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衛方：防火、防盜、防政府

能夠到南方人物週刊和浦發銀行聯合舉辦這樣一個論壇做一個報告，跟大家進行交流，對我們來說既榮幸又惶恐。我這個人什麼都稍微明白一點，但是就是理財差了一些，我現在不怎麼讀經濟學的書，最不懂的就是理財，而且自己家裡面也一塌糊塗，我不理財，我老婆也不理財。現在錢貶值很厲害，前一段時間說股票市場很興旺，誰都去炒股，大家天天都在談論股市，我們也聽不懂，但是我老婆有一個變化，就是不到銀行去存錢了，因為現在到銀行去存款的人都被認為是傻瓜。

一個國家能不能自由，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有關係，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是以尊重自由為前提的，那麼這樣的制度是不可能塑造有獨立人格的群體的。如果有人追求自治，追求獨立，就會受到某些官方的打壓，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追求自由的人，它的命運是何等的悲慘。我們是沒有思想自由的，我們都被視為一個幼稚的人，所以一經聖人說或者某某講話，都要求你必須作出一個服從的姿態，一個奴隸的角色。

我們今天的制度不一樣了，改革開放只有30年，我們這個社會感到鬆綁了，就像某部電影裡的一句台詞："我們有一種解放的感覺"！在那之前是計畫經濟，計畫經濟實際上是建立在某種政治哲學基礎上的：由於其崇高的政治地位，他能夠理解我們每一個人的需求，他能夠制訂詳細的生產計畫，於是把所有的企業都變成計畫的一部分，結果怎麼樣？在那計畫經濟的時代，每個人的需求恰恰得不到滿足，而書本上總是說資本主義才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只有計畫經濟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要。

計畫經濟之上，必然建立一種計畫思想，思想要保持一致性，不能保持自己的獨立思想，不可以隨便發表自己的看法，要緊密團結在什麼什麼周圍，張志新只是對劉少奇被打倒這個事件發表了一點看法。最後被判處無期徒刑，又判處死刑，而且行刑前要割斷喉管，害怕她再做說出什麼。
我想當我們說起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時，可以從三個方面去觀察它。

第一個方面是國家的法律制度。我們經常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這個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這是一個結構性的要素；我們又建立起了一個法院系統，從最高法院到下邊的法院形成金字塔，這也是一個結構性的要素；我們有檢查系統，檢察院是一個法律監督機關，承擔一些特殊的使命。這些都是結構性的要素。

第二個方面，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實體性的東西，包括各種各樣的制度、各種各樣的規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年制定很多很多法律，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我們北大法學院有一位鞏獻田教授認為它完背離了社會主義，而我認為社會主義還太多了一點，所以我們在北大法學院形成兩派意見，開會的時候，他坐在最左邊，我坐在最右邊。這樣一部法律最後也出來了。

全國現在的法律文獻差不多可以用多如牛毛來形容。以前我們嘲笑美國的法律多，據說一個男孩等女朋友約會，結果兩個小時女朋友沒有來，他就不等了，到法院去起訴，但是現在我們國家的法律也越來越多了，以前這張臉沒有法律，但是現在你可以起訴了，我可以起訴你侵犯我的肖像權。法律的規範導致了訴訟的增多，導致我們權利的增長，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們也看到法律中間種種的缺陷，影響了我們的行使權利，比如丈夫不簽字，太太和孩子就死在手術台上，有關醫療救助方面的法律規定，醫生有義務進行救助，但就同樣的事情醫療管理方面的規定卻說說，必須要在場的家屬簽字才可以進行救助，法律之間產生了矛盾，似乎人們怎麼做都是違法，或者怎麼樣都是合法，這樣就構成了我們法制第二方面最重要的內容。

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個國家的法制與法律文化有很大的關係。法律文化是一個國家跟法律有關的文化，實際上是一國國民對法律的觀察、觀念、價值判斷。比如他們是不是喜歡訴訟？遇到案件的時候，有人勸大家不要去訴訟，大家儘可能少訴訟。這當然跟社會結構性有關，人們是長期穩定地生活在一起的，訴訟可能導致幾代人間的仇恨，以經濟學的角度來觀察是不合算的，是非理性的，所以大家有時候忍一忍，讓一讓，就會變成的非常自然。

