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則刊載在《解放軍預防醫學雜誌》2003年4月第21卷第2期上的題為《一起鹽酸克倫特羅引起食物中毒的調查》的文章更令我震驚,事情是這樣的:2002年7月2日,某部隊發生一起食用鹽酸克倫特羅(瘦肉精)殘留豬肝引起的食物中毒,該部隊有80人在食堂就午餐。餐後陸續有20人不同程度地出現中毒症狀,罹患率為25%。最先出現的症狀是肌肉震顫,尤以手部最為明顯;然後中毒者相繼出現頭暈、頭痛、心悸症狀;次日出現面部肌肉疼痛、雙下肢無力症狀,少數患者感覺噁心,但無嘔吐。
經調查,該食堂的主、副食來源情況均符合部隊的規定要求,即從上級有關部門統一調撥購買渠道採購的。該食堂在加工豬肝時,也是先用開水焯熟後再爆炒的。所有中毒人員在停止食用豬肝後,症狀逐漸減輕或消失,根據中毒症狀、流行病學調查,以及食堂菜譜和進食情況,斷定此起中毒是由食用豬肝所引起的,經過對食堂留樣的豬肝進行理化檢驗,檢出了一定濃度的鹽酸克倫特羅成分。所以,可以確定是一起化學性食物中毒。
可是,這起"瘦肉精"中毒事件不是發生在山鄉僻壤,也不是發生在街頭小店,而是發生在管理嚴格且戒備森嚴的軍營,發生在我們從小便從教科書中定義了的"鋼鐵長城"們的身上!
中國的食文化和有名的貪吃,委實是博大精深的了得:據統計,僅在中國流行沒幾年且被西方發達國家稱作垃圾食品的速食麵,中國人吃起來也毫不含糊,有關方面透露,2003年全世界估計消費方便麵652.5億份,其中有277億份是被中國消費掉的。因而中國的方便麵消費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人均吃掉21 份。據悉,去年全世界和中國消費的方便麵總數分別比上年增長65.5億和46億份。年方便麵消費量位於世界第二到第五位的國家分別是印度尼西亞、日本、美國和韓國。 現已成為"世界性食品"的方便麵誕生於1958年,是由日本率先開發出的一種快餐食品。
而自古以來"貪吃的"對政權肌體的蠶食,更是屢見不鮮。且不說西逃西安的慈禧避難時一餐仍要揮霍紋銀數百兩,也不道歷朝歷代為貪"吃"而丟官罷職的各色官員,就今日比比皆是的所謂"宮府宴"、"宮廷宴",便是由吃到貪吃所演義出來的腐臭食文化的借屍還魂!而今民間流傳的"吃壞了黨風,喝壞了胃"之類的民謠,便是普通百姓對"貪吃"者們立的口碑!
報載:吳川,廣東西部一個經濟欠發達的縣級市,教育經費本已捉襟見肘,但國家審計署駐廣州特派員辦事處近日對吳川教育局財務狀況進行審計時,發現這個貧困縣教育局竟吃出600萬窟窿。也就是在短短一年半的時間裏,"吃""分"教育經費高達到600多萬元,局機關日均報銷餐費達到4000元。他們把高級消費場所定為"定點簽單餐廳",還用餐票瘋狂套取大額現金,又使上千萬元經費去向不明。
另外,筆者從國家監察部獲悉,2003年,全國有1128名科級以上幹部因公款大吃大喝受到查處,這些饞嘴乾部統統"下課"。而就是這種腐敗的吃喝,一年中就有可能吃掉中國GDP中很大的百分比!真可謂"針尖大的洞,斗大的風"呀。
第一部 從鴉片戰爭到食品安全之戰
食品貿易的全球化,使得一個國家出現的食品污染引起另外一個國家的暴發,這就對食品安全控制機構提出了跨境的挑戰。......食品不僅是農業和貿易的商品,也是公共衛生的一個基本載體。......我希望國際的和雙邊的發展機構,比過去更好地瞭解食品安全在衛生和發展中的作用。
--Gro.Harlem brundtland,醫學博士、公共衛生碩士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世界貿易體制最根本的問題是,在過去的50年中,它一直在執行一個代表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利益的日程表;全球化真正的問題存在於遊戲規則領域,特別是國際貿易規則,同時也包括國際金融制度。在我看來,決策方式必須被改變,因為這些方式已經失去了政治合法性。
