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西藏文化的命運

（說明：此文為已發表文章。作者袁紅冰二零零九年八月應邀參加日內瓦藏漢會議之後，認為此文仍具現實意義。故對文章作了一定的文字修改，重新發表。）

引言

當代西藏文化的命運，實質上是殘存於雪域高原上的聖潔信仰的命運。

西藏文化命運問題正冷峻地拷問人類的良知。如果世界只能無奈地看著聖潔的信仰之花在專制暴政下凋落，人類的良知將蒙受萬年的恥辱。對於中國，這種恥辱乃是鐵鑄的罪惡。

正是為讓良知遠離恥辱，為讓中國遠離罪惡，並得到救贖，我撰寫此文。

一、中國的人格危機

人類歷史是人格的實現過程，人格的優美或醜陋決定著民族歷史命運的高貴或卑賤。中國面臨的最深刻危機正在於民族人格的墮落。這種民族人格的墮落，是一切社會悲劇和人間苦難之根；是一切社會不公正和生命醜態的人性原因。

貪婪的物慾，卑微的奴性，凶殘的獸性，無恥的虛假性--這四個要素鑄成了當代中國的民族人格，而鑄造者正是壟斷專制權力的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

中共官僚集團將中國變成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精神和文化的殖民地；中共建政六十年的歷史就是中國人喪失文化的祖國，並淪為文化亡國奴的苦難歷程。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之王，即唯物主義哲學。縱覽人類哲學史，最俗不可耐的便是唯物主義。人的本質被歸結為物，心靈便受到侮辱，精神便受到貶低，生命就失去神聖感，而物慾則成為受到終極肯定的存在。唯物主義哲學實際上這樣確認人的概念--活著，是一塊會喜怒哀樂的物；死了，是一塊將腐爛發臭的物。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以專制的鐵鞭，迫使中國跪拜在這個概念之下。概念一旦被接受，現實中的人就降低為不受任何神界和人間道德戒律約束的存在，而對物慾的追求和建立在物慾之上的狂歡，則構成了生命所能理解的最高理想。已經枯朽凋殘的共產主義理想，也不過是以"物質的極大豐富"作為圖騰。

使人成為道德和心靈之外的存在--這是唯物主義哲學的墓誌銘。當前中國物慾橫流、人性腐爛的現實，正是獲得思想專制權力的唯物主義哲學的必然結果。而背叛古中華精神，將靈魂出賣給唯物主義哲學的中共官僚寡頭集團，應當對中國人格的物慾化負現實的責任。

人格的普遍奴性化即是專制政治存在的基礎，又是專制政治不斷追求的目標。為了使奴性成為社會的準則，專制政治唯有藉助於國家恐怖主義，而凶殘則是恐怖之父。於是，就形成了以獸性的凶殘為起點，以人格普遍奴性化為終點，以國家恐怖主義為中介的專制政治的邏輯過程。而最為可悲之處在於，被奴性化者，同時也被專制政治的凶殘獸性所深深毒害。這種凶殘的奴性正是中國社會中一次又一次巨大人性悲劇的人格基礎。

美好和善良必定與真實共存，凶殘和醜陋則一定與虛偽同在。只有以神聖理想為遮掩，人們才會肆無忌憚地發泄凶殘的獸性；只有在高尚精神的陰影下，人們才會心安理得於自己的人格醜陋。中國專制政治總會及時地為人們提供這種廉價的神聖理想和高尚精神，但是，神聖理想和高尚精神是虛假的，真實的唯有凶殘的獸性和醜陋的人格。

習慣於虛假，生命就謊言化。而謊言化的人格必然失去真誠相通道德原則的能力，墮落成為了滿足物性生存的要求可以做任何事的無賴漢。

歷史運行到今日，共產黨已經成為精神的破落戶，他只能憑藉骯髒的物慾引誘人心，憑藉國家恐怖主義威脅社會。而這種物慾的引誘和恐怖的威脅，正是中國民族人格普遍墮落的基本原因。

中國面臨的最根本的危機就在於民族人格的物慾化、奴性化、獸性化和謊言化。這個危機同時也屬於世界。十三億人成為道德之外的存在，這本身就是對人類作為精神價值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非道德化人群，表明人的概念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部分正在墮落為物慾和私慾的存在。顯而易見，這種存在逐步走向世界的過程，定然也是腐爛的人性的世界性擴張。那是對人的神聖性和純潔性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脅。

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切悲劇--一切對良知的背叛，對正義的拋棄，對真理的戕害，對自由之血的漠視，對他人苦難的冷漠，對骯髒物慾的無恥追求，都同墮落的民族人格有關。

二、中國當代民族人格對藏傳佛教文化的威脅

藏傳佛教創造的精神意境能夠延續到今天，乃是一個心靈的奇蹟。對迷失於物慾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現代人類而言，藏傳佛教或許是其靈魂得到救贖的方式之一。而藏傳佛教，這種關於生命價值的聖潔的判斷，值得被文明永遠記住。

