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透過瓮安事件解析中共的官場文化

6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非常規會議，號召全黨"共克時艱"。不少人又心生希望，覺得黨總算有了危機意識，再次"居安思危"了。但隨之發生的"瓮安事件"，卻讓人看到了中共"共克時艱"的一場實戰，即為了維持穩定，對任何民變都放棄軟性的"安撫"，不問三七二十一，一律視之為"匪"，痛加硬剿。

查明瓮安死亡女生之死因，並非什麼複雜的技術問題。在正常情況下（比如是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只要從死者身上取樣再比對DNA，事件真相即可明白。但這簡單的問題放置在中國這缸污水裡，立刻就被攪成深不見底的一潭黑水。

三個疑凶及一個涉案女生的家庭背景，看起來似乎也不算太硬：第一，他們的靠山之級別，在中共等級制的階梯上最多也就剛登上最低階的科級而已。但中共崇尚官本位，在一個邊遠縣城裡，縣令之威勢等同君主，中國歷來就有"破家縣令"之謂，今天依舊如此。第二，疑凶與涉案女生似乎也並非"縣太爺"直系子弟，只是子侄而已。為什麼官員要如此護衛這些不肖旁支子弟的惡行呢？

要解釋第二點，必須從中共的官場文化談起。中共官場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流行一段話：反貪抓的不是貪得最多的，也不是最倒霉的，而是不長眼的小氣鬼。只要上送三級，保準沒事；看一個官員有沒有本事，不是看他貪污的數量，而是不管貪多少都不會出事。

這段話其實涉及到官場的保護傘問題。所謂"上送三級"，指官員為了自己的安全，除了買官費用之外，還得上交（包括越級上交）"維持費用"，將上級都編進自己的關係網中，否則出了事沒人保。只要手中有權，貪污人人都會；但是否有本事編織關鍵時刻用得著的"關係網"，罩住自己，那才算是真本事。中國許多鬧得驚天動地的冤案，其實最初那個死結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官或者鎮官打下的，但由於一層套一層的政治保護關係，一些案情簡單、是非曲直也很明白的案件最後被打上不少死結，牽扯糾纏，無法解套。這幾年鬧得沸沸揚揚至今未見雪冤的黃靜案、高鶯鶯案莫不如此。

從官員本身來說，除了部分不可救藥的糊塗蛋之外，即使自身品行不端的人，也大都願意子弟成材，這是他們用各種灰色收入將子弟送往海外留學的動機。他們當然更不願意子弟的惡行影響自己的烏紗帽，將自己弄錢的"本錢"給折騰光。但中國黑暗的官場文化卻使他們衛護子弟惡行成了必須。

比如，貴州瓮安那些未公開出場的官員護衛旁支子弟，與其說是為了親情，還不如說是為了面子與"罩得住人"的官場聲望。試想想，這些官員在地方上混，完全靠的是一張關係網，上面要有人保護自己，官員本人還要保住下面各種各樣託庇於自己的人。一旦連自己的子侄輩都罩不住，不僅是面子往哪裡擱的問題，還有個人心離散的問題：上級覺得你這人能力不行，連自己家裡人都管不好，出了點事就罩不住，說不定哪天會連累我，不能再與你沾邊；而各種託庇者也會想：你連自己的親侄兒外甥女都保不住，看來後臺也不太硬，我再往你身上投資，只怕是錢會打了水漂。而且，就算是這次大義滅了親，今後在升遷時，有人會利用這點說你管教子侄不嚴，曾經如何如何。一通利害帳盤算下來，什麼死者的冤情，事件的是非曲直統統被放置一邊，只考慮如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於幫忙化解的人有的是，關係網上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下級都會出馬，保上司即保自己。

高高在上的周永康、孟建柱們支持瓮安地方當局的鎮壓，倒並非他們與隔了多少層的瓮安某官有直接的利益瓜葛，更主要是出於"穩定"與"共克時艱"這一大局的需要。這種事情要是查下去，不知會扯出多少見不得人的事情。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最後是利用了浙江京官與湘軍派系的矛盾才得以雪冤，但卻引發一場官場地震，摘了包括兩位督撫在內一百餘位官員的花翎頂戴--中共如今正要凝聚黨內人心"共克時艱"，怎能拿官員利益不當事？幾條草民的命，怎比得上"穩定"大局重要？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