當然我們說法律文化的時候，不同的文化群體對他們的法律文化會有不同的看法，法律文化會影響到法律制度的運行。比如孕婦事件，其實折射出的是生命的問題，我看了一下有關的報導，在美國發生這樣的情況之後他們會有三個醫師在一塊研究，如果認為是必須進行手術的，他們不需要家屬同意，即便家屬不同意他們也要作這個事情，當然法律要給他們免責的。所以我們如何去看待生命，為什麼計畫生育會在西方世界引起這麼大的反響，我想這是跟人與基督教的觀念有關係。

我想一個國家文化整體的狀態，最終塑造了一個國家法制的狀態。近代以來，我們引進西方許多的法律和制度，甚至也引進議會制。你會發現西方的議會整天都在吵架，這些人好像就是為開會而出生的，天天就在那裡吵，這是議會的本質特徵。英文議會翻譯過來就是大聲說話的意思，但是到了中國，議會悄悄發生了變化，我們全國人大不吵架，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這還叫議會嗎？我一直建議以後全國人大不要翻譯成"議會"了，這翻譯法是有問題的，我建議用音譯，直接譯成"Renda"，讓外國人知道咱們這個跟他們那個不一樣，我們這個是一年一度最大的Party，你甚至可以看到少數民族代表穿上節日的盛裝！這哪裡是開議會？為什麼我們引進的制度，本來是想學習西方，卻變成這個樣子？會變的面目全非？

從法律文化這個角度，現代法制社會需要怎樣的一種文化觀念，所需要的文化追求應該具有怎樣的基本內涵。第一個方面我覺得現在的工具必須要具備文化的觀念，限制國家權力的觀念，我們必須要想方設法限制國家的權力，我們不能將國家想像成父親，什麼事情都聽國家的、依賴國家，熱愛國家和監督國家應該放在同等的地位上。政府到底是什麼，政府是我們用來保障我們的生活能夠擁有更多的自由的機制。所以有這樣一個觀念說，其實我們手頭還保有一個最基本的權利，這個基本的權利就是改變政府的權利，當政府站在我們利益的對立面，變成了一種殘害我們、反過來控制我們的龐然大獸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改變政府。

這方面我們甚至還看能到這樣的例證。比如前幾年香港終審法院關於居港權的裁決，當吵得不亦樂乎的時候，金庸先生出來做調停。金庸先生曾經學過法律，但他說的話一下子讓我很震驚，他把家庭倫理用在這方面。他說香港法院的做法是典型的孫子打爺爺，他說香港政府就是孫子，國務院是兒子，全國人大就是爺爺。他說孫子膽敢挑戰爺爺的權威，這是應該打屁股的事，確實是壞事。他當然也說了，爺爺要像爺爺的樣子，孫子必須要道歉，但是爺爺不能咬著不放。後來香港法院就作了一個前無古人的判決說，香港法院無意在對香港基本法解釋方面剝奪全國人大的決定。爺爺需要有一個表態，你做了你從來不願意做的事，你說了你無意侵犯我的權威，全國人大說行行，我放你一馬吧，它不是視為一種獨立人格的，這是一個國家根深蒂固的傳統。

有一個觀念是防火、防盜、防政府。民主制度的建設中，司法獨立是我們建立法治社會首要的追求。現在的法官在老百姓的評價中間到底有多高，零點公司做過調查，每一次調查都讓人很寒心，很低，最後一次是你最信任哪種職業？最末尾的是哪一種職業？競然是法官！相比較，日本京都大學，每年也要對各種職業的信賴度做一個調查。你信賴商人嗎？回答是3%；你信賴政治家嗎？回答的是0.3%，因為政治家大家普遍都不信賴──美國有一個說謊俱樂部規定政治家不允許參與，因為政治家是比較專業的說謊家，人家本來是業餘玩玩的，政治家是職業選手，一來就沒別人什麼事兒了。京都大學的每一次調查，法官都是日本國民最信賴的一個職業。過去30年間日本只有兩個法官被追究了，我們國家每年有4千多個。我到加州，加州有一個官員告訴我們說，去年我們加州追究了兩個法官，一個法官是由於包庇親人涉案，沒有遵循迴避制度；還有一個法官在加州一個酒館裡喝酒，行為及其不端，所以被罷免了。跟我們一起訪問的湖北省高院的領導說：誰相信呀？！我們湖北省一年800多個，他加州才2個，誰相信呀？！

