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仇恨互鬥與民主自治（圖）

2009-08-21 11:43 作者:金鐘

新疆維漢衝突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截至目前為止，按官方公布的死傷數字近兩千人，這是整個中國的一樁大慘案大悲劇。出現這樣大的慘案，社會各方應該尋求真相、追究責任、探討起因、商量對策，有效地避免此種悲劇再度發生。但要避免此種悲劇再度發生，要特別探討政府政策是否得當，防範是否到位，處置是否合理，解決是否得體，隱患是否能夠就此消除，逐步實現新疆包括維漢兩族在內的民族和解。不過，令人遺憾乃至悲憤的是，基於如上對政府的追問和考察，我們可以負責任地說，政府在這樁慘案中的防範處置不僅是不合格的，而且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仇恨教育

教育對人潛移默化的影響，無論怎麼估計都是不過分的。很多人對事情的基本判斷，大多來自於學校教育和教科書所得。而我們的學校教育和教科書編纂，至今充滿著階級仇恨。這種仇恨教育既來自於政權得鼎的合法化解釋，也來自於我們久有的專制傳統。

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權力獲得理論，可以解釋現今這個延續了六十年的政府的權力來源。即政權是靠武力起家、暴力獲得的，那麼對美化暴力，挑起仇恨，製造敵人，就是他們統治邏輯的必然延伸。在當今世界，通過暴力獲得政權，必然有一種政權合法性焦慮。因為通過民主自由的制度，運用選票來實現政黨（府）輪替，已然成為一種全球範圍內人所共知的政權合法性，可以被認可的真正來源，即便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也不例外。在獲得政權之前、抵抗和批評國民黨的准獨裁統治時，共產黨通過《新華日報》和《解放日報》發且了大量的民主自由言論，半個多世紀以後被笑蜀編成《歷史的先聲》而遭禁，由此也可以驗證出共產黨對自己的政權合法性一直都是心存焦慮的。

正是出於對政權合法性的焦慮，引導民眾減少對他們暴力獲取政權的批評，他們把兄弟鬩牆的國共內戰，美化成為"解放戰爭"。四九得鼎後，更是利用對知識份子的控制，以及官方傳媒強大的宣傳功能，大規模地"葉公好農"--美化歷代農民起義，把所有農民起義的燒殺搶掠都當作社會進步的動力，當作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來歌頌。我們的教科書特別是歷史、政治、語文等教科書中對暴力革命和農民起義的美化，真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歷代農民起義的變態美容術，依舊是官方史學研究中的頭號顯學。九十年代初期《水滸傳》熱播及反覆重播，其中的歌曲的"風風火火闖九州"更是深入人心，到九十年代末，《太平天國》拍成後，官方感到群體事件日密，因此匆匆加速放完《太平天國》了事。因為民眾看了《太平天國》，面對當下的困境，會受到直接的暴力教育和情境暗示，起而行之的決心就更大，至此官方"葉公好農"的暴力宣傳有所減弱。

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幾十年接受包括仇恨教育在內的奶教育的人，哪能輕易將狼奶吐掉，何況我們現今的仇恨教育依舊借屍還魂地存在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早年階級成分的劃分、血統論的提倡到如今對農民依舊公開的歧視，再到民族政策上的人為製造矛盾與仇恨，生活中無不活躍著仇恨教育的影子。一個人從小受仇恨教育的灌溉，要想剔盡仇恨教育所帶給自己和對他人乃至對社會的傷害，以為像喝了碗孟婆湯就可忘掉一切，從善如流，那是太過天真的幻想。漢族之間仇恨的常態表現為官民衝突、商民衝突等各種階層性衝突，而少數民族的衝突也大抵如此，但其表現形態則因民族之別，而帶上族別仇恨的影子，容易導致更大規模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具體到維漢仇恨與衝突，雖然官方宣傳上強調民族團結，但在實際當中，卻無不透露多方面的不平等，而這不平等就是對人最直接的仇恨教育。漢人覺得在計畫生育上、少數民族讀書加分上吃虧，維人覺得取締維語教學、限制宗教自由等方面深受壓制，而且大規模的漢人湧入，使得維人作為原住民痛感資源喪失，而他們沒能在豐富的資源中得到應有的好處，甚至許多工種維人不能得到與漢人同等的機會。這一切使得那些關於民族團結的乾癟宣傳和空洞說教，變成心照不宣的欺騙，而那些暗藏仇恨種子的乾柴烈火，燃點極低，待機而發，七．五新疆事件的暴發，可謂良有以也。

二：互鬥制衡

在一個肉弱強食的叢林社會，盡情地利用一切信息不對稱，干許多惡事被看作是天經地義的，這也就是中國歷來三十六計、長短經、勾距之術比較發達的深層因由。有許多中國人至今仍對三十六計、長短經、勾距之術抱有無限的熱愛之情，認為這是中國的文化"寶庫"而沾沾自喜。殊不知這正好反過來證明中國的確還深處於一個前現代社會，大家對叢林社會通行的陰謀原則（當然現在有的變成了潛規則）還相當熱衷，並深以為是，在在令人悲哀。許多應該公開的信息，都被官方強行遮掩和封鎖，露出一點真相的，官方便動用其宣傳手段來混淆是非，用陰謀手段來攪混水，以便使真相和問題的實質不了了之。所以我才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陰謀氾濫非國民之福〉來談論陰謀文化，對於我們生存質量的傷害。