--斯蒂格裡茨2001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
打仗即是打錢,這便是眼下多數人對戰爭的一種定義,而近年來發生的馬島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特別是發生在美國與伊拉克間的倒薩戰爭,更為這一說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而所謂戰爭就是打錢,從字面意義上講可分為為錢而打和靠錢的多寡取勝兩種意思,而發生在1840年那場為鴉片的貿易而開打的且一戰就把中國人的內心打得自卑了幾百年的戰爭,其因由自然屬於前者。
據傳,一百多年前,在英國倫敦的一家鋼琴行裡,一位剛從中國探險歸來的鋼琴商人,一時間被自己新發現的一個商機激動得不能自己,面對要遊說的股東們,他的鼓勵和激情超過了一般的政客:中國真是一片廣茅富饒的土地,那裡的人們靠賣茶葉和養蠶賣絲,日子過得就很是殷實,加上他們那些黃種人平日又很節簡,人口又是那麼多,只要他們平均10戶人家買我們一架鋼琴,那將是一個多麼巨大的市場啊!我們運去的是一船鋼琴,運回的將是整船整船的真金白銀哪!
在說服同胞集資開掘中國的鋼琴市場上來講,這位英國的鋼琴商是幸運的--很快便在充滿著強烈的開疆拓土慾望的同伴中募到巨額的資金,接著便收購鋼琴、雇佣船隊。很快他便率領著以慾望和好奇為動力的船隊浩浩蕩蕩地穿過怒波巨浪,向著那充滿著神秘和誘惑的東方帝國挺進。
出水才顯兩腿泥。這位英國鋼琴商和他的船隊以及大批量的鋼琴到了中國,卻遠沒有他在英國集資時那麼幸運了--任他施盡渾身解數,習慣了一簫一笛、琵琶胡琴的清國臣民根本對這種"奇淫技巧"的洋玩意兒不感興趣,徘徊數月後,僅有一位傳教士買走一架,這位不幸的鋼琴商只好押著整整一船的鋼琴原路打道回府。更為不幸的是欺軟怕硬的海浪,在他的歸途中,竟隨波逐流地將他和他的一船鋼琴吞噬海底!這便是百十年前那場發生在中英兩國間的一廂情願的民間國際貿易的結局。
相對於民間貿易的失敗,中英兩國政府間的貿易也處在自說自話的"拉郎配"階段:在英國的報紙上,常常會有這樣的"大躍進"式的思維,"數億中國人的襯衫下擺,若都能引導他們在設計時增加一英吋,那麼我們全國的紡織廠就能忙活上幾十年!"。而在議院裡演講的議員們也浪漫得可愛:"中國人只要每人使用一頂睡帽,那麼我們英格蘭現有的棉織廠根本就不夠用"......
然而當時的現狀卻是--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自給自足且自得其樂的中國人根本就不接受英國人萬里迢迢運來的呢絨、棉布和各式各樣的洋機器。而中國的茶葉、絲製品對英國人來講已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民眾對這些物品愈來愈增加的需求,愈來愈給英國政府增加了由於貿易逆差所帶來的壓力。
面對英國耗資巨萬漂洋過海頻頻前來要求開埠貿易的外交使團,我們的"真龍天子"康熙、乾隆和嘉慶們的回答竟是:"大皇帝君臨萬國,恩被四表,無論內地外夷,都是大皇帝的百姓,即使西夷的鐘錶大呢羽毛之類,並非中國必需之物,但准其前來通商,不過是大皇帝垂憐外夷子民,一視同仁的恩典。"
"天朝恩准各國前來貿易,賜惠大矣,應諭知各國官目商民,只可感恩向化,不可貪慾無窮,節外生枝"。
"鐘錶、大呢之物,並非天朝必需,而茶葉、生絲,則你國不可沒有。既知天朝垂惠於遠人,安可欲心無足?" ......
