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日報》大陸新聞版曾報導:中國有史以來一次使用汽車最遠距離轉移服刑人員,動用1580輛汽車,出動7718人次警力,把 1900重刑人千里大轉監,日夜兼程,途經23個市縣,行程1萬3500公里。這使我回憶起1967年文革打規模虐殺勞改犯的一件往事。
那年春夏之交,隨著文革的深入發展,社會越來越亂。為了穩定局勢,中共決定向在押的"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開刀。事前中國公安部下達命令,將犯人從南調往北,從北調往南,日夜兼程,目的使犯人迷失方向,利用當地民眾將五類份子徹底乾淨的消滅,比逢年過節召開公判大會槍斃犯人更為有效,一方面能震鑷民眾,另一方面能根除反抗力量,達至長治久安的目的。
調動完畢,各省市縣公安部門秘密執行命令。第一步製造恐怖謠言,說勞改犯人暴動,攔路搶劫,擾亂社會治安,籍此發動群眾,組織起來自衛。
那時全國大中院校停課,讓學生走出校園鬧革命。教師無事可做,部分錈入文革漩渦;部分回家等候復課鬧革命。我執拾行李回到父母居住的城市。由於戶籍問題,先到居委會填寫好表格。在呈派出所批准才准住宿。
公安局歷來對知識份子懷有戒心,怕我自由走動妨礙他們的秘密工作,借個理由把我管制起來,說我是國家幹部必須按時上班,協助居委搞宣傳工作。
其實我的任務是修改稿子,疏通句子,改正錯別字,然後把公安局的文稿抄寫成大字報,一式十多份,那去街頭和公共場所張貼。
我越抄越覺得奇怪,監獄武警為什麼讓犯人出來危害人民?前天血洗芳村,昨天血洗三雲村,犯人手段殘忍,闖入民宅殺人放火和搶劫財物。大字報貼出,社會沸沸揚揚,胡同小巷都築起閘門,晚上10點後戒嚴。
第二步殺人準備工作。到了第九天,派出所所長親臨具體指導:召開各街委幹部會議,每條街一組為單位,組成一個隊,要求每戶派一個人輪值,必須自帶防身武器,諸如木棍扁擔鋤頭鐵棍等,指定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當隊長,自備哨子鑼鼓,並宣布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日夜把守路口,發現勞改犯人蹤影便敲鑼打鼓圍追堵截。經過半個多月的宣傳和演練,人們磨拳擦掌,同仇敵愾,準備與勞改犯人決一死戰。
第三步虐殺犯人。公安局下令把監獄及勞改場的"國民黨政治犯"和"地,富,反壞,右"罪犯加固鎖起來,不給水飯吃,一連餓四天,讓犯人有氣無力,不能反抗,然後把他們集中操場訓話:"現在外面形勢很亂,監獄已經癱瘓,無法揚4活你們。你們可以自謀生路。"犯人聽此話後,以為從此得見天日,馬上收拾行李,有的連衣服都不要便跑出監獄。
犯人萬萬沒想到一出監獄門口,就被偽裝的便衣干警率領一隊受矇騙的群眾追趕,喊殺連天,鑼鼓聲哨子聲響成一片,人們就像發了瘋的惡狼,揮舞木棍扁擔鋤頭一陣毒打,登時屍橫遍地,血染公路。可憐一幫老弱病殘跑不快的做了棍下冤魂!有的被鋤去半邊腦袋,鮮血腦漿濺到人的褲上;有的肚子被鋤穿一個窿,腸和血染紅了地。
我被關在辦公室裡抄寫大字報,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累了站起來伸伸懶腰,偶爾向外張望,人們交投接耳,低頭嘆息,我感到驚奇,決定擱筆出門看看情況。一位老婦用驚異的目光望著我:"李老師,你真不知是假不知?"我回答:"我整天抄寫大字報,哪有空出街。"老婦批評道:"大字報簡直是造謠,真正殺人的是公安干警!街道吊滿了屍體,不信你去看看。"
我聽了不寒而慄,感到上當受騙:"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將大字報撕得粉碎,跑出街外看個究竟。果然大街小巷的電燈柱上吊滿死屍,胸前掛著一塊大牌,上面寫著"勞改殺人犯的下場"。有的被打爆了眼睛,有的伸出了舌頭,血淋淋的染紅了地面,樣子十分驚人。
忽然一群人驚恐萬狀向工人醫院跑來,我舉頭望去,遠處一條大漢手拿木棍,追趕著一位瘦骨如柴的中年男子。他跌跌撞撞向醫院跑來,看見一個解放軍軍官便雙膝跪下,乞求救命。那軍官用廣東話問;"你是什麼人?"那中年男子用國語回答:"我是右派份子,......四天沒吃東西了,是監獄領導叫我們自謀生路......"話未說完,那軍官勃然大怒,劈胸將那中年男子提了起來,叉住頸部推出醫院外。沒走上十步就被那大汗追上。
我看得真切,那是刑警大隊長。他掄起木棍攔腰狠命掃去,"啪"的一聲,那男子應聲倒地。隊長捧起路邊的一塊花岡岩石,用力朝那男子的頭部砸去,登時腦漿並裂,鮮血濺到路人身上。我不敢再往前行,繞過吊滿死屍的中山路,從小巷回家。
一路上我心情萬分沈重。我做了一件助紂為虐的壞事,因而受到良心上的譴責。
中共殺人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公開(開公審大會槍斃犯人),暗殺(在看守所,公安局,軍事機構折磨或打死)和虐殺三種,以虐殺為最高形式。這次中共把重刑犯萬里大轉監,實在令人憂心,究竟採用什麼形式處理,我們不得而知。但有一條是明確的,殺人越多,必然加速中共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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