專制者的牧民術之一，就是讓你升斗小民互鬥，拉一個打一個，但是絕不是讓任何一方坐大到威脅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四九年後的官方在讓民眾族群互鬥制衡上更是遠超歷代統治者。階級成分的劃分、血統論的製造，都是為了人為地將人分成三六九等，讓民眾互相戒備而仇視。用准軍事化的單位管理、街道居民委員會的監視、使你動彈不得的戶口制度，用城鄉二元分治的辦法，將城市居民和農民處於一種對立狀態，使對農民的歧視公開化、制度化。不特如此，地、富、反、壞、右等分野，破除親人的保護和安慰，把至親也分成三六九等，靠近組織多告密才是惟一出路。在這樣的分治術之下，不惟普通人人心惶惶，就是親人之間又何曾敢說真心話？這樣的互鬥制衡術，可以說貫穿在四九年後官方統治術的各個層面，而民族之間的矛盾，他們又何曾不如此利用呢？

四九年前，漢族在新疆總人口中只佔5%，而今已高達42%，這樣的數據變化是連傻子都看得出來的羈縻同化政策。羈縻在古代信息不對稱，沒有當今全球化民主影響的情形下，有一定的效果。但羈縻政策天然的不信任感，使得原住民對統治者以及與統治者同一族的人有天然的戒備傾向。八任新疆第一把手即黨委書記，除了賽福鼎都是漢人，這是明眼人一看明白的不任信態度，而這種做法遍佈新疆各級政府，真正的領導人幾乎都是漢人。漢族移民有多種，其中兵團移民尤其令原住民感到不舒服，這是壓制和不信任的公開表現。至於說同化，只舉一件即可窺看一斑。比如2002年5月20日新疆《喀什日報》上說新疆當局於5月14日一次燒燬了維語書籍730種，其中包括《匈奴簡史》128本，維吾爾族《手工藝手冊》3200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像這樣打著反恐名義毀掉民族文化之實的做法，十足以增加仇恨。

在這種情形下，原住民難免不把與統治者同一族群的普通民眾也當成撒氣的對象，這也是七．五新疆事件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從官方公布的族別人數來看，大部分為漢族民眾，其死狀之慘，的確令人髮指。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從韶關事件到新疆事件有十天之久，維漢矛盾也非一日，加之官方的監控系統非常嚴密，不可能不知道新疆將發生的慘劇。事實上，有許多民眾也在質疑官方對漢民保護不力，甚至是有意出事，好藉機轉移視線。在開始遊行到出現慘劇的五個小時裡官方也沒有拿出像樣的保護措施，來阻止維漢衝突慘劇的發生，這是非常不好解釋的行為。但鑒於官方長於謀略，"不差人"也是他們歷來的馭民策略（想一想毛澤東的"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教導），深諳利用信息不對稱而為己所用，並著力遮蓋真相，所以互鬥制衡的馭民術，才可以從某種意義上解釋他們這樣的"反常"行為。基於如上判斷，我要說的是，維漢普通民眾，都是真正的受害者，而那些維漢中的政府高官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三：民主自治

抽象地看，民族自治是解決民族矛盾非常有效的一個辦法。但任何辦法要達致實際效果，必須要有與其配套的制度大環境，否則便會流於空洞無用。在中央極權和專制制度下，民族自治根本無法實現，所以官方才會把達賴喇嘛從來都只主張真正的民族自治的意見，也視作分裂國家，因為他們無意真正實現達賴喇嘛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如果按此實現的話，那麼必須進行相應的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官方並無此意，故只有污其為分裂了事。

眾所周知，四九年後的民族政策沿襲蘇聯民族政策的做法，人為分成五十六個民族。這種分而治之的做法，當然可以讓被分治的人或者族群不能容易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官方以提高議價能力。但是藥三分毒，何況蘇聯這種人為錯謬甚多的民族政策。這種人為劃分民族、增加族群認同，但又或明或暗地打壓的做法，這是四處不討好的笨辦法。不少漢族人覺得官方姑息少數民族，因此漢族沙文主義的叫囂言論並不少見；反之，許多少數民族覺得你對我們的幫助是口惠而實不至，甚至還趁機掠走本該屬於我們的資源。因此可以說，無論是漢人還是少數民族都抱怨官方政策之不公，弄得官方左右為難。但官方由於政策的僵化、專制的傲慢、思維的呆板，已很難接受改革的新思維，所以他們可以短時期內"維穩"，但長期來講，各族群的利益衝突是個絕對不容迴避的現實，弄不好就是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世界上的國家大多面臨族群如何和諧共處的問題，處理族群利益紛爭和文化、宗教上的分歧，有許多好的辦法可資借鑒。美國只有亞裔、非裔等之別，但都屬美國人，在憲法和公民權利的保障方面，所有美國人無論是何族裔，均一視同仁，這是消彌雙方因不平等的權利而產生鴻溝的最佳辦法。中國只有取消蘇聯政策的老套路，走全民在權利上一視同仁的民主自治之法--在我看來，多方比較，民主自由才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最優選擇--才能最終在較大程度上解決族群裂痕，因為新疆事件與其說是民族衝突，毋寧說更是一樁事涉維漢雙方普通民眾的人權災難。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