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留給改革的時間不多了-- "兩會"後的中國
自去年中共十七大以來，我已不大發表時評，今年"兩會"期間也是如此。有朋友問起個中原委，我自認對中國政改"話已說盡，事無可為"；即便再言，猶若"知其不可而為之"。變法：永遠的歷史悲愴
溫家寶在會議結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引用了一句名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媒體上一片叫好聲，我卻感受到一種莫名的悲涼。以王安石自命，可誰又願意當宋神宗？舊體制的強大慣性，會令一切革新方案變味，王安石銳意改革，最終竟搞到民不聊生，就是一個著名的悖論。
從商鞅到王安石，從光緒到胡耀邦、趙紫陽，歷代改革者的命運都是悲劇性的；體制內的非秩序更迭，在前蘇聯陣營及中國不乏先例，"胡溫新政"會不會重蹈歷史覆轍？天變（自然災害）、祖宗（僵化的意識形態）和人言（來自左、右陣營的抨擊），恰恰反映出當前政治體制改革的困境。甚至有學者斷言"改革已死"，中國已進入"後改革時代"。
改革的最大敵人：執政黨自己
1949年的革命和社會一體化整合，消滅了傳統的民間社會和地方自治，將黨的管制滲入社會的每個細胞，並毫無節制地自我複製。"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車輪未能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結果不但造就了勢力龐大的特殊利益集團，也從官僚體制內部形成了與之配套的權力尋租機制。
政治體制改革的悖論在於：改革阻力來自共產黨內部，最大的敵人是自己。目前從中央部委到省地市縣乃至基層，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們不僅還相互博弈，也在與中南海博弈。體制內耗嚴重削弱了執政能力。
今春的大雪災，也是歷年積弊的一次總爆發。《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此未有絲毫檢討，呼喚多年的"陽光法案"繼續擱置，說明利益的堅冰難於打破。
在體制內阻力重重的背景下，改革須爭取人民的支持，與民間的互動尤為必要。政改應以建設公民社會為目標，既要改革也要開放，沒有公民起來監督，政改就只能是一種體內循環，關門改革不會成功。
大部制：難脫尾大之局
在君主專制時代，百姓只須供養一家一姓的政府，如果這種血酬供養超出了負擔的極限，就會發生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當今中國是名列世界第二的重稅國家，納稅人同時負擔執政黨和政府兩套班子的運轉成本，是歷史形成的"中國特色"，負擔比歷代王朝還重。
本次"兩會"上，高調出臺的"大部制"，目前只收得28-1之效，且必將繼續遭到官僚體制內部的頑強抵抗。從歷史上看，國務院自1951年迄今已實行了十次改革，機構編製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地循環增減。"大部制"只是行政體制改革的舉措，無法替代政治體制改革。
沒有憲政監督的"大部制"，前途無非兩種：一、形成更為集權的新壟斷；二、像以往一樣無疾而終。兩者都改變不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尾大不掉之局。
"兩會"及民主黨派：有虧監督職守
根據1949年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十三條之規定，政協是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代行全國人大職權。《共同綱領》是共和國立國的法理依據，但全國人大代表的產生方式至今仍是"遴選"，顯然有悖建國共識。當今政協也是一個地位很奇特的機構：號稱統一戰線組織，既是政權的一部分，又不是權力機構，究竟是"org"還是"gov"？半個世紀以來，"兩會"尸位素餐，未對政府實現有效監督，顯然有虧職守。
"兩會"期間，某些民主黨派領導人會見記者時牙牙學語，稱中國不能搞多黨競選、三權分立、兩院制，實在是數典忘祖。民主黨派創建時的理想，是反對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憲政，與中共合作也是基於此種共識。歷經多年改造後，其政黨特徵早已消失，只是作為附庸延續至今。既然不講民主，又何必自稱民主黨派？當前若搞全民直選，估計中共還能挾政治資源當選，但花瓶恐怕無以為生。
民主憲政：一張未兌現的支票
常有人將中國社會與清末類比，將改革開放比擬洋務運動，把胡趙下臺比做戊戌變法失敗。當今的內外環境，與一個世紀前明顯不同，但也確有某些相似之處。觀看今年的"兩會"風景，不免又令人想起"預備立憲"和"皇族內閣"。
我一直將中國的近代史視為一場改良與革命的賽跑，在清末的大賽場上，最終革命跑到了前頭，改良的一切設計，在武昌起義槍聲響起後成了廢紙。
中共的民主憲政承諾，是抗戰結束前開出的遠期支票，超過一個甲子仍未兌現。當今中國社會缺乏誠信，要從毛澤東開始問責。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被長期擱置；有中共元老聲稱政權是2000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顯然是一種血酬史觀，沒有跳出王朝更迭的週期律。
贏家通吃不可能永遠持續。君主立憲設計的高明之處，是在承認"萬世一系"的前提下，用憲法限制君主權力，改為依法永享血酬。近年所謂"黨主立憲"之說，也是主流學者為維繫一黨執政地位所做的政治設計。
突發事件：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腐敗也是一種歷史動力。解體是從內生腐敗開始的，當腐熟到一定程度，偶然的外力觸發，也可能導致突然的崩潰。
中共在野時是革命黨，也是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的黨；而現在最不能接受的，恐怕就是革命和共產。近年執政黨內有"不反腐要亡國，反腐會亡黨"的深憂，沒有民意選舉的背書，現政權的合法性主要靠經濟增長維繫，一旦經濟崩潰，合法性就不復存在。而腐敗恰恰是寄生於經濟命脈上的血瘤，伴隨著宿主的成長而無限膨脹，現已到達危險的臨界點。
以2008初春的天災為起點，物價飛漲，股市狂跌，"胡溫新政"進入了高風險時期。"兩會"期間出現了突發事件，而危機處理機制卻僵化如故，喚起了國人對十九年前歷史悲劇的沉痛回憶。
機構可改政治不改，內部小改外不開放，政治體制改革仍在螺絲殼裡做道場。按中共智庫人物提出的時間表，全民直選要到2040年才能實現。可是歷史的進程，往往不以個人或團體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漸進式的理性改革前景迷茫，體制在權力與財富的慾海中沉浮，臺灣大選的話題持續發酵，毛澤東的幽靈四處遊蕩；歷史留給政改的時間，恐怕不多了......
2008年3月22日 北京風雨讀書樓
──《觀察》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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