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農場（上）

有些在清河農場服過刑的「內矛」為我們描繪了清河農場豐衣足食的圖畫。一次在工地吃午飯，大家嚼著自己寶貴的棒子面窩頭，一位「內矛」侃起清河農場的可愛。他說：「我們沒有定量。送午飯的車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飽為止。我們吃白面饅頭和燉肉，或者豬肉餡包子，很少吃窩頭，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個豬肉包子。」大家聽得直流口水：十五個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豬肉餡，吃下去該多痛快！另一個「內矛」接著說：「十五個算不了什麼。我一頓飯吃過二十個。」這時第一個發言的看出大家驚羨的神情，他說：「但是你們沒有看見過我們是怎麼幹活的。一個人頂你們四五個！這裡你們都不好好幹活，我也不好好幹。不給吃飽，大家都消極混飽。」

這是我們很久以前聽到的關於清河農場的介紹，大家聽得出了神。那時誰也沒有想到竟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到清河農場去，更萬萬想不到，到了清河農場不但沒有吃到「吃飽為止」的豬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國和世界都少見的悲慘的飢荒，我們當中有些人就餓死了。

清河農場是個老農場，據說是日本人創建用來關中國人的。農場距天津約一小時的火車行程，有三四萬畝土地，原來是海灘上的沼澤地，由犯人開墾出來的。犯人們還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統和完備的防護林帶。我們到清河農場就被送到一個由高牆和電網包圍的大院子。這是清河農場三分場，後來我在這裡住了十五年，佔我全部勞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後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惡化。吃了幾年的棒子面窩頭，現在換成了蒸白薯，按糧食定量的四倍發給，即每斤玉米麵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組領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員（簡稱「夥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稱出分給大家吃。夥委是組內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公正可靠而又熱心公益的人。隊部每每召集夥委開會，由炊事組長參加，徵求大家對伙食的意見。意見提上去一般都能解決，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當然提意見要適當，不能「出圈」，例如湯不夠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乾淨，這些意見都可以解決。但誰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換成窩頭，那就是自找麻煩了。好在這時我們已經懂得什麼是適當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見都不觸犯什麼。偶爾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見不合適，夥委就會當場駁斥，不向上反映。這種有限制的民主對我並不生疏，革命大學就實行過類似的伙食委員制度。但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伙食委員。這個工作既需謹慎又要耐心，十分費力而得不到分毫的報償。每天三次給全組十幾個人分白薯，每次要佔半小時以上，夥委自己總是拿最後一份最小最碎的。儘管分得極為仔細，仍舊有人嫌不公平，說三道四，甚至拿夥委出氣，但大家畢竟都知道夥委的勞累並且從心裏感謝他的。至今我想起幾位夥委在那樣的逆境中表現的任勞任怨的精神，仍舊對他們由衷地尊敬。他門確實是些難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報紙和廣播開始經常宣傳「救災鬥爭的偉大勝利」，我們此時有了經驗，懂得報上這樣說的意思，就是全國大片地區發生了災荒。果然，這些「偉大的勝利」取得以後，我們每餐得到的白薯愈來愈少，後來蒸白薯索性換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窩頭，所謂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隨著災荒的嚴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樣化，豆桿、榆樹皮、稻草，以及別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莖都變成代食品。其他的創造還有「雙蒸窩頭」，這種窩頭和普通窩頭用料相同，卻比普通窩頭大一倍，據說營養豐富四倍。

隨著糧食定量的削減，人的體力也不斷削弱。我的定量（中等）從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減到十八斤，減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補足。為了縮短工作時間，增加睡眠時間，每日三餐改為兩餐。挖土方等重勞動停止了，我們只揀揀玉米豆，整整磚堆，掃掃場院，活動活動而已。後來我們得知，勞改農場外的人也是這樣。報紙上說這是「勞逸結合」，於是我們得知全國都在實行這樣的「結合」。當然報紙還在盡量鼓舞人們，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

我永遠不會忘記1961年5月24日這一天。

這天下午全中隊在大院裡集合，這個中隊就是七個月以前從興凱湖調來的全部人員。大家按各組指定位置坐在馬扎上，幹部站在旁邊監視，看樣子有重要事情。不久來了一位幹部，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穿便裝，隊長介紹是來自清河農場總部的幹部，到這裡來宣布教養期。大家聽了精神為之一振，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養期之前，這位幹部作了簡短的開場白，是寫在紙上的，他讀道：「我們研究了你們的檔案，做出了關於你們教養期的決定。首先必須說清楚，根據你們的‘罪錯’，對你們的處分是非常寬大，非常人道主義的。」「罪錯」是勞改幹部常用的詞，我們聽熟了。「這是因為我國的司法制度是社會主義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基礎的、世界上最先進的司法制度。我們的原則是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罪犯。我們對罪犯的原則和醫院對病人一樣，那就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應該知道，你們的處分比同樣的罪錯在資本主義國家受到的處分輕得多。特別是你們當中的右派份子，根據罪行，在資本主義國家都應該判死刑，因為你們企圖顛覆政府，而且證據確鑿！」

