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矛盾•革命
中國的改革開放，照中共的改革頌歌描述的那一個"春天的故事"，是在1979年和1992年，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先是畫了一個圈，後來又寫下詩篇，結果春潮蕩起，萬象更新。實際情況當然複雜得多。先是在1978年年末，宣布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為革命行動，而中共的會議上不同的聲音相互激盪，民間的不同聲音也吶喊起來，改革開放的決定才終於脫穎而出。春天的氣息是從冬季出現的，但是不久，還是那位老人，祭出了"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改革開放的緊箍咒，結果，到了後來的那個春夏之交，走到了夏季，就要用"武器的批判"來對付不同的聲音──對中共保守派而言可怕的是，不同的聲音不僅出在民間，也出在了高層，出自於中共自己那時的那位開明的總書記。
於是，寒冬的氣息在夏季裡出現了。政治緊箍咒高奏之下，推動著從"有計畫的商品經濟"向"有市場調節的計畫經濟"倒退過去。搖擺持續了兩年多，保守派在得意之中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也使那位老人忍無可忍。他先到上海講話，未能造成大的影響，又再續"南巡"之旅，一路講開去，多次說了重話，才終於扭轉頹勢，進而為市場經濟開闢了道路。
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似乎在呼喚毛澤東、師法朝鮮、古巴的方面還算是堅定，而對那位老人就複雜得多，他們要隆重紀念改革開放30週年，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胡總書記看來是要堅持其改革，但他只是在內部講話中全面否定"文革"，鼓動思想解放的事情，則多是由新任地方要員出面，特別是新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政治局委員汪洋，以及由其高層智囊如施芝鴻等人來撰文配合，他自己卻還沒有顯示出絲毫的"殺出一條血路"的氣魄。
也難怪，現在不同的聲音很多也很大，不是大政治家，就很難擔起重振改革開放雄風的大任，而"集體領導"的格局又尤其方便人們玩弄勾心鬥角的權力遊戲，政治侏儒在其中要脫胎換骨談何容易。
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習慣於對人們的思想"畫圈"、唸咒，習慣於將其散發著專制氣息的貨色包裝為"馬克思主義"並作為思想教條，連"解放思想"也只是它的政治工具而已，是試圖把人們的思想"解放"到它所希望的那個樣子。不過即使是這樣，解放思想畢竟是一件好事而確有其必要，而解放思想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正視現實社會裏現實的矛盾。
△國有，私有
改革開放將近30年之際，讓人感覺振奮的是，農民再次有了動作。黑龍江省富錦市數萬農民和陝西省原三門峽庫區數萬回遷農民公開宣告其土地所有權，很快地，據說江蘇、陝西、成都、天津等地的農村都有響應。在理論上，中國共產黨面臨著重大的考驗──它是否真的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以人為本"，是否真的嚮往"和諧社會"，它如何回應農民，要在實踐中檢驗。但是在現實中，人們都明白，農民們的此舉，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受到壓制乃至鎮壓則確定無疑。不過，從長遠來看，這一進展畢竟有重大意義。其實，農民對"集體土地"的"包產到戶"之承包要求，自1950年代中期合作化改造之後就已出現，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到承認，其間經歷了20多年，而土地所有權更為根本──要使土地真正集體所有，或者恢復為農戶私有，可能將付出更多的努力。
誠然，按中國的法律，農村土地為集體土地，而集體化的名義上的依據，是農民自願。農民不自願了，應該可以隨時收回，但現實中不能收回，就意味著"集體化"是假，其實質為國有化。為維護現行土地制度，人們總是辯護說，土地一旦私有，農民將失去土地，但是在現實中，真正使得農民在失去土地時缺乏反應及交易能力的，正是現行制度將土地實質上視為國有土地。
改革開放30年，矛盾就是這樣在過程中顯露出來：國有體制扭曲著改革，阻礙著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在人們反思計畫經濟，力圖使企業從傳統體制下"鬆綁"的同時，國有體制自身發展的強大慣性並沒有消失。一夜之間，城市土地被修訂的新憲法規定為國有土地。社會當時毫無震動，幾乎習慣於"無產階級"意識束縛的人們並沒有覺得失去了什麼，直到差不多十年後，城市土地國有的意義才漸漸地顯露出來──城鄉土地都成為中共政權控制之下的國有土地，在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社會的過程中，意味著巨大的現實利益。
改革開放走了十多年，才迫使中共正式接受市場經濟，然而它還是堅持著要給市場經濟戴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這當然不僅僅是出於意識形態的需要，實際上更是現實利益的需要，對應著現實的國有體制支配格局。
