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紫陽先生，您的身影與我們同在

一月十七日是趙紫陽先生逝世四週年的日子。真正的北京人，參加過20年前那場民主運動的人，或者與"六四"事件有關係的人，一定都會念著這個日子。

今天北京的天氣有些怪異，一反前幾天的陽光燦爛，變得陰沉沉的，而我們這些人的心情也好像突然沈重起來。

早上9點，我獨自離家來到旁邊的的超市，去購取昨日已定好的鮮花：六朵紅玫瑰，四朵白玫瑰，另外四支白百合。買花的姑娘不解，問為何要選紅、白玫瑰？

我手捧沉甸甸的鮮花，坐進的士車裡，心裏很不平靜。趙紫陽先生逝世四年了。去世的那年我和我丈夫都不能去，想盡一切辦法最終還是被軟禁在家裡。週年時，是同曉波一起去的，雖然引起了一些麻煩，但還是盡了我們的心意。兩週年的時候，曉波被警察把守在家，不得出門，最後我們和澳洲來的鶴慈，難友徐玨女士同去的。三週年的時候，我們和先玲、徐玨、高婕相約，上午十點在富強胡同集合。然而，高婕被禁止出門，張先玲被堵在家裡，連她準備的花籃都被警察退回到花店。徐玨出了門，但在展覽館路公交車站，被五、六名人高馬大的警察綁架，塞進警車押回單位。只有我和丈夫去到趙家，沒有鮮花、沒有花籃，心情悲憤，十分哀傷。

基於去年的教訓，今年天安門母親約定，一月十七日各自分頭而去，不再集中相約。

就這樣，我就來到富強胡同。與往年明顯不同的是，胡同口、家門口少了一些"黑衣人"，但有一些身著便裝負有特殊使命者，三三兩兩，來回蹓躂著，一見手捧鮮花者那些人的眼睛就緊盯不放。我向6號走去，見門外聚了十來個人，遠遠看去，我還以為今年要排隊入內呢？走近一看，原來是一些手持相機、攝像機的西方記者，還有一些紮著頭巾的維族婦女。沒有等外國記者發現我，站在家門口的雁南把我迎入門內。我這才知道，從昨天起，美聯社、路透社等西方媒體的記者都不准入內。

由於我今天到得比較早，所以與趙的家人有更多的說話時間，去年見到的趙的幾位子女和兒媳今天也都在。他們見我獨自前來，很關心我丈夫的病情，我也得知趙夫人因病情加重住進了醫院，她畢竟已91歲高齡，時至今日，還不知老伴已不在人世。

靈堂內的佈置一切依舊。正面牆上掛著紫陽先生那幅栩栩如生的大照片，左側是趙家子女那對震撼心靈的送別輓聯。雁南再次向我深情地介紹她父親平時吸氧和休息時的躺椅，躺椅枕頭上那條條凹痕，躺椅邊茶几上放著的那些小藥瓶，躺椅對面的那台電視......。這些景物彷彿顯示主人並未離去，還在那裡沉思著、憂慮著......。只是靈堂裡擺放在紫陽先生像前的那些鮮花和花籃才提醒人們主人已經遠去。

在眾多黃、白菊花和各色百合花中，天安門母親敬獻的那束鮮花特別顯眼。我特地向雁南說明：六朵紅玫瑰和四朵白玫瑰是我們天安門母親的標誌，她們是愛心的象徵。四支白百合是紀念紫陽先生去世四週年的。天安門母親年年都會來到這裡，每過一年就增加一支白百合，直至"六四"重新評價，紫陽先生和我們的親人都得以安息。

離開靈堂前，我在留言簿上寫下了："紫陽先生，您離開我們四年了，但您的身影與我們同在，為了同樣的訴求，同樣的目標。"這些文字，同樣表達了天安門母親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