直到歷時六個月又二十天才來到中國的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勛爵,在中國因禮儀問題而碰了一鼻子灰後,他向英國提出了對付中國的三條路徑:一、武力強迫中國據合理的條件管理貿易;二、絕對服從大中國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棄交往。(見馬士:《中華帝國對外交往卷1第53頁》)
進而,大英帝國這個相信血腥擴張領土即是擴大經濟版圖和稅收來源邏輯的"日不落帝國"的兵卒,用毛瑟槍挑著大煙燈,用軍艦押送著大批的鴉片,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貿易口岸和民眾的心裏底線。
最終,中國這塊神秘豐裕的土地,成為英國殖民者信手抓取的大錢袋和流水線工業品的大市場。至此,一切中英貿易自然發生了可以想見的逆轉。
而鴉片戰爭數十年後,正值青春期的美國,開始在中國開拓市場時,他們在堅船利炮開道的同時,卻使用了一種比英國更為巧妙且有效的方式:美國的一家煤油公司,看到了當時中國巨大的油燈照明市場,遂拚命向中國市場推銷用之點燈照明的煤油,可是用慣了清油和桐籽油的中國人死活都不接受,儘管美國人為了傾銷佔領市場,一開始將煤油的售價壓得比中國百姓常用的桐籽油還要低。
於是這家煤油公司的一位"中國通",根據中國人"節儉和珍惜東西"的特點,制訂了一套成功的營銷方案:即首先訂製一批制做精美且帶著玻璃罩子的煤油燈,然後給每盞燈都灌滿煤油,在街頭教會人們使用後,便免費送給中國人,因此燈比起中國舊式的桐籽油燈既明亮又乾淨,加之白送的燈體又非常漂亮,人們用完這白送的煤油燈中的油後又不忍棄之,故復再去買煤油用,市場一時洞開,美商獲利甚巨。
只所以講這個老故事,並非要講什麼營銷技巧,而是在闡明一個國與國之間貿易的道理:即隨著時間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國際間由貿易所引發的戰爭,也開始由明火執仗的血腥殖民擴張,向著"冷戰"型過渡。而在這場全新的看不見硝煙的"冷戰"中,不變的仍然是貿易額的不斷擴大和所在國利益的無限最大化。
眼下,對我們這個以加工業和農牧業為主要出口品的發展中國家來講,變化的只是對方把當年的堅船利炮換成了用高科技研製出來的檢測農副產品的尖端儀器。歐美國家就是利用這些高超的檢測食品安全的手段,非常容易的給發展中國家向其出口農副產品築起了"軟壁壘"。即用他們自己掌握的高超檢測手段,首先建立起一套自成體系的檢測標準,使得對方欲進入他們口岸的商品都達不到檢測標準,而又能使他們自己要打入對方國家的商品的違禁物含量讓對方檢測不出來,這樣便極容易地在國際貿易中掌握逆順差。
中國網際網路實驗室近日發布的首份《中國高科技標準戰略研究報告》,引發了政、企界高層激烈的討論:科技標準是否已經成為一場國人玩不起的奢侈遊戲?該報告同時還指出,發達國家如今在很多產業上都憑藉其技術的先進性及先發制人的時機制定了標準,有些產業甚至是由某一標準帶動起來的。當標準這種隱蔽性規則在世界貿易中的力量和作用逐漸顯現,標準就成為一種控制產業鏈、遏制競爭對手的工具,使得先發企業的競爭優勢更加明顯,後發企業的成長空間更加狹小,成長過程更加艱難。另一方面,標準也成為利益分配的工具,它使得產業利益分配朝先行的跨國公司傾斜,使用跨國企業知識產權的成本也越來越高,後發國家和後發企業的低成本製造優勢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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