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到處瀰漫著慾望的狂歡和情緒（而不是理性）的肆虐。
這裡有含淚的勸告，有幸福的表白；有"四月青年"的憤怒，有"中國代表"的不高興。這種情緒很少與精神有關，或說只是一種精神病症。
明末文人不就表現出了種種狂態嗎？他們狂怪陸離，吃喝玩樂，乃至真的瘋癲或自殘。這也是肉體感覺的體現。但明末文人是在用解構肉體自由的方式抗議精神的不自由。他們拚命折騰（磨）自己的肉體，是因為難受--他們對不自由與虛無難受到了骨子裡。
可當下的肉體情緒裡沒有抗議（這話絕對了，"草泥馬"不就橫空出世了嗎？），也沒有難受；有的只是亢奮。
難受了才有可能對苦難有感覺；進而由這感覺引領著擔當受難的沈重。亢奮的內裡是艷羨。
艷羨誰？當然是鄧貴大--鄧鬼大--鄧龜大。（弗洛伊德使用過一個術語：Penis Envy）
（以下我不得不使用一些骯髒的字眼。請原諒，我避不開它們！）
鄧玉嬌事件警示我們：當下我們如何在這個社會處置我們的肉體。
因為被污染的空氣的確讓我的鼻子嗆血，被污染的水讓我的嗓子腫痛，身邊呼嘯而過的轎車讓我心驚肉跳，偽劣電器、有毒食品讓我受傷、得病。
慶幸我自己沒有農民工累得吐血的感覺，更不會有鄧玉嬌被"推坐"在沙發上的感覺。但真的沒有嗎？
作為一個大學教師，當我整天在各級領導的要求下填層出不窮的表、造五花八門的假時這些沒有任何尊嚴感、成就感的事務讓我腰酸背疼、疲憊不堪，覺得自己就是一頭被驅趕著拉磨的騾子。現在一聽說又要填表就頭痛--我說的是真實的生理反應，都得神經官能症了。
作為一個公民，當有話要說卻遭封口、應講真話卻不得不撒謊時，我的確感到憋得慌。二十年前（那時發生了什麼？），我曾被校方的保衛和紀檢官員嚇得尿了褲子。（不好意思，這是真的。）去年這個時候，當學生告發我（課堂上就汶川地震質疑政府行為的言論），系主任勃然大怒，要停我的課，並暗示要向更上一級報告（後果是開除我），還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時......
我感覺我就是鄧玉嬌。
我們都是鄧玉嬌，都是農民工。
前天讀到劉水先生的一篇時評《當官員生殖器成為公器時》，文中指出在鄧玉嬌事件中，鄧貴大等官員的生殖器成了公器。真是一針見血！是啊，在官權通吃一切的國度，當社會公器成為官員的私器時，官員的"私器"自然就會成為公器。
不受任何制約的官權是一劑強力春藥，它使擁有它的官員那由私變公的"器"金槍不倒所向披靡。有了它，連鄧貴大這麼個身高一米六、體重八十斤的小癟三也覺得雄風萬丈要什麼有什麼喜歡誰就是誰。
官權手握這樣的器對準了我們，喝道：跑什麼跑？你丫不識抬舉，老子是為了讓你舒服！（阿呸！我現在就噁心了。我不舒服。）
他們不是說他們是為人民服務的嗎？不是說他們的折騰都是為了拉動內需嗎？不是說強制拆遷暴力征地都是為了建幸福之都嗎？不是說所有的言論控制都是為了社會和諧嗎？
這真是以私謀公的時代呀。因為他們認為官權本就是歸官員私有的，拿出來衝你使使算便宜了你，算你幸運，你應該感恩戴德連喊"舒服"才是。
在這個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倒錯的國度，我們無處可逃。
官權在公域肆虐一番之後，興盡意闌，於是轉向私域，瞄上了我們最私密的肉體，尤其是處女的肉體。它又勃起了。
這也是官權的一種狂，一種狂歡：出於對自身不合法與短命的恐懼，官權讓權力者的肉體感覺變了態，讓他們不變著花樣地折騰就不舒服，就像上了毒癮一樣。
至此，問題出來了：我們如何在當下這個社會處置我們的肉體呢？在黨下？在襠下？
如果我們不拿自己的肉體當回事，就索性乖乖躺倒，閉上眼睛，張開四肢，進而主動配合，大聲喊"爽"，事後我們就會感到很舒服，很亢奮，很自由。於是艷羨，Penis Envy，油然而生。
這讓人想起了群體性斯德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看來在不自由的國度不可能有肉體的自由，有的只是肉體的"被自由"。"被自由"了的肉體喪失了感覺難受的神經。
此時此地真實的肉體感覺，對於生活的"去蔽"有重要價值。
只要我們對自身的肉體倍加珍視，真心呵護它的私人性，就會尊重它通過生理的難受給予我們的警示。
我們還活著嗎？
明天也穿一件白衣上街吧，我們也要堅挺起來！
Stone
2009年6月3日23：55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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