接著就宣讀每個人的教養期。教養期分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五個等級，一律從宣布當日算起。從一年的開始讀。我自知我的處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兩年半以下的根本沒有注意聽。果然，他讀了幾個三年定期名字以後讀到了我。大概是為了表示對我的憎恨，讀我的名字時特地提高了聲音：

「劉乃元，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勞動教養三年！」

按照慣例，聽了重要的報告以後小組要討論的。大家早已訓練有素，因此討論中（實際是輪流發言，內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擁護社會主義法制，感謝毛主席、感謝黨的寬大，今後一定努力勞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發言一次，不多不少。因為不發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說一次；由於沒有新的內容，所以一次就夠了。右派發言以後，「內矛」發言，「內矛」約佔組內人數四分之一，發言的內容是右派應該感謝黨的寬大，右派的罪錯比「內矛」的嚴重得多，必須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會為大眾的意見如此一致驚嘆不已，現在我已司空見慣，不僅不覺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練地參加這種表演，我並且懂得，這種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風暴中學會跟著官方的調子說話了。

我於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開始參加體力勞動。我理解為這就是勞動教養的開始。我勞動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養期，這三年算什麼？沒有交代。至於教養期，那是「研究了檔案以後決定的」，隻字未提根據什麼法律第幾條定的刑期。在我傾聽宣讀時，心裏已經出現這些問題，令我想起我在鳴放時提的意見：「中國需要加強法制，應該更多地制定法律，並加強法制教育。」當時動員鳴放，我才提了這些意見，接著就因為「進攻黨和社會主義」變為人民的敵人。然而現在宣布教養期的行動恰恰證明我的「進攻」是正確的。我很清楚，我的難友們人人都有同樣的問題，只是無人敢問罷了。這幾年沒有教育人們遵紀守法，但把人們教育得不說話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後，我們的教養期並沒有結束，當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許多，到時並不生效，這又一次證明「中國應該加強法制」。右派份子向黨「進攻」的內容，竟被處分右派份子的司法機關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是正確的，真是具有諷刺意味。

「代食品」畢竟不是食品。教養人員的體力不斷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鍬和鎬幹活的人已經不多了。有一次我們在一處未挖完的水渠上幹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為缺乏勞動力停工了。我們的任務是把溝裡的凍土塊抬到上面去。其實這個活可做可不做，隊長不過是找點事叫我們干而已。我和一位難友抬一個荊條筐，裡面放了幾塊凍土，重量不過七八十斤，在「自然災害」之前，誰要是抬這麼一點點是要受批評的。現在誰都這樣幹，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後，兩個抬手就放下扁擔坐下休息，帶工的隊長只能視而不見。就是這一點重量，我們也幾乎不能勝任了。我們搖搖晃晃抬著土筐向上走，我腳下忽然一絆便向前栽倒了，臉磕在石頭般的凍士塊上，破了好幾處。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擔也扔了，向前搶了幾步，立住了。這天上午的活就此結束。我的額頭和腮部擦傷了幾塊皮，竟拖了一個多月才癒合，因為缺乏營養。

誰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來到我們的宿舍巡禮一番，他一定會懷疑那裡面還有沒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裡沒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裝置。清河農場的氣溫平均低於北京3——4攝氏度，冬天沒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況一群餓得皮包骨的囚徒！我們每天下午四點鐘收工回來，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飯的東西：兩個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窩頭加一碗馬齒莧湯。吃完以後，不摘狗皮帽子，不脫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樣長，約睡二十人，每人佔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牆坐著，腿上裹著棉被，兩手揣在袖子裡，閉著雙眼一動不動，就是這樣的姿勢從下午五點坐到晚上九點，沒有人說話，沒有人開玩笑，更沒有人吵嘴，屋子裡安靜得可怕。也沒有人看書，因為沒有精神，再說二十個人用一盞15瓦的電燈泡是不可能看書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這裡靜多少，而這二十尊坐像的靜止狀態不下於二十具木乃伊，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個就是我。我閉著眼坐在那裡，聽著手錶走動的聲音，渾身沒勁不想動，要睡又睡不著。我知道時間在過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誰都知道這些，但誰也不知道我們在等什麼。

晚上九點，院裡響起哨聲，值班員喊：「點名啦！」大家從半睡狀態醒過來，才知道我們等的就是這個。我們爬下床，仍舊揣著手，手腕上掛著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聲息皆無地坐下來。隊長點名，點到誰就有一聲微弱的應聲：「有！」這聲音大得剛夠點名的幹部得知這個人還活著。過去照例點名後幹部講話，現在已經免去，點完了隊長說一句：「回去吧！」於是人們起身回去，和集合時一樣慢慢吞吞，無聲無息。接著上床就寢。因為室內和外面一樣冷，大家什麼也不脫：皮帽、棉手套、棉鞋，樣樣俱全。所以就寢的程序比較簡單，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點半起床，睡了整整十個小時。對壯年人這些睡眠足夠了，可是我還總覺得困，假如允許，睡它二十小時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漸枯竭，到這時我才悟出，何以許多墓誌銘總把死亡和睡眠相提並論。