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4月13日），我與在南京的鄧伍文先生、景凱旋先生等同志小聚，席間，談到"西安事變"，甚歡。鄧伍文先生是中共黨史專家，目前供職於江蘇電視臺，鄧先生有一言必將傳世，"搞國家民主，很關鍵的一條是憲法得保障反對黨的自由。"
景凱旋先生是南京大學的教授，日前才有一文問世，得世人矚目，即南方都市報發表之檄文《民主政治成熟需要六十年？》。景先生所言"民主從來不會造成社會的安全問題"，相反專制才是中國動亂的本源，此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慼慼焉"。其餘諸君恕我不一一介紹。席間諸君新聞界、史學界朋友較多，所以必然談到對史料的收集、披露和分析等方面的技術問題。
談到兩岸關係和國共關係的時候，我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西安事變是中共策劃的，目的並不只是逼蔣抗日，而是逼蔣不剿共。因為從事後的事實看，蔣公一直在焦土抗戰，而中共卻始終在保存勢力"。不料我的這句話引起了大家的高度關注。鄧伍文先生是中共黨史專家，他還特別是西安事變史的專家。於是，鄧伍文先生對大家介紹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威廉亚洲官网 研究成果。他也從多個角度，論證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的事實。
現將我收集整理的西安事變"不為人知"的史料提供給大家。目的在於告誡中共，我們要說真話，不要忽悠人民！目前中國當局所修之西安事變史，認為西安事變是張學良"自行"發動的，中共並不知情。例如，中共黨史這樣定義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逼使蔣介石聯共抗日，後在中國共產黨積極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下，蔣介石答應抗日要求，事變獲得和平解決，推動並實現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中國由此實現了從國內戰爭到全國抗戰的轉變。
最近發現的張學良東北軍司令部准尉司書、一等錄事湯寶田的日記裡也有張學良"好漢做事好漢當"的記載： "十二月十二日，十月廿九戊辰，晴。外面槍響了，接連機槍聲、手榴彈聲，滿城都是槍聲，及天大明，聞宿舍之西附近槍聲最密，余等見楊虎城部下兵士正圍剿省會公安局......蔣委員長聞變無法逃脫，由一衛士用肩將蔣頂出牆園，避至山上小洞中。衛兵營第一次搜山無蹤，第二次搜山被一小兵見著，蔣的衛士尚欲開槍射擊，被蔣阻止。搜山的士兵將蔣圍住，一面報告長官，長官即赴此第一看，果是蔣委員長，連忙招呼部下敬禮。此時蔣足下光著襪，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沒有了。大家請蔣下山，用汽車一輛，護送到西安皇城內楊虎城處。下午一時許，洛陽飛來飛機七架，盤旋偵察數遍。"
"......下午六時，張副總司令召集全部職員在大禮堂訓話。大意謂：今天事變情形，大家須要知道，我自從入關跟隨委員長繳共，我的軍隊有十幾萬，始終服從他的命令。到現在，我的軍隊損失幾個師，(蔣)口說給我補充，結果仍然是我的軍隊愈鬧愈少。在九一八發生後，我就主張抗日。蔣的命令不許抗日，我只得退入關內，希圖將來恢復。前天我當面要求蔣，請你不必繳共，抗日是大事。蔣當時對我大發脾氣而特發脾氣，......我與楊虎城來他一個兵諫，將蔣委員長暫時扣留此地，......如其堅決不允，兵諫是我做的，罪名該我頂受。我也必須親身護送蔣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發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謂好漢做事好漢當......"
兩週之後，1936年12月25日，湯寶田的日記中最後一次記敘張學良："下午4時，張副司令共送蔣委員長至洛陽......張副司令臨時留手諭作為遺筆，本部用鋅版將副司令親筆所書之遺筆手諭翻印，凡總部大小職員均贈給一份作為紀念。" 另外， 1989年春天，張學良在臺灣會見華裔旅美學者唐德剛的時候，談到了發動西安事變前是否與中共溝通一事，他說："西安兵諫，事前我沒有同共產黨作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沒有人向他們通風報信。捉了委員長以後，形勢變了，南京大兵壓境，內部眾說紛紜，有的部隊紀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問策無人，這才電請共產黨的周先生到了西安。這怎麼能說我是上了共產黨的當呢？又不是他們攛掇我捉的委員長。我這個人可能什麼都不好，但有一條，我不撒謊，不做對歷史不負責任的事。"
以上所列三個文件，一是共產黨說不知情，二是東北軍錄事文稿說張自言"好漢做事好漢當"，三是張學良本人事後陳述，皆說張學良之西安兵諫與中共無關。那麼，"好漢做事好漢當"，是不是"一人做事一人當"呢？張學良在1936年到底是什麼身份呢？我列舉兩個史料，供大家思考：
一是，前蘇聯公布的一份共產國際文件，這一文件最早公開於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彙編》一書中。這份文獻是1936年8 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一封電報。電報中提到："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中共）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黨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 也許大家要說，這樣一份來自共產國際的表示擔憂的電報不能證明張學良的身份，好，那我再提供一份文件。
我們還發現了一封1936年夏天張學良寫給周恩來的親筆信，信中將周恩來、甚至劉鼎(共產黨派往西安張公館擔任聯絡員的地下黨員)均稱為"同志"。另，張學良在1936年6月底通過劉鼎向中共中央申請入黨。6月30日，劉鼎將此一情況電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報告後，當即就作出同意決定。因當時中共屬於共產國際領導，7月2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洛甫（張聞天）將此決定正式通知了共產國際。遭遇共產國際否決後，中共中央不顧共產國際否決意見，決定其為中共黨員。
我們再來看看1936年西安事變前與張學良接觸的中共人員到底有哪些？