表面上，國家權力在讓步，在退卻，"政企不分"體制有所改變，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作為改革的"增量"成為改革進展的象徵，而經濟短缺陰影在消退、價格市場化在進展，也證明著市場經濟確實有所發展。
不過，國有體制具有彈性，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傳統的。允許土地私有，允許土地交易，是中國專制社會的一大特點，而儘管市場的"動脈"、"靜脈"系統在官府壓制下難以發展，其"毛細血管"系統卻相當發達，則是又一大特點。由此，中國專制社會因為其彈性而具有著"超穩定性"，為世界所矚目。
到了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時，依其新民主主義綱領而發展市場經濟、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本來有可能早日突破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束縛，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不料，新民主主義在中共領袖毛澤東手中只是取得政權的工具，一旦得手就立刻將其中斷，改弦更張，轉而開展其"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在1950年代中期將農村土地實質國有化，1980年代初期完成城市土地國有化，國有體制積聚起了空前的支配力量，到1990年代中期以後終於顯露出來了。
這時，它看來是具有著更大的彈性。它容忍了改革開放，容忍了市場化展開，容忍了私有經濟和資產階級通過"增量改革"而再次出現，甚至逐漸地顯示出胸懷，大方地與它們作交易，開展競爭與合作。
於是，中國共產黨信心十足地向世人宣揚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藉助於改革開放，中共終於成功地賦予國有體制以新的面貌。它當然還是要堅持改革，因為它的新的輝煌是在改革中實現的。
今天，人們或者為改革的成就而歡呼，或者痛斥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及"市場化導向"，為改革的扭曲或蛻變而憤怒，這時，基本的現實，則正如陳志武所指出，"國家政策、行業准入、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機會對國企的絕對傾斜，讓國企完全壟斷石油、能源、電力、通信、金融、交通、郵電等行業，它們有著國資委作為最直接代理，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和法院體系，也就是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面支持"。改革開放的大潮，市場經濟的大潮，在衝擊著中國社會，但是，洶湧的波濤拍打之下，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中國社會基本的經濟－政治結構，在與時俱進地巍然屹立著。"改革攻堅"喊叫了多少年，至今還只是一句口號而已，反倒是，改革的共識據說已經消失，改革據說是死了，人們要為改革送葬了。
從全球來看，上個世紀出現過"計畫化"之後，下半葉出現了市場化浪潮，市場經濟全球化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有了很大發展。然而，發展當然不可能是線性的發展。近年來，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內在矛盾逐漸表現出來，其阻力也相應地增大，某種全球國有化的趨勢似乎正在取得勢頭。這是"否定之否定"。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遭遇困境，進入低谷，並不令人意外。
不要以為官方的說教只是說教而已。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裡。它的背後有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為強大支撐。社會中沒有多少人還信仰"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或者，堅定支持改革的人也在減少，這其實都無關緊要，關鍵是，這種支配地位是實實在在的。
只是，要命的地方也在這裡。中國共產黨政府竭力維持其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竭力在市場經濟展開之際在它的身上刻下自己深深的印記，這樣一來，同樣不可避免的是，市場交易的規則就深入到權力的骨髓之中。與《共產黨宣言》對共產黨之黨性的規定截然相反，中共本身已經蛻變為有著"特殊利益"的政黨，它的這種"特殊利益"與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尖銳地對立，而在它的羽翼之下，大大小小的權勢集團神氣活現，它們體現著中共的雄厚實力，同時也在敗壞著中共的體質。
辯證法是無情的。免費午餐不是市場經濟的邏輯，維護國有體制也同樣需要成本，操縱、經營國有資產的權勢者們理所當然地要求回報。於是，就在國有體制顯示其實力的同時，體制性腐敗已經成為不可遏制的普遍趨勢。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所有的"國有資產流失"，都與權力的黑幕操作密切相關。
