括崇慶縣長幸蜀峰在內的四川各界名流，也都送禮慶賀。劉 文輝眷屬隨後入住。新公館歸屬劉文輝無疑，卻被有關部門劃歸劉文彩名下，至今未予澄清。

劉文輝新公館「易幟」，其中的金庫也就隨之易主。

劉文輝新公館有間中式客廳，四周用木板鑲成板牆，掛上名人書畫，座椅茶几擺放整齊有序；來往賓客在這裡品茗敘談，卻無人知曉那道風流儒雅的板牆並非板牆，而是一道夾牆，用二尺多厚的鋼筋混凝土澆灌而成。更不知道夾牆後三道鐵門緊鎖著的秘密。

夾 牆後三道鐵門緊鎖著的是金庫，庫房呈「M」形，總容積576立方米。走進鐵門，有三條寬大的長方形甬道。整個金庫密不透氣，彷彿與世隔絕，給人一種陰森壓 抑之感。開國初解放軍打開金庫，裡面已空無一物——胡宗南潰兵路過大邑，曾在此駐紮，從夾牆的厚度看出了蹊蹺，便用刺刀亂戳木板，終於發現金庫。於是，新 公館金庫和劉文輝成都金庫一樣遭洗劫。當年板牆上留下的刺刀痕跡，現在還清晰可見。

新公館金庫遇劫內幕，1992年4月25日《天府週末》 發表的貴州財經學院王尚端老先生的一封來信，有過詳細介紹。開國初王老先生在「西南軍大川西分校」政治部任秘書，該校設於新都縣城，距安仁很近。成都地區 起義和投誠的國民黨軍官，包括國民黨中央軍校士官生，一律編入該校學習改造。結業前夕，學員們分三次自動上繳了大量黃金和金銀首飾等貴重物品。並交待，這 些黃金大多是在安仁劉家公館搶的。校方即派王尚端將這些黃金解送當時的川西軍區政治部。據此，搶黃金的就不只是胡宗南潰兵，包括國民黨中央軍校等經過安仁 的國民黨部隊，都曾染指。

金庫遇劫內幕至此大白於天下。但金庫和金庫中的珍寶何人所有仍需索解。《大邑劉文彩地主莊園》宣稱：金庫及其中珍寶屬劉文彩家產：

這裡曾經儲藏著劉文彩的萬貫金銀。劉文彩建這個金庫非常秘密，連經管修建新莊園的總管家都不知道，設計師則在金庫完工後就失蹤了。

這不過是照搬「水牢」筆法。金庫和金庫儲藏的「萬貫金銀」其實另有來歷。

這就必須說到劉文輝西康時期的黃金開採。

西 康時期劉文輝有兩大支柱產業，鴉片而外，就是黃金開採了。四川大學任乃強教授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對川康地區的黃金資源作了實地考察。近年來我國政府根據任教 授通過他的學生羅瑞卿將軍轉呈國務院的《採金芻議》，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