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李銳 （2006年9月5日攝於北京）
那一天，距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已經整整十一年又兩個多月了，我對他已經非常、非常陌生。確切地說，其實我也從來不曾非常地親近過他。小時候打有了記憶起，父親很少出現在我的生活中，對於我，他幾乎是一個不存在的人。我上幼兒園和上小學的頭五年半都是兩個星期回家一次，在那些週末，他很少在家。與他的工作相比，我沒有什麼份量，是個很不重要的物件。只記得父親和母親一同帶我們去過一次頤和園。可那天起了風，我們的船划不回去了，母親大發雷霆。父親勉強將船靠了岸，給了岸邊兩個年青人一些錢，請他們幫助將船划回到租船的地方。因此對那次可貴的全家出遊的記憶並不愉快。至於父親當的是個什麼官，甚至後來給毛澤東當了兼職秘書，父母從未向我提起過，我混然不知。及至我九歲時，父親被發配去了北大荒勞改，後來又回到北京，母親和他離了婚，他就住在我們前邊的水電部的單身宿舍八號樓，才有了個可以見到面的父親。但是又不方便見了，因為常去看他，媽媽會不高興。爸爸有時會用電爐子燒些清墩甲魚煮粉絲類的好菜，叫我們兄妹三人去吃飯。坐在矮凳上，圍著權當飯桌的方椅，吃著爸爸親手烹飪的飯菜，心裏是暖暖的。記憶中只有一次是我主動去的，因為在書店看到一本描寫運動員生活的新書：《禮物》，沒有錢買，就去爸爸那裡要錢，並且多要了些。他給了，我就又多買了另一些一直想買的書。我知道爸爸和媽媽是不同的，他是可以"請求"的。後來我學會了騎自行車，是爸爸帶著我第一次上的大街。我在前面騎，他在後邊跟著。騎到德外大街，前邊突然橫過來個行人，我慌得連閘都沒捏就跳下了車，父親在後面猝不及防，為了怕撞到我，連人帶車倒在路邊。我嚇得趕緊去抬壓在他身上的自行車，問他摔著了沒有，以為要挨罵了。父親反問我："沒有事吧？"然後拍拍身上的土，看看自行車沒有摔出毛病，說："沒關係，走吧。你怎麼不捏閘呢？下次有了情況要先捏閘，不能跳車，這樣太危險。"我們一直騎到新街口我所在的女十中附近，才返了回來。從此我就開始騎車上學。但是這個實實在在的爸爸沒多久就又沒了，他被發配去了安徽磨子潭水電站。我不久之後開始要求入團，就和他劃清了界限，不再寫信。
但是父親人雖不在北京了，卻並沒有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他永遠是我倒霉的源泉。在家裡，聽脾氣變得越來越暴戾的母親的責罵："你這個小李銳，你和你爸一樣壞。"是我的家常便飯。有了"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分析所見所聞"的口號後，在學校，我被同學用階級分析的觀點分析：我的出身--當然是父親的問題；我的表現--騙取同學們的信任當了政治課代表；分析出了我身上應該讓同學們警惕、應該讓同學們都疏遠我的骯髒的東西。文化大革命後就更不用說了，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一出來，庇護我入了團的媽媽的"革干"身份便不算數了，我成了"兒混蛋"。無論我怎樣掙扎、怎樣表現，怎樣經年累月、堅忍不拔地表示要："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都無助於我逃出父親罩在我頭上的陰影。有個幹部子弟對我頗有好感，想和我交朋友，他父親對他說："廬山會議是個死案。這個女孩子是永遠沒有出路的。"我不恨說這些話的人，我只恨我的父親，我恨我為什麼會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其實，我從來也不知道父親到底怎麼犯的錯誤，他錯在了何處，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搞清楚。一來我無處去問，二來如果找處去問，讓人知道了，就有"替父親翻案"的嫌疑。因此我根本沒有動過那根筋。直到周恩來都成了批判的對象，江青四人幫招搖、霸道、不可一世到令凡有正常思維的人都無法忍受，我才開始想："毛主席有問題"。1976年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就在那前後的日子，我又看到了彭德懷1959年上書的油印件，方知道："‘反黨'的人都是些好人啊！" 因為如果我在北京，我也就是廣場上的"暴徒"；因為彭德懷上書中的話，句句都是為了國家好，為了黨好。我才從真正意義上有了個自己的腦子，有了真正意義的思和想。
1978年3月12日-- 活到今天，再也沒有哪一天的感受可以與那天相比：父親的形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那天的報紙刊登了一篇紀念周恩來的文章，附有一張照片，我的父親就站在周總理的身後，雖然只露出半個臉，可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那一瞬間我確確實實幾乎窒息。自從變成了"狗崽子"，幾乎每一個重大事件、每一個重大節日、每一次共產黨的會議之後，報紙上登出的長長的出席人名單，我都要仔仔細細地、一字不漏地從頭看到尾。那些人名會告訴我，又有誰被"打倒了"，又有誰被"解放" 了。我百次千次地夢想著--明明知道那是白日夢，還是不能不作那個夢："李銳"兩個字會出現在名單中。我不能相信，我絕絕對對地不能相信：這一天竟然真讓我等到了！我淚眼模糊，擦不干、摸不淨，我擦完了看，看完了擦：沒有錯，那半張臉屬於我的父親，那是李銳的半張臉。我將照片指給丈夫悌忠看，那種激動是找不到任何語言表達的。
我立即給《人民日報》寫信，信被轉給了新華社，就收到了這樣一封回信：
四月二日的來信，由人民日報社轉來我室。
關於你父親李銳的情況，我們不知道，無法告知。請你找中組部或你父親原來所在的有關單位瞭解。
特此回覆。
此致
敬禮
攝影部照片檔案室
1978.4.30.
