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消費取向與一般人很不相同 - 價值連城
這裡就涉及到，常人所言毛澤東的"廉潔"問題。 在"八九民運"期間，天安門廣場曾流行這樣一句順口溜：毛澤東的兒子上前線，鄧小平的兒子學圈錢，華國鋒的兒子上山下鄉，趙紫陽的兒子倒彩電......它反映的是各個時期的國家領導人，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從這些印象裡，毛澤東看似一個非常克己、廉潔和自律極嚴的人。在毛身邊工作過的人，也曾描述，他飲食如何簡單，穿著如何破爛。在消費方面，除了抽煙，他似乎沒有更多的興趣。不論是各國元首送給毛澤東的禮品，還是家鄉百姓敬貢的土特產，毛澤東一概交與國庫或分贈他人，據說，在各種禮品中，毛澤東只留下四件東西：一是西哈努克送的一個公文包；二是齊白石送的一方硯臺；三是郭沫若送的一塊懷錶；四是宋慶齡送的一對鴨絨枕頭。......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索取，的確連一個清廉的省、部級幹部的水平也達不到。
這些情況表明，毛澤東並非一個"物質享受型"或"享樂型"的人物。但是，這即便是事實，也只是說明，毛澤東的消費癖好，與"俗人"的興趣有所不同而已。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消費也被掩蓋在"工作需要"的幌子下面。
在上一章，我們已經談到，毛擁有一個龐大的、需要專人管理的圖書室。從他的圖書管理員徐中遠的回憶，我們大致可知毛澤東這方面"消費"的路徑。
例如，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第二次要看《水滸》，而且指明要看《金聖嘆批改水滸傳》。此時，在他的書庫中，已經有十二種不同版本的《水滸》。但是這一次又與前次不同，他"要找線裝本，字大一些的。"大約是線裝的比較輕，豎排本也便於卷握，適於床上閱讀；"大字本"則是方便他日益下降的視力狀況。但在毛澤東的存書中，字都比較小。秘書將此情況向毛匯報之後，毛讓他們"再到北京圖書館或者其他的圖書館去找"。以後，秘書們從北京琉璃廠中國書店翻箱倒櫃，找了一部線裝本《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字較大，也是金聖嘆評點過的。又到首都圖書館借來一部《全像繪圖評注水滸全傳》。後一種，主席翻看後第二天即退回。前一種毛就 "一直留在身邊，默默伴隨著他度過終身"。
他的藏書，據說共有"十多萬冊"，到底有多少是買來的，多少是"借用"的，或者乾脆是索要的，目前尚無專文揭示，但從他的一些秘書"近水樓臺先得月 "──憑藉權勢和工作機會聚斂古籍善本和文物的行徑，可知毛澤東借"工作"以自娛的一斑。有資料顯示，在毛的身邊，一大批權貴、文化界的"把頭"人物或者位高權重的秘書，都有紛紛向國家寶庫──故宮博物院或地方博物館伸手──"借用"文物的事情。那些帝王聚斂的財富──宮廷珍寶，包括價值連城的書畫、印章、陶瓷、瑪瑙、自鳴鐘、八音盒等古玩，就憑一紙"借據"，被他們無償享用。礙於國家的文物制度，這些"借"出去的文物不利於保管和保養，保管人也無法負責，有關部門竟不得不以"作價"的方式"賣"給他們個人。而這種作價，完全不是根據文物的價值，而是象徵性的收取"幾元"、甚至"一角 "錢。就這樣，多少價值幾百萬的國家財產，就"合法"地變成了私人收藏。
當然，這些"文物愛好者"的收藏，大量是從民間"市場"上購買來的。1949年的革命、三年"自然災害"，包括後來的文革，使大量過去由金權和文化貴族私人收藏的文物流入民間，它們或者因民間的收藏者不識貨、或因主人生活所迫，而以極賤價賣給文物商店或古舊書店，文物商店或古舊商店則為這些新朝權貴 ──也就是那些出得起錢的人──留存或通報消息。以至於在這些"收藏家"之間，還演繹出不少明爭暗鬥。文革前，北京市委書記鄧拓就因"非法收購文物"被有關部門立案；毛澤東的兩個秘書──陳伯達和田家英的宿怨，據說也與古玩有關。據陳烈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田曾多次隨毛到杭小住，自己趁便通過那裡的古舊書店蒐集了不少江浙一帶的清代名人墨跡。1961年，田又奉毛命到杭州搞"農村搞調查"，大概是由於"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生活的拮据，不少人把祖傳的文物也拿出去賣了。所以，過去只能從畫冊上看到的文物照片，這個時期卻可以在市面上見到了。也就是在此時，田家英"意外"地發現了鄧石如的一幅對聯 ──"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立即買了下來。據梅行、範用說，田回京後即把此物"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愛難割捨，"借"去挂了很長一段時間。陳伯達就是在毛處看到這副對聯後，要求參觀了田家英"獨步海內"的收藏。而據陳伯達的兒子最近披露，田的真偽藏品，達"一千五百多件"。
田的這些活動，是否與毛有關？當時在毛身邊的另一位工作人員的一則回憶透露出一些信息：
田家英與毛澤東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情趣和愛好。毛喜歡讀中國古書，喜歡中國歷史，中國古典文學，特別是中國舊詩詞。田也有這方面的特殊愛好。......
毛澤東可說是當代一流的書法家，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看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他多次要過懷素自敘帖。我們見到懷素的字帖，只要好的，就買下來給他送去。1961年10月27日，毛澤東要看懷素《自敘帖》，並指示我們，把他所有的字帖都放在那裡。從此，我們就在北京和外地，買來很多字帖，包括一批套帖如《三希堂》、《昭和法帖大系》（日本影印）等，放在他的臥室外間的會客室裡，擺滿了三、四個書架。......以便隨時觀賞。1964年12月10日，毛澤東要看各家書寫的各種字體的《千字文》字帖。我們很快為他收集了三十餘種。行草隸篆，無所不有，而以草書為主，包括自東晉以下各代大書法家王羲之、智永、懷素、歐陽詢、張旭、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趙孟俯、康熙等，直到近人於右任的作品。
除了買字帖供毛澤東觀賞，我們有時還到故宮借一些名書法家的真跡給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陳秉忱向故宮借了二十件字畫，其中八件是明代大書法家寫的草書，包括解縉、張弼、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選自陳小雅《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行為及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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