回過頭來看，1988年，當改革十年之際，華生等中青年學者總結改革的過程時已明確指出，"經濟和社會混亂是在全民所有制內部引入市場機制（即分散剩餘的職權經濟）的必然結果。市場本來就是產權的交易，沒有產權而推行市場化改革結果只能演變為普遍的化公為私和爭奪經濟剩餘"，"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質是要建立起公民權利對行政權力的制約"。現在，人們似乎普遍地痛恨"化公為私"，但是，一部《物權法》，還是遭遇到強大的阻力，反對者手中的旗幟，正是所謂"社會主義"。中共清楚地看到立法保護物權已不可避免，而"社會主義"卻又正是它用來控制市場經濟的緊箍咒，就不免尷尬。
在市場經濟階段上，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對私有製作道德的批判，可以認為它是"萬惡之源"，而它在現實過程中的合理性卻在於，它對權利提供實際的支撐，使人們可以同權力抗衡，可以在權力的面前保護自身的權益。私有制有其不合理性，然而經過它自身的充分發展，才有可能在生產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經過揚棄，實現未來社會所謂"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語）──否則，就只有將所有的希望都寄託於國有化，導致新的專制。按馬克思的看法，在市場經濟階段上，才可能逐漸地形成那種"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市場經濟的現實性，它的合理性，它的一切的秘密，在於私有制支持的權利和自由。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政治的制約，才能縮減私有化對社會公平的損害，而中共頑固地抵制民主政治，為維護國有體制利益而維持產權模糊的狀態，就只能扭曲私有化的進程，扭曲成現在人們面前的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要將一切都侷限在一個國有體制支配之下相對狹窄的範圍內，其形象比喻即為"鳥籠"，簡直維妙維肖，是以其"特色"抗衡"普遍"，以其"片面"抗衡"全面"。它這樣辛辛苦苦地努力，還要開動宣傳機器，證明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不懈地表揚自己，不斷地壓制所有的不同聲音，而它是否能夠成功，很遺憾，最終並不決定於它本身及其意志。
△集權，分權
近年來，對中共有一種說法，即所謂"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
看來，這是一種特殊的無政府狀態，也許，它正是現實階段上基本規律的特殊表現。
還記得，恩格斯在論述資本主義矛盾時說過，"社會的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馬克思學說認為，這種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癥結，而未來社會經濟的特點，則是社會對生產的有意識的調節。馬克思等人指出了出現這種調節的必然性，卻沒有規定它的具體施行，因為那只能隨著社會實踐而解決。
但是，中共在市場經濟發展不足的社會裏實踐其"社會主義"，實行計畫調節成為當務之急，麻煩的是，現實經濟還沒有為此做好準備，於是，中共的理論家就來動手"發展"馬克思學說。他們硬說，馬克思學說規定了建立某種中央計畫機構的必要性。當然，他們簡直難以想像馬克思恩格斯所謂"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在他們的意識裡，一個中央機構支配一切，社會組織如同機器的部件，個人則作為機器的螺絲釘，根據統一號令各司其職，在本職工作中發光發熱，才是理想社會的狀態。
中央計畫經濟無法根除商品經濟，但是它力圖以其行政計畫取代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價值規律，但是，市場經濟下的社會本質是企業的社會，而中央計畫經濟強行將企業變為車間，將企業家更換為企業幹部，整個經濟因為缺乏企業的活力而趨於僵化。
毛澤東意識到僵化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他不懂市場經濟，不瞭解企業活力為何物，不知道自由企業是工商業社會的生機所在。他看到的僵化是行政體系中"中央與地方"關係的僵化。他力主反對官僚主義，力主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他的《論十大關係》論述得很生動，對"生產單位"的"獨立性"也有所觸及，但淺嘗輒止，無法展開論述。
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分權是極其重要的發展，改變著傳統中央計畫指揮一切的格局，但是它終究受制於政治改革的滯後，受制於政府權力對市場運作、企業成長的控制。
分權改革釋放了地方的積極性，使得中國經濟呈現出某種"分步式"網路的狀態。分步式技術以網際網路發展最為典型，其龐大的虛擬空間並沒有一個所謂"中央機構"，不會出現攻擊中央一"點"而使整個網路癱瘓的狀況。實際上，馬克思學說所謂"社會調節"，不是依賴於某一個中央計畫機構，倒更可能是類似於網際網路式的網狀結構狀態，社會調節通過社會網路本身複雜的相互作用而實現。