（新華通訊社新聞攝影部照片檔案室公章）
我憋在秦嶺山脈中的三線工廠已經八年了，八年之中，每年只有15天的探親假可以讓我離開那裡，看看外面的世界。我就像只掉到井底的青蛙，嚮往著外面那蔚藍的廣闊天空，卻沒有爬到外邊的本事。中組部、電力部，對於我這個小工人是太大的衙門，如何去攀？思前想後，想到了我的大姑。我記得她的名字叫李琬華，記得她是在湖南體委工作，我而且確信這些記憶的準確性，因為小時候在電視裡看到過她在全國籃球聯賽當裁判，是唯一的女裁判。我還記得媽媽說過，我的兩個姑姑都是覺悟很低的人，李銳出了問題還把他當弟弟，完全沒有原則。所以我相信只要父親活著，大姑姑一定會知道他在哪裡。給大姑姑的第一封信石沉大海，但是我不能放棄，這是我唯一能夠找到父親的希望所在。再發信，這次寫上了李琬華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我分析，即使大姑已經不在體委，只要有認識她的人碰巧見到，知道這是家信，是會轉給她的。果然，第二封信被一個偶爾路過傳達室的朋友見到，拿去交給了已經退休在家的大姑。大姑姑那天正在廚房做飯，一聽說有人以大姑姑的稱呼給她寫信，脫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圍裙沒解，衝過去接下信，剛讀了開頭"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淚滂沱。大姑立即提筆給仍囚禁在大別山中的父親報信："小妹在找爸爸了！"我不知自己的信會是一聲霹靂，給陷在死谷裡的父親帶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發遜於斯，我女書來獨坐時。聞喚爸爸泉淚湧，悠悠別後二十年思。"後來讀到爸爸的詩，我才知道女兒在落難父親心中的份量。
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親。悌忠說："你去吧。"我問："你不怕連累你？"他回答說："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來吧。我真的無所謂，現在有思想的人，哪還有什麼前途？最不濟就是當一輩子工人，有什麼？我沒什麼可怕的。"我想起第一次到他們家見未來的公婆。我說："我出身不好，父親是廬山會議反黨分子。"沒想到他爸說："早晚會翻過來的。"我真地覺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說夢。哪知道，其實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
1978年6月11日我到了長沙，6月19日，揣著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熱望走進北京富強胡同六號的那個大宅門，見到了胡耀邦，知道二姑姑替父親遞上的申述材料已經批給了中組部的李步新副部長處理。
幾天以後，我返回了長沙，大姑姑將我送進姑爹所在的長沙湘雅醫學院，住院檢查我發了五年的低燒原因。醫院的老人，都聽過當年共產黨接管湘雅時我父親做的報告，記得他的倜儻風采，他們把我當成"好人家"的女兒看待，我一輩子忘不了在那裡度過的日子。
終於盼到了出院、離長沙赴安徽的那天。
1978 年7月29日黃昏時分，經過了一夜火車、在信陽像打仗一樣地擠購長途汽車票，汽車拋錨、修車和我一路高燒的艱辛旅途，我和大姑姑、大姑爹終於在磨子潭水電站下了車。大姑姑這是第二次來了，她拉著姑爹在前面急切地走，我提著大包跟在他們的後邊，走到了一座矮矮、長長，一溜十幾個窗口，顯示著是個單身宿舍的平房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間停了下來，我知道那一時刻要到了：十一年了，就要見到被定為"死案"的父親了，不覺得腳下有些發軟，不知道自己會怎樣面對。門開了，大姑姑立即緊緊地抱住了那個開門的人，叫了聲"明弟！"就哽咽地再出不來聲。姑爹輕輕拍著她的背，嗔怪地："好了，好了！還要讓我們見那。"他用湖南話道了問候："您家還好吧？"我一直被擋在姑姑、姑爹的身後，突然感到了一種手足無措，近在咫尺的父親，一下變成了遙遠的影子，我真想就這麼一直在他們的背後呆下去。我看不見父親的臉，只聽到："還好，還好。"這是爸爸的聲音，居然沒有什麼變化，時間的距離好像一下消失了。姑爹讓到一邊，我直直地對著父親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還是那樣像鷹一樣閃著灼人的光。
"爸爸""，多少年沒有叫了，我自己能覺出這兩個字吐得有多麼不自然。
"小妹呀！怎麼這麼瘦呀！"爸爸走過來，輕輕地拍了拍我。父親是慈愛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離。
大姑姑大概覺察到我們的尷尬，趕忙地擦去眼淚，一件件拿出帶來的東西，張羅著作飯了。我環視著爸爸的這間小屋，大約有7、8平米，四個人已經把它塞得滿滿的了。靠門的右手是一張木床，從門框起，一直頂到牆，一張涼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時候熟悉的那床藍白條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退去了許多。床邊靠牆放著一個竹書袈，插滿了書。對著床是一扇窗戶，窗下是一個破舊的三屜桌，上面堆滿了書，就像當年六鋪炕八號樓的那張一樣。我心裏的那層硬殼在融化了。轉過去，對著書袈的那面牆，放著一個臉盆架，架上面的牆壁貼著報紙，幾件衣服掛在那裡的釘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間門口放的煤油爐上做開了飯。飯好了，爸爸搬過一張方椅當桌子，又到鄰居那兒借了三張小凳子，聽到鄰居友好地問："來客了？""