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騙我三十年 誰能為我來伸冤
我叫黃立華，原是湖北省紅安縣華家河鎮的一名小學民辦教師，職稱小教高級。1977年剛滿18歲的我因教育的需要進入了本村小學任教。
在崗工作期間，我有意識地要求自己，做一個全能合格的優秀教師。幾年來，經過不斷的自費學習、進修，我已是一名公認的小學各科優秀全能教師：不僅能流利地說國家二級甲等標準的普通話，還能做到使一個靜寂的學校有嘹亮的歌聲，每塊黑板報的繪畫也是非我莫屬，書法也有一定的造詣......
然而，自1992年以來的多次民辦教師轉公辦教師考試，我都以優異的成績勝出，但每次政府都以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超計畫生育為由將我除名，使我與轉正無緣。
事實上紅安縣是怎樣執行計畫生育的呢？
1988年3月1日《湖北省計畫生育條例》公布實施後，紅安縣1992年才成立計畫生育管理機構，1995年才採取大行動，所以紅安縣1995年以前的公民超生行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這是縣委、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認同的，也是有檔案可查的。再說，紅安縣至2004年為止有近千名超生四胎、五胎甚至六胎的民師轉了正，就是和我同校超生的教師中，文化考試、業務考核分數低的都轉了正，反之則拒之門外（有大量的實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生育二胎後，我按要求做了男絕育手術，意外生育第三胎後，妻子又做了絕育手術，並且當時我已接受了村、鎮兩級的經濟處罰，當時鎮上對我罰款二千四百元，村裡罰款五百元。1998年民轉公考試我考了228分，在全鄉位居第二，完全夠資格轉正，但政府再次以我超生為由處罰我，取消我轉正的資格；2004年最後一次民轉公考試，我考了213分，而當時的轉正分數線只有176.5分.當年不僅讓我參加了考試,而且還公布了考試分數，但最終又以我超生為由再次將我除名。算起來，一起應由政府負主要責任的超生行為，我已經六次受罰，最後一次處罰粉碎了我的民轉公之夢，並把我從鍾愛的講台上趕了下來。
八十年末，我超生時，將我從講台上趕下來，我無可非議，但當局未趕我走。如果紅安沒有超生人員轉正，我也無可非議。為什麼當我的孩子到了可以談婚論嫁的年齡，卻一再又對我進行處罰，這不能不說是政府對我們的一種欺騙。這種欺騙的手段極其殘忍，其程度不亞於當年的法西斯統治者。
兔子死前還要跳三跳，況人呼？面對強大的縣人民政府的殘暴行為，已經為農村教育事業獻出寶貴青春近30載的我和全縣命運相同的民師一道選擇的是致死抵抗。明知雞蛋砸石頭是粉身碎骨，但我也毫不猶豫。
2004年10月19日，紅安縣民師在多次到縣、市、省、京上訪無效的情況下，毅然攜帶農藥在中南海門前準備自殺被制止，我因此被拘留15天後，"取保候審"回家。
2005年5月的一天，我到縣上訪時發生車禍，面部被縫50多針，倖免遇難。
由於喊天不應，叫地不靈。2005年9月9日教師節前夕，我和韓用書、李保成、佔必發、蕭萬銀五位民師在湖北省委門口高呼"共產黨萬歲"後服下大量農藥自殺，被送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搶救，七天搶救期間，我大小便失禁。政府為此次集體自殺事件支付的藥費達三十餘萬元，可他們寧可把錢花在醫院裡，也不肯解決我們的問題。
紅安縣政府不僅不反思他們的胡作非為，2005年11月11日將我們又送進牢房。獄中的我視死如歸，和同被捕入獄的陳天國一道絕食兩天，以示抗議。
2006年參加完高考的女兒多麼希望能上大學繼續讀書啊！但是懂事的女兒看到家裡的頂樑柱，為黨賣了近30年命，兩鬢斑白的爸爸被縣人民政府無辜地摧殘了，看到家裡的大堆債務，看到搖搖欲墜的破房，看到終日勞累、瘦骨如柴的媽媽，看到還在讀書的弟弟，含淚放棄了上大學的夢想，和哥哥一起南下打工。四天後，女兒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送到了家裡。
在上游喝水的狼可以以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髒了它的飲水為由吃掉小羊。紅安縣政府不反思他們鎮壓民師的理由何在，卻反說民師們破壞了社會的穩定，因而他們可以隨時隨地隨意羈押民師，限制人身自由。
2007年7月，紅安民師在北京依法上訪後，我和蕭萬銀、朱孝青、江敬書四民師被非法羈押在紅安黨校三天後，我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拘留五天，其他三人每人罰款200元。
2008年12月6日，我和另三名民師準備乘火車到北京上訪，在湖北麻城火車站被政府人員截回後，在華家河鎮政府辦公室，我又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達12個小時。
三次坐牢，一次車禍，兩次服毒，兩次羈押，歷時五年。這血淚斑斑的數字就是我這個已為農村教育事業，在超低薪中守望轉正近30年的優秀教師維權過程的真實寫照。
2009、1
我叫黃立華，原是湖北省紅安縣華家河鎮的一名小學民辦教師，職稱小教高級。1977年剛滿18歲的我因教育的需要進入了本村小學任教。
在崗工作期間，我有意識地要求自己，做一個全能合格的優秀教師。幾年來，經過不斷的自費學習、進修，我已是一名公認的小學各科優秀全能教師：不僅能流利地說國家二級甲等標準的普通話，還能做到使一個靜寂的學校有嘹亮的歌聲，每塊黑板報的繪畫也是非我莫屬，書法也有一定的造詣......