分權作為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其良性發展取決於企業社會的發展，取決於政治改革的支持，否則，以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央政府的若干計畫、監管機構，加上數十個乃至成百成千個地方計畫機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滿懷激情地都插手於建設項目，"宏觀調控"成為中央與地方博弈的新形式，釀成一種新型的特殊無政府狀態，其最糟糕的後果是，民營企業的建設項目則往往成為"調控"的犧牲品。
中國的中央計畫經濟落後於蘇聯，體現為計畫技術較差，行政命令較為突出，而長官意志尤為突出。長官意志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現，時常突破行政計畫控制，成為計畫經濟下無政府狀態的特殊形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計畫的控制性降低，甚至將五年計畫改為五年規劃，但是，中央部門與地方的長官意志如百花齊放，以政績為其依據，以造福地方為其合理性，成為"中國特色"市場經濟中無政府狀態的特殊形式。分權改革，理所當然以權力制衡為其前提，沒有制衡狀態下的分權，當然就走向反面。
同時，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通過分權而使聯邦制有一定發展，是合理的趨勢，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也有根本性的實際意義。然而，這就更涉及到政治民主的發展，也更是觸及到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本性。
可以說，無政府狀態體現著市場經濟的本性。個體、企業的自由發展，是經濟活力的源泉，而子系統的"最優化"導致系統的"次優化"，則推動系統本身發展其調節功能。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視未來社會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社會，實際上正是依據市場經濟的發展狀態，因為未來社會是孕育於市場經濟之中。
地方政府為其政績而表現發展熱情或發展衝動，在宏觀經濟層面呈現無政府狀態，其中的癥結，在於政治改革嚴重滯後。中國各級政府插手市場、插手企業事務而導致出現特殊的無政府狀態，表明權力為其利益而扭曲市場經濟，而市場經濟的邏輯則反過來也扭曲權力本身，迫使權力為其表現出無政府狀態之本性，使得"宏觀調控"成為權力本身的博弈過程，使得權力之間處於相當普遍的矛盾衝突之中，"失控"與"失序"乃至各種希奇古怪的事情越來越成為社會中常見的現象。
△改革，革命
中共把改革開放引到了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軌道上，使得一些人對改革失望。按梁京的說法，"革命死了，改革萬歲"代表著30年前人們的心情，現在人們會響應"改革死了，革命萬歲"。
非此即彼，如今，大概很少有人會堅持"改革死了，改革萬歲"了。
面對著政治改革的必然趨勢，中國共產黨表現得保守、頑固，這樣，它就在為自己準備革命的形勢。看來，它是會頑強地這樣做下去，到哪一天，它也許真的會逼出一個革命來。不過，即使哪一天推翻了中共的專制統治，可能也還會出現新的問題。中共走上延續國家專制之路不是偶然的，未來或許會有新的政治力量來重複中共的事業。應該看到，否定改革的呼聲來自多個階層，扞衛"社會主義"旗幟獲得了廣泛的支持，而這正是中共統治地位的現實社會基礎。
相比之下，改革的路很難走。改革之路沒有走通，過程中的矛盾展開，實際上走成了令人不能滿意的樣子，於是就放棄改革，再度鼓吹革命。也許，這是中國人的老習慣。據說，是因為老蔣專制而不民主，就要用槍桿子對付它。斯大林說，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言外之意是，使用槍桿子，比運用議會政治省事得多。中國人到現在也沒有多少議會政治的空間，即使在最有希望的香港，中共也要費盡心思將其壓制在自己的腳下，這樣，與其堅韌不拔地努力，當然不如鬧革命來得痛快。
只是，在改革的路上尚且難以展現民眾的力量，依然是權力壓迫著權利，在革命的風暴之中，又如何使得民眾展現其自主性和創造性呢？
推倒了重來，看上去的確不錯，然而，即使迎接革命已是大勢所趨，對這個革命也應該想想清楚，而且，不能不注意到的是，目前革命的呼籲還只是主要來自於個人而非政黨組織。
相比之下，中共的變化值得注意。它實際上不大在意研究馬克思學說，它對資本的姿態已經大為改變，特別是在香港，它已經毫不客氣地表明，獲得商界的支持對於它至關緊要。看上去，它還保持著"革命黨"的模樣，實際上卻已經在改革中學會了許許多多的本事，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很是嫻熟，臉皮也磨練得很厚。它很清楚地知道，它要的是權力，靠的是自己的組織，那麼，反對中共專制的人們，憑什麼來呼喚革命呢？
或許，農民們的那些舉動，就是革命到來的某種跡象，或者，這才是使改革發生變化的某種跡象。誠然，他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他們面對的壓力很大，獲得的實質性支持很少，他們只是剛剛邁出有實際意義的一步。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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