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收入最平均到貧富差別巨大

中國國家發改委制定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近日上報國務院審批,預計各項改革可能於今年內陸續出臺。

收入分配引起高層領導密切關注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在短短30年中從一個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發展為全世界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

30年或35年前的中國儘管等級差別懸殊,但同一階層人群之間的貧富差別並不很大。也許當黑龍江的上海知青因為看《紅與黑》被判坐牢的時候,江青正在欣賞《基督山恩仇記》,但人們的個人擁有財產卻相對平均。

30年後的今天,當那些先富起來的大陸富豪們花161萬人民幣加入北京上海的高爾夫俱樂部,花4.39億港幣買下港島一處公寓的時候,一些生了重病的窮人卻因為沒錢治病正躺在家裡等死。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結果,必然會導致社會矛盾的加劇和局勢的不穩定。

中國當局承認,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主要表現在收入份額、城鄉、地區、高低收入群體等方面。那麼造成如此懸殊的貧富差別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比較學理論

研究中國社會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認為,最深刻最全面的原因是城鄉之間的分離。

用比較學的理論驗證,如果把中國大陸所有居民的收入分為兩大塊,城市人和城市人相比,農村人和農村人相比,判斷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標基尼係數並不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但是一旦把城鄉放在一起比的話,基尼係數立即升至極高。

丁學良教授認為,造成這種城鄉收入的不平等現象,是農村人口在最基本的生產要素方面不能享受或很少享受城市戶口居民的權益。

除了經濟方面的原因,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在社會主義名義下實行的資本主義,被許多評論人士認為完全可能承襲二者的弊端,加劇中國社會的貧富分化。

一般來說,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緩慢發展期很長,可以延續三、四代人,甚至更長。但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發展卻非常迅速。

丁學良教授認為,中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從一個非常貧困的農業社會轉到工業社會的同時,包括民權在內的很多制度性的建設卻被嚴重滯後,甚至嚴重壓制。

正是因為這樣的滯後和壓制,使得整個社會收入的不平等現象無法通過漸進發展的過程來消除。

突破合理限度

儘管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貧富差別,但中國的這種差距按照許多評論人士的話說"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且中國的傳統文化向來是"不患貧而患不均",所以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丁學良教授認為,在三十年轉型過程中,中國出現的資本主義是一種不受法制和民權約束的資本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資本主義最原始、最野蠻、最血腥的那些因素都呈現出來,所以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矛盾卻越來越嚴重。

現代中國社會有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在窮人的怨恨和不滿日益增長的同時,由於暴力與犯罪現象的增加,有錢人也在抱怨這個社會很可怕。

丁學良教授說,這種情況不是領導人天天重複"和諧社會"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找到制度化建設的途徑。

那麼現在發改委制定的重點在"高調低、低調高"上的收入分配調節方案是否具有全面的可行性,能否真正解決中國目前如此巨大的貧富差距呢?

丁學良教授的回答不很樂觀。他說,從過去的經驗看,中國官方出臺的很多類似政策在宣傳上的效果大於實際效果。如果在貫徹落實每一個環節上沒有全社會的公平、透明的鑑定,出臺的政策從字面上看會很好,但並不一定能真正保證全民收入分配朝著公平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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