然而，自1992年以來的多次民辦教師轉公辦教師考試，我都以優異的成績勝出，但每次政府都以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超計畫生育為由將我除名，使我與轉正無緣。
事實上紅安縣是怎樣執行計畫生育的呢？
1988年3月1日《湖北省計畫生育條例》公布實施後，紅安縣1992年才成立計畫生育管理機構，1995年才採取大行動，所以紅安縣1995年以前的公民超生行為，政府應負主要責任。這是縣委、縣政府辦公室工作人員認同的，也是有檔案可查的。再說，紅安縣至2004年為止有近千名超生四胎、五胎甚至六胎的民師轉了正，就是和我同校超生的教師中，文化考試、業務考核分數低的都轉了正，反之則拒之門外（有大量的實例）。
八十年代中期，我妻子生育二胎後，我按要求做了男絕育手術，意外生育第三胎後，妻子又做了絕育手術，並且當時我已接受了村、鎮兩級的經濟處罰，當時鎮上對我罰款二千四百元，村裡罰款五百元。1998年民轉公考試我考了228分，在全鄉位居第二，完全夠資格轉正，但政府再次以我超生為由處罰我，取消我轉正的資格；2004年最後一次民轉公考試，我考了213分，而當時的轉正分數線只有176.5分.當年不僅讓我參加了考試,而且還公布了考試分數，但最終又以我超生為由再次將我除名。算起來，一起應由政府負主要責任的超生行為，我已經六次受罰，最後一次處罰粉碎了我的民轉公之夢，並把我從鍾愛的講台上趕了下來。
八十年末，我超生時，將我從講台上趕下來，我無可非議，但當局未趕我走。如果紅安沒有超生人員轉正，我也無可非議。為什麼當我的孩子到了可以談婚論嫁的年齡，卻一再又對我進行處罰，這不能不說是政府對我們的一種欺騙。這種欺騙的手段極其殘忍，其程度不亞於當年的法西斯統治者。
兔子死前還要跳三跳，況人呼？面對強大的縣人民政府的殘暴行為，已經為農村教育事業獻出寶貴青春近30載的我和全縣命運相同的民師一道選擇的是致死抵抗。明知雞蛋砸石頭是粉身碎骨，但我也毫不猶豫。
2004年10月19日，紅安縣民師在多次到縣、市、省、京上訪無效的情況下，毅然攜帶農藥在中南海門前準備自殺被制止，我因此被拘留15天後，"取保候審"回家。
2005年5月的一天，我到縣上訪時發生車禍，面部被縫50多針，倖免遇難。
由於喊天不應，叫地不靈。2005年9月9日教師節前夕，我和韓用書、李保成、佔必發、蕭萬銀五位民師在湖北省委門口高呼"共產黨萬歲"後服下大量農藥自殺，被送往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搶救，七天搶救期間，我大小便失禁。政府為此次集體自殺事件支付的藥費達三十餘萬元，可他們寧可把錢花在醫院裡，也不肯解決我們的問題。
紅安縣政府不僅不反思他們的胡作非為，2005年11月11日將我們又送進牢房。獄中的我視死如歸，和同被捕入獄的陳天國一道絕食兩天，以示抗議。
2006年參加完高考的女兒多麼希望能上大學繼續讀書啊！但是懂事的女兒看到家裡的頂樑柱，為黨賣了近30年命，兩鬢斑白的爸爸被縣人民政府無辜地摧殘了，看到家裡的大堆債務，看到搖搖欲墜的破房，看到終日勞累、瘦骨如柴的媽媽，看到還在讀書的弟弟，含淚放棄了上大學的夢想，和哥哥一起南下打工。四天後，女兒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送到了家裡。
在上游喝水的狼可以以在下游喝水的小羊弄髒了它的飲水為由吃掉小羊。紅安縣政府不反思他們鎮壓民師的理由何在，卻反說民師們破壞了社會的穩定，因而他們可以隨時隨地隨意羈押民師，限制人身自由。
2007年7月，紅安民師在北京依法上訪後，我和蕭萬銀、朱孝青、江敬書四民師被非法羈押在紅安黨校三天後，我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拘留五天，其他三人每人罰款200元。
2008年12月6日，我和另三名民師準備乘火車到北京上訪，在湖北麻城火車站被政府人員截回後，在華家河鎮政府辦公室，我又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達12個小時。
三次坐牢，一次車禍，兩次服毒，兩次羈押，歷時五年。這血淚斑斑的數字就是我這個已為農村教育事業，在超低薪中守望轉正近30年的優秀教師維權過程的真實寫照。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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