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國的消費數據被人為低估，由於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數據統計不夠準確，存在極大的低估。
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如果真的寅吃卯糧大消費，中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就要崩潰。換句話說，沒有國人勒緊褲腰帶儲蓄，中國的高投資率與大規模的基建成果將成為空中樓閣。
中國投資率高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工業化初期需要大規模的要素投入，二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有提高投資率進而提高GDP的偏好。
張軍先生業已撰文指出，我國的投資支出數據有被高估的現象，大部分人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等同於固定資產形成額。並且，在投資支出的數據中混雜了不斷得到開發和交易的土地的價值。土地價值越高，固定資產形成額也就越高。但是，按照慣例，土地的交易價值不應該被包括在GDP的統計中，這是因為用於土地徵用和交易的費用並不形成社會的固定資產。張軍先生所言正確，要進一步指出，固定資產形成額即使被高估，也不能否認我國屬於投資主導型經濟這一現實，去除高估的部分，我國投資率依然偏高。
1978年以來，中國投資率保持了較高水平。尤其是1993年以後，中國投資率出現了明顯加快上升的趨勢，至2007年更高達45%以上，平均在30%到40%左右。
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基礎建設關鍵時期，均維持著較高的投資率。以日本為例，從1966年至1973年間，日本經濟增長率從10.5%、10.4%、12.5%、12.1%9.5%、4.3%、8.5%、7.9%，而投資率分別為27.6%、29.4%、31.4%、33.2%、35.4%、35.8%、37.4%，以石油危機為界，從1974年開始，日本經濟增長率陡降，而投資率居高不下。也就是說，在基礎建設時期，40%左右的投資率是可以接受的。
此後日本的投資效率值得懷疑，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率節節下降，甚至在偏遠的地區修建起大量華而不實的娛樂設施與高速軌道交通，又無法應對日元升值壓力的衝擊。日本在應該放棄投資主導的模式之時，卻依然執迷不誤，堅持高投資政策導致不可收拾的失速下滑。
在趙岩女士所寫的專欄中，曾經提及日本西南部一個人口不足7萬的偏僻漁村——濱田（Hamada），歐美媒體對這個小地方的報導屢見不鮮。因為日本「失落的十年」中，這個漁村耗資70億日元修建了一座宏偉的跨海大橋，至今車流罕至，當地居民的評價是「可以練習蹦極」。日本政府開出了慷慨的財政刺激藥方，超過6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其中主力。濱田在那段時間獲得的不止一座大橋，它還興建起一條高速路、一所大學、一座監獄、一個兒童藝術博物館、一個濱田太陽村運動中心、一個亮麗的紅色的遊客中心、一座滑雪場和一個白頭鯨魚海洋館。
結果是令人傷心的，日本的失落期不見盡頭，由於儲蓄率下降，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政府的高負債。2009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2010財政年度預算案，預算和發債規模均創歷史新高，新發國債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超同期稅收。日本財務省預計，到2010財年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計債務餘額將相當於同一財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81%，負債率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平攤到人頭，每個日本人揹負約7萬美元債務。
投資率是否高企並不值得太多關注，應該關注的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投資效率如何，是否都進入了日本海市蜃樓般的濱田小鎮？二是高投資是否在資金上寅吃卯糧，讓公共財政背上沈重的債務，斷送了經濟發展的未來？
相比而言，中國的帳面數據尚屬樂觀，2009年赤字率預計略超3%，債務已經在增長——今年的中央財政國債餘額限額逾6萬億元，中央國債相當於GDP的20%，相比2003年已經增長了200%，很多隱性債務還會在未來兩三年內以銀行呆壞賬的形式體現。但不論如何，我們應該感謝足夠的儲蓄，是這些儲蓄讓中國的基建得以大規模推進，是這些儲蓄使中國可以抵擋住金融危機的衝擊。還是這些儲蓄，使中國可以承受住資產價格的高估，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買單。如果儲蓄率下降，銀行與大企業是撐不下去的。
儲蓄減去投資等於經常項目順差。一旦中國人開始降低儲蓄，大肆消費，出現經常項目逆差。這對一個進入工業化時代的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什麼？經濟下降、動盪和不安。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政府與國企的投資效率，不能讓他們揮霍了資金進行低效的經營。
一方面享受著儲蓄的好處，通過壓低利率與通脹獲取資金，另一方面卻抱怨投資者不會消費。有強盜邏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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