是啊，是啊！"爸爸的回答是歡愉的。我們圍"桌 "而餐，我彷彿回到了少年時在爸爸那兒"蹭"飯的時光，暖暖的感覺從胃裡向全身散開。飯後爸爸帶我們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電站的入口處，依著山，看招待所的大爺種了好些花，門口有石凳，石桌，幽幽的、靜靜的。爸爸在我們來之前就買了好些葡萄，我們把東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邊，吃著葡萄開始了長談。那一夜，我走近了父親，我可以觸摸到他那顆急切地、要讓我瞭解一切的心，感到為了這一天的談話，他早就作了足夠的準備。父親從他惹禍上身的三峽爭論談起，向我展開了一幅我聞所未聞，完全無法想像的歷史長卷。現在的人們對那段歷史已不陌生，父親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光盜版就有五百萬冊。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幫還沒有審判，中國還被禁錮在"凡是"的牢籠裡。父親所講的一切，猶如把我引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完全沒有神的世界。毛澤東在他的故事裡是跟我們一樣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邊談話，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邊進餐！爸爸的故事裡沒有誰是革命的，誰是反革命的，只有彭德懷、朱德、周恩來、林彪、劉少奇......這些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我在他的故事裡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堅強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父親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裡閃著光，我一眨不眨地盯著那雙眼睛，驚嘆他的記憶，驚嘆他的智慧，驚嘆他的樂觀豁達。父親不停地講、幾乎不喘息，直到招待所的大爺說："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們才意識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門口扇著蒲扇，也許一直在聽，也許什麼也沒有聽，只是理解著這十一年未見面的父女是應該有說不完的話。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對我說："睡吧，明天再談吧。"我一直望著他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轉回我的房間。那一晚，我離開長沙時發起的高燒全退了，心裏很靜，很涼，很塌實。我知道我來對了，我的父親是個好人，是個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說的忠良。我要為他的平反奔走，呼號！
第二天，父親拿出了一條用他的料子褲子改縫的女褲。頭一天晚上，他已經告訴我他和一個在電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褲子是他本來準備送給那位姑娘的，但是父親因為和她的關係挨了批鬥，女青年也很抬不起頭，爸爸無法再將褲子送給她。1978年，不能希望我有什麼開放的思想，和一個與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對父親說那是一個污點，但是我理解他，原諒他，我收下了那條褲子。大姑讓我穿上，並換上她在長沙給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的確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庫去照相。這是我工作以來最高級的一套行頭了。照相時父親搭在我肩膀上的手緊緊地撫著我，溫暖著我。此後，我再也沒有感受到過他在那一時刻所給予我的慈父的濃濃如血的愛、那樣深沉如海的愛。
父親帶著我在水庫各處轉，愉快地回答著人們的問話："老李，這是你的女兒啊？""是啊，從陝西來，是工人那！"父親還帶我去水庫游泳。看著我瘦瘦的身材，憐愛地說："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燒看好，吃好些，長胖些。"
接下去的幾天，父親跟我講了他與母親之間的感情糾葛，和最後是怎麼上法院離的婚。父親所講的和我瞭解的母親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說的都是真實的。我和父親開始商量如何為他的平反運作了。他的任務是寫申述材料，我的任務是以女兒的身份逐條說明我媽媽對我爸爸的揭發的不實之處。我們的想法是一致的，親人的揭發還要親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個星期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二姑姑已經來信要在北京與我會合，共同為父親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擱下去。