馬克思主義將仇恨與暴力奉為它的精神圖騰。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官僚寡頭集團運用凶殘的暴力，對藏傳佛教文化的生命載體--西藏的僧侶和人民，實施了無情的殺戮、鎮壓、監禁、酷刑。西藏高原上的白雪因此而滲出殷紅的血色。但是，事實證明，除非把絕大部分人都斬盡殺絕，否則暴力並不能消滅人們心中的信仰。在堅硬的精神信仰前，對暴力的崇拜受到挫折。儘管血腥的暴力依然在按照它的邏輯運行。

人是心靈的存在。對藏傳佛教的最可怕的威脅在於，中國官僚寡頭集團一直試圖從西藏人的胸膛裡，剜出那顆精神信仰的心，並塞進一顆在物慾中腐爛的心。媒體的信息傳播，各級學校教育，表面繁花似錦的文學藝術--所有這些本應當同心靈有關的過程，都在當局嚴酷的新聞管制和精神控制下，進行著反心靈的活動。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用中國當代墮落的民族人格，取代藏族人原來的那一顆聖潔的心。持續性的向西藏移民，更把與中國當代墮落的民族人格相連的生活方式，帶上了原本屬於精神王國的雪域高原。這種以骯髒的物慾為內容的生活方式，不僅污染著西藏人的心靈，更逐步趨向於成為主導西藏命運的生活方式。

藏傳佛教的生存處於危機中，一種高於物慾的生活方式處於危機中，一種屬於聖潔心靈的文化處於危機中。而造就這個危機的竟然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猥瑣、最墮落的民族人格。聖潔者面臨凋殘的危險，墮落者卻似乎要擁有所有的陽光。這是何等的慘痛，又是何等的可悲--無論對於世界，或者對於中國都是如此。

三、對人類良知的拷問

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在天性上就仇視一切聖潔的精神意境。這正是它一定要使藏傳佛教湮滅於專制鐵幕下的根本原因。

拜物是共產黨哲學的信仰。在物性崇拜的陰鬱視野中，所有屬於精神意境的哲理和信念，都被視為罪惡。仇恨是共產黨政治學的基因。所有超越共產黨政治範疇的存在，都是共產黨要無情消滅的對象。獨裁是共產黨國家權力學的靈魂。對獨裁權力的追求表現出私慾的最貪婪的願望，因為，它要以獨裁者對生命和生活的醜陋理解，來奴役整個社會。

拜物、仇恨和獨裁權力構成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的天性。這種天性是藏傳佛教，以及與之相連的精神生活的劫數。因此，試圖在中國當代專制的政治範疇內解決西藏問題，以求得藏傳佛教存續和發展，乃是與虎謀皮，緣木求魚，毫無可能。

達賴喇嘛提出西藏高度自治的理念。他希望以自治而非獨立，換取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的相應妥協，從而為藏傳佛教文化保留生存的空間。但是，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對此卻一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並指責達賴喇嘛要求西藏獨立。

我相信達賴喇嘛是真誠的，原因只在於，以淨化人的心靈為天職的藏傳佛教視謊言為罪惡。事實上，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自己也不相信它們對達賴喇嘛的指責。它們只不過是利用這種指責，來迴避啟動西藏真實意義上的高度自治的政治過程。中國當局確實也同達賴喇嘛的代表進行過一系列談判，不過，中國當局進行這種談判的目的只有兩個：一是通過永遠不會獲得實質性成果的談判，緩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當局宗教滅絕政策的批評；一是在這種談判的掩護下，贏得時間，造成西藏佛教消亡的既成事實，從而按照專制政治的罪惡邏輯，一勞永逸地解決西藏的命運問題。

既然共產黨官僚寡頭集團在天性上就不能容忍藏傳佛教文化的存在，那麼顯而易見，唯有共產黨專制崩潰之後，藏傳佛教文化的生存權才能得到專制廢墟之上建立的民主政治的尊重和確認。心靈聖潔的藏族人民本應擁有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否則人類就不配擁有太陽。但是，中國民主命運趨向凱旋的過程，和藏傳佛教文化在共產黨暴政的陰影下逐漸凋殘的過程--這兩個過程誰能贏得時間，我們卻無法斷言。因為，時間並不總是與真理和正義同在。

思想至絕望之處，似乎只有呼喚覆蓋人類命運的蒼天，對中國的專制政治降下雷電的譴責；似乎只有祈禱承載人類命運的大地，佑護藏傳佛教文化。然而，即使處於絕望之中，也難以躲避西藏命運對人類良知的拷問，對蒼天的呼喚，對大地的祈禱，也不能代替人類的努力。既然如此，就讓良知未泯的人們以信仰自由的名義，為保障藏傳佛教文化的生存權而竭盡所能吧--西藏人民要求的，只是一片信仰自由的土地，只是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精神的家園；他們給予人類的，乃是聖潔的精神價值。

《金色的聖山》是我為表述現代西藏心靈的苦難而撰寫的著作。時間可以凋殘，空間可以崩塌，《金色的聖山》，這承載藏族文化的文學藝術王國，卻將與人類的歷史相伴而行。美麗聖潔的藏族少女，高貴仁慈的藏族青年，以及他們的歡笑和悲泣，都將在這文學藝術的王國中得到永生。

噢，太陽終將證實，我為聖潔的藏傳佛教文化的生存權，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