第一、李克農，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面對張學良的剿共部隊，李克農奉命聯張反蔣。李克農決定從一個特殊的戰俘為突破點策反張學良。這個人就是高福源，高福源是張學良的親信，曾擔任過張學良衛隊營的營長，深得張學良的器重，後被提拔為東北軍"尖子團"的團長。經李克農工作，高福源表示願回去做張學良工作。臨行前，李克農向高作了交代，要高不可泄露受中共派遣，先用個人身份試探張的態度，如果張有意，紅軍即派正式代表前去談判。高見張後，張表示願意談判。高隨即重返瓦窯堡，向李克農作了詳細的報告。中央決定委派李克農為中共正式代表與東北軍談判。李克農一行四人1936 年2 月21 日從瓦窯堡出發去洛川與張會見。1936年3月初，張學良在洛川與李克農會談中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當負責、但不是聲名顯赫的人常駐西安，以便與他和各有關方面進行聯繫。中共中央決定派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長闞尊民，化名劉鼎來到西安張學良駐地。3月20日，劉鼎和張學良第一次接頭，此後多次在金家巷等處密晤張學良。
第二、周恩來。1936年4月9日，周恩來、李克農、劉鼎與東北軍張學良在陝北膚施舉行會談，雙方達成國共聯合七項條件。張學良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願意參與醞釀此事。還答應可使駐陝甘的東北軍為紅四方面軍北上讓路。5月12日，周恩來再次趕到膚施和張學良舉行了第二次會談。
第三、劉鼎，原名闞思俊，字尊民，1924年經孫炳文、朱德介紹加入中共。1926年赴莫斯科，學習馬列主義、軍工技術與理論。1929年秘密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長（科長為陳賡）。 4月10日，膚施會談結束後，劉鼎隨周恩來等一起返回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中央根據周恩來提議，決定任命劉鼎為駐東北軍的正式代表，準備隨時充任中共中央與張學良聯繫溝通的橋樑。劉鼎於4月26日返回洛川，向張學良遞交了周恩來的親筆信："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訂各事。寇深禍急，渾忘珍域，率直之處，諸維鑒察。" 劉鼎被張學良聘為隨從軍官，以"劉秘書"的身份在張公館住下。此後，劉鼎具體負責中共中央和以張學良為首的東北軍的聯絡工作。劉鼎在洛川張學良臨時行轅期間，不斷以密信的方式，把他所瞭解的張學良思想變化及東北軍的近況隨時告知中共中央。
1936年6月底，張學良漸漸萌發了加入中共的念頭，他通過劉鼎向中共提出了加入中共的申請。中共對張學良的政治要求極為歡迎，中共在電報中稱張學良為 "同志"，張學良也在信中稱周恩來為"同志"。7月初，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曾就此事請示共產國際，並表示"擬許其入黨"，但遭到共產國際的否決。後中共中央一再爭取未果，這樣，張學良成為了未經共產國際同意的中共黨員"同志"了。成為"同志"以後，劉鼎和張學良抓緊在東北軍中建立起秘密核心組織--抗日同志會。劉鼎擬寫了章程，經討論修改後進行秘密宣傳和籌備，張學良、劉鼎、劉瀾波等15名志願入會者於9月初正式成立抗日同志會。西安事變前夕，抗日同志會在軍中發展會員70多人，形成骨幹。西安事變爆發後，張學良請劉鼎立即電告中共中央。劉鼎即代張學良起草致中共中央的邀請電，電云：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請派代表前來共商大計。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紅軍總部所在地保安後，紅軍將士無不為之激動不已。有人高喊"是向蔣介石清算血債的時候了"；也有人主張將他拘禁起來，作為人質，迫使南京方面抗日。但是， 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稱張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甚至把西安事變同親日派首領汪精衛聯繫在一起。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也稱張學良的"叛變"可能會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統一，不僅給南京政府，而且給整個中國人民都將帶來危險。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則著文斥責張學良為 "叛徒"、"強盜"。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還專門向孔祥熙表示，蘇聯政府與事變無關。不僅如此，斯大林還親自草擬了電報，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應該首先瞭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斯大林還解釋說，張學良份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並要求中共立即無條件釋放蔣介石。
從斯大林的這個電報裡，可以看出中共當時的思維遭到了蘇聯的猛烈批判。一時間，中共從興奮中冷卻到了極點。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朱德等人在毛澤東住的窯洞裡開會，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經過幾天的思索，中共中央領導人統一了認識。即"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即以聯合抗日的名義"不再剿共"。同時，中共擔心蔣介石失約，還派博古（秦邦憲）到西安，帶來了中共中央關於釋蔣必須在和談協議上簽字的指示。但是，蔣介石拒絕簽字。對張學良來說，他所肩負的勸蔣、逼蔣聯共抗日的使命已經完成，西安事變的初衷已經達到。他認為蔣介石這種"中國式"的妥協已經足夠，如果再糾纏簽字之類的保證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會破壞和談氣氛，甚至引起內戰這樣的不良後果。遂決定25日下午親自送蔣返京。事後，毛澤東曾指出："西安事變，劉鼎同志是有功的。"
最後，我再交代一個史料，1993年4月，張學良將自己培育多年的"愛國號"蘭花託人轉交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竊以為張將軍是在表其"愛黨"之心。2001年10月15日，張學良溘然長逝。不知道我提供的這段歷史何時才能被中共寫進黨史。但是我知道，如果中共繼續這樣不喜歡"說真話"，那麼謊言仍將繼續。
中國新民黨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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