表現這麼好，僅僅是素質問題嗎？我相信司法獨立是非常重要的，司法獨立意味著法官與案件不是沒關係的。大家知道中國的法院現在有一點四面漏風，而且最近的五六年間有一個強烈的趨勢，就是警察權高於司法權。警察在街上一走，警車就是不遵守交通規則，有一次我坐一個警察的車大街上逆行。我說你怎麼能夠逆行，他說這段路我不逆行的話，他會懷疑我是假警車。我們的公安部長到各級法院是視察工作，後者是請示匯報。你見過哪個國家的法官向警察頭子匯報工作的？司法沒有真正的獨立性，最後導致司法邪惡，司法腐敗，我們要想方設法讓每個法官為他判決的案件負完全的責任，這樣所有的榮譽也是這個法院所享有的，如果出了問題，我們也知道誰是決策者，而不是像現在，一切的責任都是月朦朧鳥朦朧。

第三個方面要建立法治政治離不開我們政治參與的意識，政治不是跟我們每個人無關的事情。我經常被別人問到現在的北大學生跟過去的北大學生有什麼不一樣？如果問到以前的北大三角地，北大學生說三角地過去怎麼了？他可能不知道這個學校的歷史跟這個三角地有多少密切的關係。現在有一種意見是要拆掉三角地，說這裡現在都是商業廣告。三角地是這所大學政治參與的標誌符號，況且這個地方見證了這個學校非常重要的一些歷史時刻，為什麼要拆掉？學生們似乎不是特別的關注，學生就是網上掛著，天天泡著。可能我們現在高考擴招，對學生產生了非常大的焦慮，他們一腦門就想怎麼找一個好工作。以前我們並不擔心這些，這種心態的穩定使以前的大學生能夠憂國憂民，能夠談一些別人看來是瘋子才會談的話。我自己觀察，其實每個人內心裡面都有一個政治情結，只不過你在權衡他的利弊。學生也有最基本的趨利避害，但是一旦條件成熟，他們也會冒出來的。

我想社會公眾也需要關注國家的政治，這些年來許多事件，比如說廈門的PX事件，數以萬計的居民能夠走在街上；近年越來越多人推薦自己去做人大候選人。我相信這種政治參與的熱情是特別寶貴的，而且它也是能夠穩定的保障。有許多人認為穩定的政治，就是上面說什麼，下面聽什麼，其實這是最不穩定的，和諧社會天天都在罵政府。你去看英國的報紙，上面天天都在曝光醜惡的事情，你一看就會認為這個國家明天就要爆發革命，但是這個國家穩定幾百年了。為什麼會這樣？我想它的報紙起到了宣泄的作用，一個和諧社會是經常有遊行的社會，一個和諧社會裡面議會是經常打架的社會。所以有些國家為什麼總髮生內戰，有些國家為什麼總不發生內戰，這都是政治問題沒解決好，我們需要一種合理的機制解決這個國家的政治問題，這離不開我們議會的衝突，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是這樣充滿了不和諧的因素。所以一個穩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一個保障人權的制度離不開我們每個人去參與，去保證它、去推動它。

最後一點，我們還需要一點人道主義的觀念。我舉一個例子，比如聶樹斌的冤案，聶樹斌先生的母親知道她的兒子是被屈殺的時候，一次一次呼籲法院重新審理，但是法院說你必須提交判決書，你法院從來就沒有給人家判決書，你憑什麼要人家給你判決書？人可以無恥，但人不能這麼無恥。這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我相信一個國家的國民沒有尊嚴，政府很難有尊嚴；我們看民主國家，尊重人權的國家，他們的領導人會受到怎麼樣的對待，而不尊重人權的國家他們的領導人又會受到什麼樣的對待？所以張思之先生說，人權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

總而言之，憲政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儘管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曲折。我發現其實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所有人的共識。美國一位偉大的法官漢德法官，曾經在紐約的一次聚會上說到法治的根基，我用他的話來做一個我今天演講的結尾。他說："自由的根基到底在哪裡？朋友們請相信我，不要相信哪些人的說法，他們說法治要寄希望於法律、憲法和法院。不是這樣的，法律存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如果自由在我們的心中死去的話，那麼沒有法律能夠拯救它，也沒有憲法能夠拯救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