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村支書遮天避日逼村長流亡？

中國河南省一名村委會主任為了躲避黨支書的迫害和黑勢力的威脅，在外流亡達兩年之久，被人稱為中國第一「流亡村長」。有學者認為，他的遭遇說明，村民自治未能落實，基層政權急需政治體制改革。

民選村長欲查集體經濟賬目遭支書拒絕

張永周是河南省汝州市臨汝鎮坡池村人。他在2005年參加村主任競選，為的是給老百姓做點事、謀點利。沒有想到，當選3年來，大部分時間都東躲西藏，逃亡在外。

據坡池村村民和維權人士反映，張永周當選後，打算徹底清查多年來從未向村民公開過的集體經濟賬目，但是受到村支書張紅郁的拒絕，並引起他的嫉恨。

上千萬集體資金經支書之手不知去向

村民們用「一貫獨斷專行，多年欺壓百姓」來形容這位共產黨書記。他們說，村裡有一個煤礦，年產值達800餘萬元。可是，煤礦被支書一家人所把持，收入和支出全憑張紅郁一人說了算。辦礦近20年來，百姓分到手的現金人均不足300元，有1000多萬元集體資金，經村支書之手不知去向。

村民反映，為了掩蓋他在經營煤礦過程中侵佔集體財產的行為，張紅郁不經村委會研究和村民討論，就把價值4000餘萬元的村辦煤礦以2400萬元的價格賣給黑勢力頭目張國選。

勾結社會黑勢力逼良流亡

為此，村委會將張紅郁等人告上法庭。村主任張永周卻因此受到黑勢力的報復。張永周說：「我的行為觸動了張紅郁的敏感(神經)。他們對我先是收買利誘，見此招不能達到目的，又對我進行人身恐嚇，我被逼開始兩年多的亡命生涯，讓我有家不能歸、有權不能掌。」

河南維權人士汪海洋呼籲人們關注這個不幸的村長：「黑惡勢力呀，還有原來的掌權者呀，就把他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比如，賣礦時說，‘永周，你別管這個事了，如果你不再插嘴，給你200萬，你把嘴給我閉上！’但是張永周不這樣做，(他說，)‘我是老百姓一票一票地選出來的，我不能壞了良心！’所以說，他們就揚言要斷他胳膊、斷他腿，要他的命。」

由於張永周無法回村正常工作，中共臨汝鎮委員會發布公告，停止了張永周村主任的工作。張永周想尋求司法解決，當地法院卻不予立案，認為村委會沒有訴訟資格。

許多村民被迫走上上訪路

許多村民被迫走上了上訪的道路。但是，不管去北京，還是去省會鄭州，只要上訪，回來就被投入拘留所。汪海洋說：「他們村為了這個事，拘留多達幾十名。老百姓的權利如果受到剝奪，他們喪失的是什麼？是對政府的信念、是對黨的信念。」

張永周是在坡池村的首次民主選舉中當選的。據瞭解，河南省一共進行過5次村委會選舉。在坡池村，前4屆選舉都是在老百姓不知情的情況下，由黨支書指定村主任，直到第5次換屆選舉時才實行民主投票。坡池村有選民800多人，500多人把票投給了張永周。

基層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佔陽認為，這件事的核心問題是，村民自治沒有落實。他說，村黨支部無權剝奪村民自治的權利：「村民自治無法得到政治體制上的保障。一旦村裡面形成了一個以支部為中心的集權的力量，那麼它就可以和基層政權的集權的力量相互勾結。在這種交換關係當中，普通的村民只有吃虧的份。」

有學者指出，鎮黨委給張永周停職不妥，因為村委會是群眾自治組織，鄉鎮可以給予指導、幫助，但是不得干預村民自治範圍內的事項。王佔陽教授認為，基層政權的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地方政府黑社會化令人擔憂

北京聯合大學的吳學勤教授提醒人們注意地方政府存在的一個問題：「地方政府的黑社會化，再說得嚴重一點，土匪化，再用一個詞吧，叫流氓化。那支部書記為什麼能調動他們呢？肯定跟這黑社會有一定的經濟關聯。」

中央黨校的杜光教授認為，這件事本質上體現了專制與民主的矛盾：「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賦予他不受監督的絕對權力。這個專制政黨自從1957年反右派運動發明反對黨支部書記就是反黨的荒唐邏輯之後，就引申出黨的領導就是支部書記的領導，甚至黨員的領導。憑藉這個領導，那些在權力機構裡佔據了一定崗位的人，就可以無限地擴大自己的權力，並利用這種權力，巧取豪奪，魚肉百姓，為自己謀取私利。」

希望有天亮的一天

就張永周和村民的指責以及專家的評論，記者試圖採訪村支書張紅郁。遺憾的是，他拒絕了採訪要求。臨汝鎮有關領導也對記者採取了迴避態度。

張永周說，從今年7月份開始，他才敢偶爾回一下家：「俺們陸續回家一天兩天，不敢時間長。為了安全，有些時候晚上呀，有幾個人呀相互都照應著。」

張永周說，他目前還無法回村，一是出於安全上的考慮，二是因為不討個說法，回去無法向村民交代。維權人士汪海洋告訴記者，河南省高級法院有可能對此案舉行聽證。他說，這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