儘管父親顯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勢是在以天為計變化著，胡耀邦任組織部長，給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這個希望很可能變成現實。走的那天，父親拿出了兩百塊錢，要我帶上。我知道他自一九五九年倒霉後，每月的工資就降為一百二十元，六十元給我們三個孩子生活費（文革開始後，我們雖然沒有再拿這筆錢，水電部並沒有把這些錢發給他，仍然放在部裡），還給我奶奶寄三十元，自己實際只有三十元的月收入，這是一筆數目極大的錢。我不要，說我自己的工資足夠了。父親說："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錢。另外買幾件像樣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體要搞好，現在是太瘦了。"錢拿在手裡很沉，很柔軟，我強忍著沒有落淚，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愛我的父親。父親送我們上了長途汽車，我坐在最後一排。父親一直等在車外，車緩緩啟動時，我看到他有一種要追上來的衝動，但是停住了，在那裡招著手，目不轉睛地看著我，眼裡含著沒有說出來的話："女兒，我等你的消息！"文革後，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麼回事。我告戒自己遇到多難的事，多麼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淚，特別是不能人前掉淚。沒有人會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看著父親消瘦的身體，稀疏的頭髮和那張充滿病容但是洋溢著希望的黃黃的面孔，眼淚如洶湧的浪潮，衝擊著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著後槽牙，按著書包裡父親的申述信，控制著自己，"現在不是哭的時候。爸爸你等著我，女兒一定要讓你離開這裡，要為你討回公道。"
其實正像我同樣是老幹部的 二姑爹在北京對我說的，"你父親的問題早晚會一風吹的。" 本來那些"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偷書"，"大水電主義"......的罪名，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東西。廬山的案翻了，現在的黨中央承認當年毛澤東錯了，李銳的問題如何不"一風吹"？二姑爹是諳熟共產黨的內鬥之術的，而我卻一直以為共產黨是崇高的、偉大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其實只是為了喚醒那些復出又恢復高位的，當年把父親趕下臺出過拳，伸過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們能通過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經歷，對自己過去的作法有所悔悟。如果由他們這些當年處理父親的人站出來說話，李銳的平反會早些提上日程，得到更快的處理。
1978年10月25日，儘管磨子潭電站、安徽省電力局的一些人千不願、萬不意，對中央組織部的通知瞞了再瞞、拖了再拖，父親在這一天還是住進了合肥市的安徽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幹部病房，父親在那一天的信中說："我的總的感覺是，如解除警報似的一種‘輕鬆'，即現在在這個醫院內，我被看成一個正常的人，也是過的一種正常的病人生活了。"
1978年12月30日，父親給我發出了電報：
通知即返京 --爸
1979年元月一日的清晨，車間的生活委員敲開了我家的門，送來了這份電報。我立即向車間黨支部書記告假，第二天乘火車先於父親兩天返回北京。辦正式離廠手續，車間黨支部書記給我做書面鑑定時，被正在辦公室的一位同事掃見了。後來那位同事告訴我，寫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當時就諷刺書記說："你們早幹嘛去了？"我的信仰、我對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徹底地垮了："自己過去所有拚死的努力，抵不上父親的一紙平反"，感到了一種被愚弄了的深深的恥辱。
後來，到了美國，我被一個臺灣的基督教徒緊追不舍了好幾年，她最終沒有能夠說服我信仰上帝。我告訴她："我學毛選學傷了，我解剖自己的靈魂解剖夠了，我無法再參加你們的聖經學習，我無法再對上帝說：我有罪、我懺悔。"
經歷了1978年，我不知道自己還會信仰什麼，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似乎應該是痛苦的，可是我不。我只是覺得十分地自由、十分地輕鬆、十分地歡樂。我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幸福的小家，我擁有一份讓我投入的工作，我擁有一支不受約束的筆，可以隨時隨刻、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我知足，我常樂。但是我似乎仍然有著追求："自由、美好、幸福！"雖然有些模糊，雖然不那麼堅定，也不是天天寫在日記本上，提醒自己須臾不能忘記。我努力於自己過上這樣的日子，我也決不自私，一己有了這樣的日子就滿足了，我會自覺、不自覺地將這個追求擴展得更大些，並且還在不懈地努力！
200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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